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学派:面向未来的文化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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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圳学派”的命题,碰撞于王京生同志与余秋雨先生关于深圳文化发展的谈话中,时间是上世纪90年中叶（1996年）.2010年纪念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这一命题再次浮出水面.尽管“似乎有些奢侈”,王京生同志仍然觉得这一命题的提出,“体现出深圳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自我认识、自我激励的学术自觉”.它是深圳面向未来的文化吁求.定位城市的文化个性,是深圳文化发展战略思考的“文化自觉”.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实践探索,是“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那么在“深圳表达”中呈现的文化个性,必然在更深层面上维系着“国家立场”.将“综合创新”放在深圳“三型”文化建设之首,当然是基于对深圳文化定位的历史反思；不过我认为其中更重要的,是深圳不相信曾经的“文化不毛之地”、“文化边缘之域”就不能实现文化的跨越发展并创造文化的时代奇迹.在我看来,“深圳学派”作为面向未来的文化吁求,其实也正大踏步实践在深圳的文化建设中,也正通过深圳的文化实践在梳理自己的学术主张并凝聚自己的核心理念.这主要体现在深圳观念与深圳学派、全民阅读与深圳学派、文博会展与深圳学派、文化科技与深圳学派、集成创新与深圳学派、京生学理与深圳学派等六个方面.

关 键 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深圳学派；文化吁求；文化创新；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学派,就其形态而言,是学术精神、学术方法和学术团队的三位一体.深圳学派,当然是指以深圳的建设实践和成长历程为学术案例、学理依据乃至学科构成的学派.我们现阶段文化建设之所以需要关注“深圳学派”,不仅在于它体现出面向未来的文化吁求,而且在于它践行着敢闯敢试的实践理性.

一、“深圳学派”的命题,碰撞于王京生同志与余秋雨先生关于深圳文化发展的谈话中,时间是上一世纪90年中叶（1996年）.2010年纪念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这一命题再次浮出水面.

其实,在这一命题提出的当年,王京生同志自己都认为“似乎是奢侈得令人无法消化的精神大餐”.因为当时的深圳,是一个“文化底蕴尚薄的城市”,是一个“浮躁的趋利心理还左右着新市民价值取向和行为的城市”.但其实在这时,王京生同志已明确了深圳文化发展的实践取向,即引导新市民改变“浮躁的趋利心理”,使这个“文化底蕴尚薄的城市具备与那些厚重的文化底蕴的城市对话的资格与能力”.

作为对这一命题的思考,余秋雨先生认为“深圳学派”有可能“在那古老文化的神州大树上抽出一条新枝”.余秋雨先生从三个方面谈到“深圳学派”产生的可能性：首先是“人和”,即“人际关系的平等和单纯”,这有助于学派发展所需要的讨论氛围；其次是“天时”,即“中国文化处于转型期的亮点”,这有助于形成新兴学派充满活力的成长机制；第三才是“地利”,即贯通内陆与海外的文化“桥头堡”,这有助于学派思想的集散与传播.在当今我们所处的信息化时代和媒介化社会来看,上述三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天时”,而这个“天时”的本质,用王京生同志的话来说,是“深圳作为我国最早的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路先锋.”正因此,深圳才“能够避免内地文化发展所出现的粘滞状态,创作新兴学派充满活力的成长机制”.

而对“深圳学派”命题的提出,王京生同志之所以觉得似乎有些“奢侈”,在于他认为“深圳文化发展”在当时应当做一些“基本”的事情：一是对文化的认真亲近与重视,使文化的讨论首先热起来；二是对文化人的见解给出更多的时间来倾听；三是不以功利为目的的文化设施的兴建；四是用政府之手构建崭新的文化理念和趋向繁荣的规划；五是（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各类文化人才的集聚.由此可以看出,王京生同志是一位务实的文化学者,他能敏锐地觉察到思想观念抵达的实践路径.在后来的深圳文化建设中,我们还看到这些思路怎样转化为具体的规划、举措而得以实施.

二、尽管“似乎有些奢侈”,王京生同志仍然觉得这一命题的提出,“体现出深圳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自我认识、自我激励的学术自觉”.它是深圳面向未来的文化吁求.

毫无疑问,深圳能得到改革开放“试验田”和“窗口”的“天时”,的确与其所处的“地利”分不开.但讨论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学派,“深圳学派”似乎又关涉“地利”,即它并非具有厚重历史积淀的“文化沃壤”,它甚至在迅速的经济崛起中遭遇被指为“文化荒漠”的不屑.那时的王京生就充满自信地指出：“不能苛责我们的城市,尽管它今天仍然是经济的深圳.想一想它的起飞历史,任何文化人也会觉得心平气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低估深圳的文化价值和它未来的文化气象”.

王京生同志对于“深圳学派”的自信,在于他看到了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面向未来的文化吁求”.同时,深圳的文化发展也很需要这样一个“文化吁求”来“自我激励”.王京生同志认为,从彼时深圳文化运作的态势和潜能中,能看到未来形成“深圳学派”的某些“萌芽”：其一,从深圳市政府对文化投入之急迫的、热烈的心情来看,政府已经成为把深圳文化推向未来之主导的、持久的力量.其二,在深圳这个投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的经济体系中,社会力量办文化正释放出越来越强大的能量.其三,深圳的文化人正逐步摆脱既往单纯的文化情结和单向的文化尺度,而其他行业的“非文化人”因为对文化问题的热衷正成为拓展文化视域的“新文化人”.其四,深圳文化建设正从观念层面的吁求而步入创新文化产品的实践,这种面向未来的创新实践必然预留出文化理论的阐释空间.

在那之后,深圳文化建设通过10余年的实践,文化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王京生同志的话来说：“这种变化首先还不在于大批文化设施的兴建、各类文化活动的开展与文化消费市场的繁荣,而在于整个城市的文化植被和文化态度的改变,在于城市发展思路经历着由‘经济的深圳’向‘文化的深圳’的转换.”从“经济的深圳”向“文化的深圳”的转换,在于深圳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城市文化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特别是“两城一都一基地”（图书馆之城、钢琴之城、设计之都、动漫基地）目标的确定,王京生同志认为“既是出于对自身文化发展基础的自信,也是对这一文化未来发展的某种期许,以及对城市个性的文化定位”.三、定位城市的文化个性,是深圳文化发展战略思考的“文化自觉”.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实践探索,是“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那么在“深圳表达”中呈现的文化个性,必然在更深层面上维系着“国家立场”.

可以认为,“深圳学派”作为面向未来的文化吁求,是文化建设上“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这首先体现在深圳文化发展战略的思想支点上.王京生同志认为：“深圳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建构,就是要让‘文化权利’和‘文化主权’两个概念成为理论建构的基石.一方面,要从文化权力的历史展开来实现城市的文化转型,创造性地实现以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主体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构筑最广泛的中国战略文化的人民性基础；另一方面,要从文化主权角度锻造中国文化政治意识,创建出建构人类文明秩序的普遍性价值理念.”从“实现以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主体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到“建构人类文化秩序的普遍性价值理念”,不仅是体现“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而且是具“全球视野”的“国家立场”.

全球视野、国家立场、深圳表达,本身也可视为“深圳学派”的一个学术定位.深圳文化发展战略的思想支点或理论基石,之所以定位于“公民文化权利”和“国家文化主权”,在于深圳的文化建设如经济建设一样,也担负着“试验田”和“窗口”的历史重任.对此,王京生同志说过一段具有高度使命感和责任心的话,他说：“从纵向上说,深圳的文化探索承接着中华民族文化选择的探索,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前沿,不断开拓文化强国战略的城市实践途径；从横向上说,深圳是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舞台,深圳的文化探索直接而鲜明地反映出我国当代文化选择的核心课题,兆示出我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前行动向.”为此,王京生同志认为应大力倡导创新型、智慧型和力量型的城市主流文化建设.

深圳文化发展战略中的“三型”（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文化建设,不仅有其特定的含义而且有其特定的指向.所谓“三型”文化的创新、智慧和力量,可以视为是一种既“仁”且“智”又“勇”的文化.在这里,“力量型”强调的是文化发展的血性和进取性,以及自强不息的比拼力；“智慧型”强调的是崇尚知识和弘扬大道,以及对文化人才的大力培育和高度重视.这“二型”倡导的便是“智”与“勇”.那么,“创新型”又怎么意味着“仁”呢?因为在王京生同志看来,“深圳倡导的‘创新型’文化,与张岱年先生主张的‘综合创新’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作为对中国文化重建或曰复兴的探索主张,张岱年先生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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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将“综合创新”放在深圳“三型”文化建设之首,当然是基于对深圳文化定位的历史反思；不过我认为其中更重要的,是深圳不相信曾经的“文化不毛之地”、“文化边缘之域”就不能实现文化的跨越发展并创造文化的时代奇迹.

王京生同志当然认识到深圳文化发展的“学术软肋”,比如“深圳的学术文化尚处于自身的认识和积累之中,学术研究更多是内敛性而非开放性的,学术研究平台也尚未搭建好”；比如“深圳缺少文化人才的庇护所也缺乏大师级的学术人才,深圳社会还普遍缺乏冷静的学术研究心态和风气”等等.因此,王京生认为,“只有充分发挥深圳在华南地区毗邻港澳的地理区位优势和文化地缘优势,以更大的文化开放度和包容度,促进深圳高等教育和学术文化机构的发展,将深圳的学术研究风气提升上一个新的平台,深圳学术文化才能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请注意,当许多学人以“文化边缘之域”来漠然深圳之时,王京生同志申说的是“文化地域优势”.当改革开放的中国选择深圳之时,王京生同志早已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看到了文化的“流动性本质”,看到了深圳大规模、多源头、广欲求移民的流动性文化活力,看到了多元文化基因在共同文化梦想感召下的“综合创新”能量.

在王京生看来,只有30年发展历程的当代深圳的确曾经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边缘之域”,但改革开放的新的观念文化却首先在这里找到了立足和生长的机会；又由于它没有地域传统文化对移民文化的固有抵抗性,使得它如饥似渴地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管理文化、制度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消费文化等,从而迅速地建构着自身的文化风格.这段话看来是解释深圳文化迅速发展并自主建构的根源,但却从更深层面上阐发了古老文明焕发青春奥秘,如王京生同志所言：“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我们都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即真正的大市民们并不是固有文化的承袭者,他们绝大多数都欣赏并接纳着流动的文化,学习着崭新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表达,从而驱动着城市的活跃和进步.”我注意到这其中“大市民”（不同于既往的“小市民”）对城市文化创新的驱动能量,注意到正是文化流动中的交锋与交融焕发出文化的青春活力.

在传统的“文化形态论”者看来,深圳文化也无非就是“移民文化”,而由于深圳“移民”的多源头和广欲求,既便有“文化”也是斑驳杂陈和散漫无章.但王京生不这么看.他认为“如果一种发展战略极大地带动了文化的流动并增强了文化的活力,那么这种战略是符合文化生长的特性及其内在需要的”.据此,王京生同志认为深圳的文化发展战略一要树立崭新的文化资源观,二要增强文化流动的经济推力,三要培育文化的创新能力.所谓“崭新的文化资源观”即对一个地域的文化开发而言,文化资源绝不仅仅是地域性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生产,必然使文化人才、文化遗产、文化符号在更大的文化空间中予以配置,地区的文化资源不再决定于存量的厚重而更受到增量扩张的影响,城市的文化建设尤其如此.所谓“文化流动的经济推力”,即城市发展步入文化竞争阶段之际,必须凭籍其经济发展阶段的实力积累,要发挥财富的推动作用,使文化要素的流动与配置更有利也更有效.而所谓“文化的创新能力”,在深圳的文化发展战略目标中,至少包括文化的价值创新能力、制度创新能力、科技创新能力、适应时代变化的创新能力等.这里对文化创新能力的强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如王京生同志所说：“那种僵死的文化观念、过时的文化想象、落后的文化制度,对今天的文化生活已经越来越丧失了其引导作用等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文化应当以其创新能力驱动文化的超常规发展,给这个时代带来更多的人文光辉.”五、在我看来,“深圳学派”作为面向未来的文化吁求,其实也正大踏步实践在深圳的文化建设中,也正通过深圳的文化实践在梳理自己的学术主张并凝聚自己的核心理念.这主要体现在深圳观念与深圳学派、全民阅读与深圳学派、文博会展与深圳学派、文化科技与深圳学派、集成创新与深圳学派、京生学理与深圳学派等六个方面.

1.深圳观念与深圳学派

2010年,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活动中,由网民倡导发起,有关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了“深圳十大观念”的评选活动.对于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十大观念”,《人民日报》评价说,“它勾连着走向开放的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也可以积淀为我们继续迈步未来的独特财富”.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同志则指出：“每一个观念的产生,都有着难忘的故事；每一个观念的入选,都是对深圳建设者的礼赞；每一个观念的定格,都铸造了这座城市的品格；每一个观念的传承,都带有全体市民的共同记忆.”笔者也曾撰文赞誉“深圳观念”,认为它是朝气蓬勃的文化记忆,是我们文化建设需要传扬的文化精神.

王京生同志认为：“深圳‘十大观念’内涵丰富,从纵的方面涵盖了深圳的精神发展史,从横的方面涵盖了深圳文化价值观等这种价值观,说到底是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从实现人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到实现人的文化权利,从强调工具理论到强调价值理性,从崇尚物质消费到崇尚创新、智慧和力量,从抓经济建设到倡导人文精神,这都是‘以人为本’的观念,是‘以人为本’的文化,是深圳‘十大观念’所具有的价值底蕴.”也就是说,“深圳观念”是深圳价值的历时性呈现,在其历时性呈现中,也融铸了共时性的价值底蕴――既是文化记忆也是文化品格的价值底蕴.这无疑是“深圳学派”学术研究的对象,也是它学理构成的品质.因为如王京生所言,“在体制突破中,‘深圳观念’是前进中的冲锋号；在建设道路中,‘深圳观念’是特区经验的浓缩和升华；在文明模式的转换中,‘深圳观念’是城市再生的灵魂,是市民德性的对话”.

2.全民阅读与深圳学派

关于“全民阅读”,在这里指的是自2000年11月开始举办的“深圳读书月”活动.王京生同志曾谈到：“举办‘深圳读书月’是我们关于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理论思考的实践形式,而‘读书月’在纵深方向的推广和扩张更加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对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理论认识.”一个“读书月”竟然实践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发展战略,这是我起初不曾想到的.虽然也知道举办“深圳读书月”的目的在于“通过城市对阅读的推崇,增加城市的文化内涵并从而提升城市的精神品质”,在于“不仅仅把读书看成是事业成功的手段,更要把阅读提升到一个城市的价值层面,来塑造这个城市的精神品格”,但这个“文化实践”的目标能够实现吗?

一方面,“深圳读书月”作为文化发展战略的实践形式,是在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的高度上来认识的.鉴于阅读是市民文化生活中最为普遍也是最为持久的文化需求,举办“深圳读书月”当然也就成为实现市民文化权利一种最有效的途径、载体和方式.另一方面,“深圳读书月”结合市民的读书兴趣来实现其文化权利,加强战术层面上的“针对性”：针对青少年儿童,有“中小学生现场作文大赛”、“少儿换书大会”、“读书、成长与未来知识大赛”；针对外来工,有“打工文学论坛”、“读书成才报告会”等活动；针对基层,有“学习在社区”系列主题活动；针对文化程度较高的市民群体,则有“深圳读书论坛”等.而在我看来深圳的另一文化品牌“深圳市民大讲堂”,也是“公民阅读”的重要构成并且是带有引领式的阅读取向.强调通过“公民阅读”来提升城市品质,基于对这座以移民作为构成主体的城市的认识.这也是“深圳学派”力主夯实的基石.王京生同志说得好：“深圳不仅为全国提供着经济发展模式,还创造了一种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其中体现得更多的,也许是这座年轻的移民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及深圳人不无独特的价值评判准则.”

3.文博会展与深圳学派

“深圳学派”主张“文化是流动的”.从深圳的文化建设来看,一个体现为“自发的流动”,也既“人是文化的载体”,深圳的移民文化就是一种多元碰撞、集成创新的“流动的文化”；另一个则体现为“自觉的流动”,这便是“深圳文博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举办.“深圳文博会”全称是“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首届举办于2004年.自2006年举办第二届后改为每一年届,每届都有新“创意”且每届都有新“交易”.办会伊始,据说颇有人心存疑虑,不算“文化沙漠”也是“文化边城”的深圳有何“文化”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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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随着“深圳文博会”的持续举办和不断创新,深圳的文化产业迅猛发展.到2009年的第五届“文博会”之时,其产业增加值就达到530多亿元,占全市GDP的6.5%左右.另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深圳文博会”是“博览”与“交易”双支点的会展,仅在2007年的第三届“文博会”上,来自境外的订单和采购就接近40亿元,是我国同年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的40%.事实上,文化博览、文化贸易、文化信贷、文化科技等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理念和实践在“文博会”摩肩接踵地推出,使“深圳文博会”本身就成为深圳的一大文化景观.不过我更看重的,是“深圳文博会”作为自觉“流动的文化”,必将给深圳的文化建设提供更丰富的滋养和更广阔的空间,使深圳文化建设的前景无可限量,也使“深圳学派”建构的前程无比辉煌.

4.文化科技与深圳学派

深圳可能现在还缺少“文化大师”,但我们却不能忽略“文化大班”（Boss）在深圳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能忽略由“大班”们率领的“大队”在全国“大众”中产生的重大影响.可能大众不知道“大班”姓什名谁,但却耳闻目睹、身体力行过他们的文化产品,他们的文化产品是真正的“大手笔”,是立足世界前沿、叫板国际高端的“大手笔”.我们所知率先出手的“大手笔”是华强,更有腾讯、雅图、环球数码、雅易、A8音乐集团、嘉兰图、网域、劲嘉、一立、康达富、华视传媒打起了文化跨越式发展的“组合拳”.是的,这些推动文化跨越式发展的“文化大班”大多是文化科技企业,而文化科技融合的企业在2009年就达6500家之多,占到深圳文化企业的70%.这充分说明,深圳的文化建设体现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高度自觉.我们注意到,深圳文化企业的名列前茅者,其共同特征在于,既是深入到文化核心层的创意企业,也是运用高科技手段的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通过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构成了深圳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特色.这是因为,深圳市场经济发育早,具有发展文化的雄厚经济基础和市场环境；同时,深圳的高科技产业也是起步早、立意高、实力雄厚,包容创新的文化生态和科技驱动的文化创新理念在此一拍即合、再拍出彩、三拍喷薄!深圳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发展模式,是深圳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和基本特色,也将是“深圳学派”构建的一大亮点!

5.集成创新与深圳学派

我们都记得深圳大力倡导的“创新型”文化,是张岱年先生曾经提到的“文化综合创新”范式.张岱年先生彼时可能并不熟悉“集成创新”的理念,但他所主张的超越文化发展的单向度选择和单极立场,坚持文化模式的可拆解性和文化要素的可选择性,正高度默契于科技进步中的“集成创新”模式.所谓“集成创新”,就科技进步而言,是指利用各种信息技术、管理技术与设备工具,对各个创新要素和创新内容进行选择、集成和优化,形成优化互补、有机整体的动态创新过程.也就是说,“集成创新”是格外遵从创新主体意愿的创新,其目的是有效集成各种要素,在主动寻求最佳匹配要素的优化组合中产生更有针对性、更有影响力的集成效应.

深圳文化的性质,用王京生同志的话来说,也是一种“正在兴起的、已在融合的移民文化”.他说：“移民文化的特质是融合的、是动态的、是碰撞的,只有在这些基础上,文化的整合才能逐步完成.”他还在这个基础上分析了深圳作为“移民文化”的社会特征,包括：追求卓越的创造性；注重实行、轻蔑清谈的风气；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平等的原则及由此而形成的秩序；宽容精神和社会角色的不断变化.这里的“创新”,当然不会是“继承创新”,如同条条小溪,汇入江河只有“集成”后的融贯；如同盘盘沙拉,搅拌之后不再见番茄、黄瓜、火腿、马铃薯的原味.作为深圳“创新型”文化的“集成创新”,在其实践过程中一是会体现自主意识,创新要素与内容的选择服从创新主体解决文化发展问题的需要；二是会体现跨界意识,会开放创新要素与内容的选择空间,以实现主体选择的最优化；三是会体现协同意识,会通过创新团队的有机整合实现创新主体的系统升级；四是会体现前瞻意识,不仅会以“改革创新”满足群众的现实文化需求,而且会以“开拓创新”开发群众的潜在文化需求.我总以为,“集成创新”不仅是深圳文化发展的重要方法,可能也会是“深圳学派”建构的重要理念.

6.京生学理与深圳学派

谈“深圳学派”,王京生同志肯定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他从北京只身南下深圳,一直投身深圳文化建设,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担任深圳文化主管部门、宣传思想主管部门的领导.当然,说他绕不开,不是因为他当领导,而是因为他对深圳文化建设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推动.笔者在前文所述那些绕不开的理念和绕不开的实践,哪一个与王京生同志无关?哪一个又能绕得开他呢?在王京生同志的文集《真理是朴素的》一书中,余秋雨的《序》写道：“从京生的文笔间可以看出,当时他们的文化勇气主要表现在行动上,留给纸页的记述大多短而又短,简而又简等但仅此已可表明,一种新的文化已在他们手中创造,只不过创造出来的是生态文化,比原先人们理解的文化开阔得多,生动得多.”

我对深圳文化的关注,是在2009年由转岗任职之后.虽然在工作期间不至于因深圳的舞台艺术创作不甚突出而认为深圳是“文化边城”,但也确实没有认识它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先锋性和影响力.当我从文化科技的视角切入,看到深圳文化建设的崭新品质和盛大成就之时,才深深认识到深圳文化建设的“试验性”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的双重意味,才认识到在长期文化工作中积习已深的我,不能不转变我们的文化发展理念,创新我们的文化思维方式.而在读到王京生同志发表在《中国文化报》的许多深思宏论后,比如《关于阅读与城市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2009年10月28日）、《有多少观念激励我们前行》（2011年12月19日、26日）、《从百家争鸣到深圳学派》（2012年3月8日）、《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强国”》（2012年4月17日）、《文化是流动的》（2012年5月15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2012年7月5日、10日）、《学派的天空》（2012年8月21日）等等,我才看到王京生同志早已从深圳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梳理出文化发展的真知灼见,我也看到其中对于构建“深圳学派”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吁求.我切身体会到,我们现阶段文化建设需要关注“深圳学派”,因为它不仅是深圳文化建设的已然奇迹,更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吁求!

（责任编辑：楚小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