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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可谓一生坎坷,含辛茹苦.林贤治先生在《左右说丁玲》中说:丁玲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封通信中曾这样写道:“难道二十多年还不能得点经验教训吗?不学一点乖吗?文艺事大可不为.在我,在我们死后许久,或可有有勇气的、有真知灼见的人们.不过首先得把封建势力扫除干净.”因此重返文坛的丁玲并没有像人们所期盼的那样,写出与民族和个人的苦难历史想匹配的宏大作品.用她自己的话说,尽是一些“平平反、亮亮相”的东西,所以有人认为丁玲“其实质是回避历史,没有正视历史”.
无需争辩,丁玲本来并非一位胆怯怕事的女性.年轻时,她在省立第二女师和长沙周南女中读书,就敢作敢为,曾多次参加学生运动,并先后两次以退学方式学校对学生运动的压制.特别是在一些家庭问题的处理上更是表现出自己的性格,她毅然提出解除外祖母生前定下的与表兄余键的婚约,不顾“娘亲舅大”的礼节,怒斥舅父余笠云的封建礼教思想.
我想,真正让丁玲的性格发生变化,应是她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三八节有感》之后,这也可说是她文学生涯中的第一次“教训”.在这篇应编辑陈企霞所约的文章里,她将由两起离婚事件引起的为妇女鸣不平的心理情绪和盘托出,开篇写道:“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道出妇女现实地位的差距,明确指出当时延安男女之间的种种不平.这篇批评封建男权思想、提倡男女平等和个人权益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不同意见,认为“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的总司令”,因而在文艺整风中,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同受到批判.最后还是发话保了丁玲,这才让她最终免遭厄运.
不难想象,经过《三八节有感》这件事,丁玲的创作无疑要变得更加慎重,不再是“缺少考虑”、“信笔所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应是这种创作态度下的产物.这从该书完稿之后,她就“政策上是否有问题”反复征求周扬、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的意见不难看出,从后来亲笔写在该书扉页上感谢丈夫陈明“让她的写作比较少一些错误和缺点”的话里也可体会到.但就是这样一部以自己参加涿鹿县土改工作的生活体验,从政策要求出发,按照领导意图写下的作品,出版时也并非是那么的顺利,只得一拖再拖,最后由华北辗转到东北才得以成书.原因很简单,被指为“富农立场”,就会同情地富阶级,描写“农民的家里就是那么的脏,地主的女儿就是那么漂亮”.这种源于生活真实的艺术再现也遭到“上纲上线”的误解与非难,这不能不让丁玲的创作更是小心谨慎.
更让丁玲“教训”深刻的是,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她“老账新算”,打成“丁、陈反党集团”.横加在她头上的“罪状”是:“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玩弄两面派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随后反右开始,又“罪加一等”,被划为“”,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她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被圈定“再批判”,并且被指曾经“向出卖人民和党”.这无疑让丁玲感到“彻底绝望”,从此进入人生的最低谷.她先后被发落北大荒12年,打入秦城监狱5年,遣送山西农村5年,经过22年的磨难,直到1979年才重返文坛.
重返文坛的丁玲,确实没有像巴金、杨绛一样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对历史、对自己的反思.正如林贤治先生所说,虽然也有《牛棚小品》的发表,但只是小品而已,并没有以自己的经历进行深度思考,写出表现时代悲剧的宏篇叙事来,我们所见的丁玲作品却是歌颂社会主义道德风范的《杜晚香》.但我以为,如果从人性角度分析,这也情有可原,过去的挨整,当下的创作生态,让丁玲恐怕不能不如此.你看,就是在八十年代初她应邀访美也都还有人说“是拿的联邦调查局的钱”,足见其处境的微妙.她自己也这样说:“这个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自己人以柄,为再来一顿棍棒做口实.”所以,不难看出,曾经的教训、面临的环境应是丁玲最终表现的主要原因,也是今天我们不少人也遇事“学乖”的内在因素.
【紫陌红尘荐自《湘声报》2012年7月6日/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