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思想对孙思邈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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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孙思邈是我国唐代著名医学家,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道医.他的医学伦理思想受道教思想的影响很深.在孙思邈的行医及著书中,都可以看出道之德和医之德的高度融合,修道之清静寡欲与为医之清廉淡泊相辅相成,道术之玄之又玄与医术之精益求精的殊途同归.

[关 键 词 ] 道教思想；孙思邈；医学伦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 R-05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7211（2008）12（b）-066-02

孙思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医学家, 也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位比较系统完整地提出医学伦理学的概念、规范和要求的医学家.他全面继承、系统总结了唐朝以前优良的医德传统,集唐朝以前医德之大成,写成《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等医德专论,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较全面系统论述医德的医学文献.孙思邈的医德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在他的医德思想影响下,历代医学家都把高尚的医德作为医生首要的不可缺少的品质,而且不断予以充实和发展,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我国传统特点的系统而又完整的医学伦理学体系.孙思邈医学伦理思想的形成是受当时的社会条件影响和他本人的主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隋唐时期政治、经济、医学的发展及前代优秀医德传统为其医学伦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特别是在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儒、佛、道三教并立融合的局面对孙氏医学伦理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旨在论述道教思想对孙思邈医学伦理学思想的影响.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源于道家学派,并在道家黄老之学与方仙道思想的基础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道家学派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中较大的一派,由老子创立,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他们是道家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历史上常把道家思想称为老庄学说.道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任其自然,知足寡欲,恬淡无为.老庄把“无已,顺物,为而不争”当作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主张“全性”、“保身”,不为声色货利所役.后来道家在发展过程中与名家、法家相结合,成为黄老之学.这里的“黄老”指的是黄帝与老子,他们是先秦道家的旗帜.“方仙道”的名称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它的前身是春秋战国之际的“神仙家”.《汉书艺文志》称：“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生死之域,而无抒惕于胸中”,意思是说：神仙家这一派的基本目标是保持生命的本真状态,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们遨游于世俗之外,力图排除心中的繁杂思绪,抹平生与死的界限,内心深处没有恐惧和惊慌.神仙家的特色就在于追求不死神方,研习长寿的秘术.在秦汉间,方道仙致力与传播和制造长生不老的神仙说,开展传道授徒、结社与著述活动,丰富和研习古代流传下来的神仙方术.这样,秦汉时期的方道仙的神仙方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就逐渐形成了道教.所以,道教既坚持老庄的“恬淡无欲”、“清静无为”的思想,又宣扬养生之道,炼丹服石,追求长生不老.

中医学与道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医学把黄帝看成医家之祖,道家认为黄帝是道家之祖,所以清朝李时品的《医道还原》中认为医道同源,同出一根.道家思想对中医学影响很深,在孙思邈的家乡陕西耀县现存北朝时的碑林中,佛道造象于一碑,就是很好的证明.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载:“佛道像合雕多见于陕西耀县.该碑是目前已知的道教最早的实物造像例证”,加之隋唐统治者又积极扶植和推崇道教,隋代王通提出“儒、佛、道”三教归一纲领,唐武德八年(625年),高祖“亲到国子监宣布三教地位：第一是道,第二是儒,第三是佛”[1].唐太宗、唐高宗继位后仍按这个顺序定位宗教,并将其作为主要国策之一.孙思邈生长于这一文化环境,自然会深受影响.这可以从《旧唐书本传》中记载的有关孙思邈的生平看出：“思邈,京兆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适小难为用也.’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尝谓所亲曰:‘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及太宗即位,召旨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等”[2]从这短短的生平简介也可以看出道家的“知足寡欲,恬淡无为”的核心伦理思想在孙思邈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具体说来,道教思想对孙思邈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道之德和医之德高度融合

有关“道”和“医”之间的关系,韩愈说:“艺,即道之有形者也,精求之,何艺非道?貌袭之,道艺两失.”[3]可见,医作为一种“艺”,显然是“道”,一种有形又有情的“道”. 如此,道之德与医之德交融在“道”和“医”的水乳之中.在道教的教义中,道是指生化宇宙万物的根源,至高无上,无处不有,无时不在,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理体；德,是指作为生育万物的本体,它有着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最高尚、最完美的品德.如《道藏》首经《度人经》的主旨就是“仙道贵生,无量度人”；《太平经》则认为“德”就是“成济众生,令成极道”.可见道教对德的要求不仅仅是“自度”,更重要的是“度人”.唯有积功累德,才能悟道得道.《道德经》第五十一章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因此,道教尊道贵德.而医学是研究人的生理病理发生发展规律,防病治病,保健养生的一门科学.其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对生命价值的重要性的认识.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强调生命的价值,寻找各种方法,力图使每个人都能够达到自己应有的寿数.《易经系辞》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说生命是自然界给予人类的最多的恩惠.孙思邈在继承前人的珍重生命的重要思想的同时,提出了前人未曾提出的命题“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孙思邈以形象的比拟强调了生命的价值超过千两黄金,而用医术救济病人的公德远远胜似黄金的价值.从“人命至重,贵于千金”的原则出发,孙思邈在《大医精诚》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4]道之德,追求济世利民,无量度人.医之德,追求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孙思邈的“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职业道德观充分体现了道之德与医之德的高度融合.

2.修道之清静寡欲与为医之清廉淡泊相辅相成

清静寡欲是道的本体,又为入道之门.《老子想尔注》中说：“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地常止”.要求道教徒薄名利、禁声色、廉财货、损滋味、屏虚妄、除妒忌,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这样则于身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与天地同寿.表现在治国安民上,则认为“我好静而民自正”(《道德经五十七章》),“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而《大医精诚》中又说：“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等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4]而要做到大医所要求的“澄神内视”、“至意深心”、“临事不惑”、“审谛覃思”,没有道教的清静寡欲“功夫”是很难的.因为“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老子想尔注》)；又所谓“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静则生慧,动则生昏”(《坐忘论》)等等,可见只有内心虚一而静,才能产生悟知大道的智慧,自然与道相合；如果内心躁动不安,心神外驰,追求物欲,就会“以智害恬,为子伤本,从而 “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孙思邈医术高明,德高望重,隋文帝曾召他做“国子监”,他推脱有病不愿出任.后来,唐太宗、唐高宗也先后召他入朝授予“官爵”.他毫不为名利所动,坚决留在民间,为普通老百姓疗疾治病.他认为医者行医的动机必须与治病救人、保障患者生命和健康为出发点,做到“无欲无求”绝不能谋取私利“邀谢名誉”.他说：“医人不得寺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等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玄其能.”“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酉录兼陈,看有若无.”孙思邈的这种不慕仕途、不贪权势、淡薄名利、志存救济的精神实为道教“无欲无求”、“清静寡欲”等思想的最高体现.

3 道术之玄之又玄与医术之精益求精殊途同归

常言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教有着丰富的法术,其法术最显著的特点是玄之又玄.如孙思邈在《太清丹经要诀》序文所说：“余历观远古方书,佥云：‘身生羽翼、飞行轻举者,莫不皆因服丹.’每咏斯言斯事,未尝不切慕于心,但恨神道悬邈,云迹疏绝,徒望青天,莫知升举.始验还丹伏火之术,金液之方,淡乎难窥,杳焉靡测；自非阴德,何能感之?是以五灵三使之药,九光七曜之丹,如此之方,其道差近.此来握玩,久而弥笃,虽艰远而必到,纵小道而亦求.不惮始终之劳,讵辞朝夕之倦.研穷不已,翼有异闻.良以天道无私,视听因之而启；不达其愿,不夺其志；报施功效,何其速舆!”《大医精诚》说：“‘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等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此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哉！等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等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5]

由此可见,道教思想对孙思邈的医学伦理思想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孙思邈也被认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道医.但孙思邈对道教想的吸收并不是盲目的,而是结合自己的经历、临床实践和感受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对其中保守、不良思想做了一些摈弃和改造.一方面他吸收其知足寡欲、淡泊名利思想,另一方面他并不超世无为,而是从青矜之岁到白首之年勤奋劳碌,为医药学事业奋斗了终生；对道教养生学方面的精华他积极吸收发展,但他并不迷信修炼成仙之说,曾明确指出：“神仙之道难致,养性之术易崇”[4],强调食治、锻炼养生,防病延年,对于道教所倡导的“服石”以求长寿之风,他经过长期实践研究,亲自体验到了服石的危害,于是便大疾呼“宁食野葛,不服五石”[4],要求人们见到这类方子就烧掉它.他的这种既善于兼收并蓄又敢于创新发展的精神可以说是他能在医学、医德理论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精神也是今天在构建和完善我国现代医学伦理学理论体系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1]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529.

[2]刘.旧唐书本传[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5094.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53.

[4]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3,4,753,831.

[5]孙思邈.千金翼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672.

(收稿日期：2008-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