谁在妖魔化转基因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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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自己.如何靠自己,当然要依靠先进的育种技术.但转基因争论中很难跨过的就是谣言这一关.

任何一项新技术发展起来时,都不免遭受一些质疑与非议.但从来还没有一个高新技术领域,像转基因这样,如此敏感复杂,几乎让全民都参与了讨论.

转基因的前世今生

在谈论转基因育种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农业的起源.对野生植物的驯化,是从我们的最早的农师——后稷开始的.他通过一种至今不为人知的、粗犷的转基因手段,成功地将狗尾巴草变成了谷子,为黄河流域的中国人确定了四千年的主粮.“稷”的原意,就是指这种黄色的小米,山西人至今还在吃,占了我们说的“社稷”的一半.同时代,在中国长江流域,未经王化的蛮族在收集野生稻,美洲的印第安人在驯化玉米,西亚“新月沃地”两河流域的人在创造小麦.从后稷的年始,人们就开始了对植物基因组DNA（脱氧核糖核酸）的修补——人工选择性状.数千年的育种过程中,我们的祖辈们几乎彻底改变了这些植物的基因组,或者说,将它们改造成了另一个物种；薏苡（一种杂草）变成了谷粒饱满的玉米,山羊茅在内的几种野草组合成了小麦,基本没有产量的野生稻也转变成了亩产千斤的栽培稻.

这种改变的原动力,就是经典遗传学中的遗传交换所产生的DNA重组.1953年,沃森与克里克的DNA双螺旋模型建立,标志着生物学进入了分子生物学时代.人们期待着通过对基因的了解以及人工操作,改变生物的性状.直到1971年,美国的史密斯（Smith,H.O.）等人从细菌中分离出了一种限制性内切酶,能够识别DNA双链中的核苷酸序列,在这一段序列内将DNA分子切断.有了限制性内切酶这把“分子刀”,人工的DNA重组或者基因工程从而成为了可能.切下来的DN段在DNA连接酶作用下,连接到一个“载体”上,“载体”本身也是一段DNA.1973年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柯恩将一个重组后的DNA载体转入大肠杆菌,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转基因的生物.这个事件也成为了生物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从那时起,基因工程技术几乎波及了所有的生物学领域,极大地加速了生物学的发展与变革.1982年美国批准了利用基因工程在细菌中生产人的胰岛素.1985年转基因植物获得成功,1996年克隆羊“多莉”诞生.直到现在,利用转基因技术所生产的粮食、药品、疫苗、食物,已经成为了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般将育种分为四个阶段：选择育种、杂交育种、诱变育种与转基因育种.在原始的选择育种阶段,几千年作物的产量几乎就没有大的变化.杂交育种阶段,人们通过杂交的方式,使优良的性状集中在一体,并使之稳定遗传下来,这是一个缓慢而又繁琐的过程.随后的诱变育种阶段,通过化学或物理诱变的方式,使植物的基因发生突变,产生新的性状,大多数突变是有害的,极少数有利的突变被选择出来用于育种.与这些传统的育种方式不同的是,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找到某个性状所对应的DNA,把它剪出来,然后移植到我们想改变的植物或者动物中.这就是转基因育种.

转基因的目的,与常规育种一样,是得到“优良性状”.形形色色的基因与形形色色的性状相关联.生物体内有极其复杂的调控网络.改变了基因,就改变了性状.“高产”就是一个性状,只是这个性状十分复杂,海量的基因与作物的产量有关.“株高”是一个性状,“抗虫”也是一个性状,“紫色花药”也是一个性状.性状分得越细微,决定这种性状的基因数目就可能越少.转一个“高产基因”很难明显地提高产量,而转一个“抗虫基因”却能明显地抗虫.所转的基因,既可以是来自同一物种的同源基因,又可以是来自不同物种的异源基因,例如将水稻的“抗旱基因”转入水稻,过表达以后可以提高水稻的抗旱能力；例如将来自苏云农杆菌的抗虫基因BT蛋白转入玉米或者水稻,使之抗虫.转基因技术扩大了基因的“源”,这一点是杂交育种做不到的,杂交只能在同一物种或者近缘物种间进行.当然也没有必要为此担心转基因改变物种,转一个或几个基因是不可能改变物种的.而实际上,数千年的人工选择过程中,我们已经改变了物种,现在的小麦、水稻、玉米与它们的祖先早就不是同一个物种（species）了.转基因技术对植物基因组DNA的改变,与数千年育种过程中的改变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对这一改变过程极大的加速.

近二十年来,科学家们使用现代的生物技术手段,植入或调整基因,生产出一系列具有耐干旱、抗除草剂、抗虫等性状的作物.2012年全球28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1.7亿多公顷,其中美国就达6950万公顷,居世界第一.另外还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转基因产品,转基因技术在全球的应用已经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安全性：事实与传言

转基因食物GMO（GeicmodifiedOrgani）直译过来是遗传改良,如果当初这么翻译而不是“转基因”,估计大家就放心多了.证明转基因这一产品对环境安全、食品安全有什么样的影响,显然是要通过科学的评估,而不是大众的辩论.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科学共同体早就有“实质性等同”的概念,即转基因食品与同类的非转基因食品在成分上没有区别,便认为是没有额外的安全风险.实际上,由于社会上对转基因敏感,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往往受到更严格的安全监控,反而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人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吃转基因食品的长期效应.有一种“虽然现在不能证明转基因有什么危害,从逻辑意义上讲不等同于一定没有长远危害”的说法,要求用人试吃,而且要吃50年,100年,甚至三代以上.这不是科学的实验方法,也根本无法设计完成.因为从这个逻辑出发,任何东西都不能保证没有长远的危害,因为无法自证.也不能保证非转基因食品没有长远的危害.有人会说,我们吃了几千年的普通粮食,都没有安全问题,而转基因却没有经过长期的实验,所以不能保证长期安全.实际上,非转基因的普通食品也不是没有长期问题——人类吃烤肉吃了一万年,最近才发现里面含有高度致癌的化学物质；肥肉、鸡蛋、以及一些胆固醇含量高的食品,在尚未解决温饱的年代当成美食,现在认为是不健康的食物.科学只认一个“实质等同”的概念,即转基因食品与同类的非转基因食品没有本质的区别.理论上安全性与非转基因食品等同.网上一度流传着美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的所谓“真相”.事实上,转基因食品在美国食品市场上已经存在了约20年.转基因作物已经在世界上规模化生产十多年了.全世界每年有上亿公顷的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每年数亿人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尚未有科学实证表明转基因作物有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也未发现任何一例经科学实验证明对人体有害的案例.

在2012年,有两个与转基因相关的事件不容忽视.一个是国内的“黄金大米”事件.一个是法国科学家的转基因饲料致癌的研究报告.

黄金大米是富含β-胡萝卜素的转基因大米（因颜色金黄,俗称金大米）,来自美国和中国的研究者用湖南衡南县一山区学校的25名儿童进行试验,用来研究黄金大米中的类胡萝卜素在儿童体内的吸收和转化成维生素A的效率,探索预防儿童维生素A缺乏症的途径.黄金大米本来就是用于对付贫困地区儿童维生素A缺乏症的,有关黄金大米的安全性试验在美国已经做过,针对于中国儿童的试验也并非“安全性试验”.只是检测黄金大米补充维生素A的效果.问题在于,这一研究的审批程序存在瑕疵,课题组也没有告知学生家长食用的是转基因大米.于是这一事件被“反转”人士冠以“儿童人体试验”炒作,迅速发酵.实验人员被指责为“别有用心”.

2012年,法国凯恩大学的研究人员塞拉利尼等人在爱思唯尔出版社的《食品和化学毒物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称喂食转基因玉米的大鼠更容易生肿瘤并出现多种器官损伤.该论文发表以后,立即被“反转”人士快速传播.生长肿瘤的大鼠配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撼.然而该论文甫一发表,即遭到了全球上百位领域内的科学家的质疑.科学家们要求作者公布所有的原始数据,塞拉利尼与他的同事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受到同行们的普遍抨击.欧洲食品安全局于2012年11月声明称,塞拉利尼等人的研究,存在设计和方法上的重大缺陷,无法达到基本的科学标准.今年11月28日,爱思唯尔出版社决定撤回这篇论文,理由是该研究未能符合科学标准,论文数据不足以支持其结论,从而结束了一年来这篇研究报告所引起的沸沸扬扬的争论.然而,这篇论文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已经不可挽回,撤稿也显然无法获得当初发表所形成的轰动效应.有关“转基因致癌”的骇人言论仍然在社会上传播.

这两个事件使得转基因雪上加霜,加重了转基因的妖魔化.一些激进反对转基因的人士,被戏称为“反转控”,“控”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就是心理上的抵制,类似于一种宗教信仰——是无法用事实与逻辑来说服的.绝大多数都是人文社会学科背景.世界各地都有.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其信仰自由的程度高,可能更为激进.转基因争论中很难跨过的就是谣言这一关.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谣言,不明真相的人怀着哗众取宠的心理不负责地传播谣言,才使得有关转基因的谣言满天飞,一时陷入争议的漩涡.最著名的便是吃转基因“三代绝育”的传言；在非洲,有传言是吃了转基因食品“会变成同性恋”.这些滑稽的传言虽然被权威部门严肃认真地辟了谣,但在街头巷尾,人们更乐于传递这种谣言,这才是妖魔化转基因的真正危害所在.然而在面对转基因的谣言时,政府却把科学家们推到了第一线.“转基因是美国针对中国人的生物武器”“虫子吃了会死的东西,人吃了也会有问题”,以及“某某央视名人调查说美国人从不吃转基因”“某副部长是美国生物公司的转基因推手”等等.处理谣言是政府的责任,对于明显出于私利而制造损害国家利益的谣言者,可以用法律手段来制止.让科学家出面辟谣,反而要遭受反转人士的辱骂,这也是为什么在转基因大讨论中,直接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研人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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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在中国

自上个世纪末,中国的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始迅猛发展,十几年前,克隆一个新基因,转化植物成功,就有可能博士毕业.而现在,这是一个生物学专业的本科生都可以完成的实验.转基因作物在中国成功例子是BT抗虫棉的推广,上世纪末,美国的转BT抗虫基因棉花占了市场绝大多数的份额,国产转基因抗虫棉研制成功后,逐步产业化,几年之后已经维持在95%以上的份额.累计推广了4亿多亩,产生了数百亿元的经济效益,而且,由于大量减少了农药的施用,农业生态环境逐步得以改善.这一典型的产研结合的成功案例应用到主要的粮食作物上时,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2010年,农业部批准了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的安全证书,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一直没有大规模种植.

在中国,除了转基因棉花,其它粮食作物,玉米、大豆、水稻,是禁止大规模种植转基因品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研究员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Nature》上的一系列论文重点阐述了转BT基因抗虫棉所引起的生态环境影响,大规模种植的棉花已经证明了环境安全性,政府也承认了这一点.至少中国的政策认为转基因生态是安全的,否则也不会批准大规模种植转基因的棉花.而中国大量进口的大豆,80%以上都是转基因的,这些转基因粮食显然已在其生产国得到了安全性认证,因此政府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在环境安全与食品安全都认可的情况下却迟迟不能推广转基因,这个矛盾就在于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政府诚信的缺失,也使得老百姓对权威研究机构不信任,这实际上已经与转基因本身无关,——推广不推广转基因也已经不是科学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要照顾大众的情绪.

现实问题是国际上的转基因作物正在进攻中国的种子市场,现在每年进口5800万吨的转基因大豆,玉米也已经由零进口增加到了每年500-600万吨.一旦粮食的种业市场被国外的转基因品种所攻克,政府应该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总书记说“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自己”.如何靠自己,当然要依靠先进的育种技术.值得农业科研人员欣慰的是,虽然社会上饱受争议,国家对转基因研究的资助却没有削减.在转基因问题上也更乐于倾听科学家而不是那些社会学者的声音.

转基因只是一门技术,当然也是最先进的育种技术.从现在看来,下一次农业革命也必然是以它为主导.转基因作物育种及推广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被称为继绿色革命之后又一次农业科技发展的飞升.而同时还伴随着人们对转基因安全问题的极大争议,这更显示出转基因技术强大的生命力.农业科技发展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跟上世界农业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也只有依靠不断发展的生物技术,推动产业化,才能让未来的生活更美好.

（作者单位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美国俄亥俄州凯斯西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