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堡子山秦公陵园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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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发现,为西垂作为具体城邑及其方位的判断提供了有力依据.而陵园本身的发现及其所出土文物,也进一步说明了嬴秦崛起于陇山以西.秦公陵园的发掘主要分为大堡子山城址、大型建筑基址、祭祀遗迹三部分,所出器物以金器和青铜礼器为大宗,也有车马器和兵器,其中鸷鸟形金饰片、青铜鼎及铭文、青铜簋及铭文、青铜镈及铭文、附镈三虎等都更加表明了秦都东移后仍有公族率部留守故都,保持着宗庙陵畤祭统.

[关 键 词]大堡子山；秦公陵园；西邑；鸷鸟形金饰片；“秦子”乐器坑

[中图分类号]K878.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8-0046-05

秦人缘起于海岱文化圈的嬴姓部族,其始祖可追溯到东夷集团鸟图腾部族首领少昊,以及位居“五帝”之二的高阳氏颛顼.对此,学界认识已趋一致.这支嬴族在何时、因何由而西迁陇右,人们的观点却大不相同.20多年前即有学者提出,周灭商后又平定了三监之乱,参与叛乱的一支嬴族作为战俘被遣配到陇山以西,与戎狄杂居,秦人乃其后裔.近年新发现的清华简与此说应合,有简文谓在商王朝任要职的嬴秦近祖飞廉,于商亡后逃至商奄,周成王伐商奄,杀飞廉,迁其民于朱圄山（今甘肃省甘谷县西南境）,是为秦之先.2011年,李学勤先生撰文对这则战国简资料作了考证,并据此论定西迁朱圄山的这支嬴族,即为“秦人始源”.①此说还拥有田野考古的辅证.20世纪80年代,在朱圄山附近的甘谷县磐安镇毛家坪,发现过时代较早且内涵丰富的秦文化遗存,表明那里确曾为一处嬴人的聚居地区.②但我们还是听到许多质疑的声音.有些学者认为,战国时期有关古史的异载杂说并不少见,在未经考古发现明确印证前,几支战国简文尚不足以为这一重大史事定论,毛家坪遗址出土物亦未显示出海岱文化的任何影迹.即使飞廉余族确曾战败西迁,也不必定是秦之“始源”,因为许多迹象表明,嬴族西迁不止一次.换个角度说,飞廉余族之所以不迁他处而迁于朱圄山一带,正因为这里本即飞廉主族的活动地域.

我们还是尊重《史记》的记载.据《秦本纪》言,至迟在商代中后期,嬴族已在西垂地区创建了一个以商王朝为宗主的小方国,商亡后又依附于周.所谓西垂地区,即秦汉时代陇西郡西县境域,古今学者对此无异议.其范围大致含涉今甘肃礼县东部、西和县北部及天水市南部,包括甘谷、武山的某些地带.笔者曾多次作过考析,西垂作为具体城邑,其本名也即初名称“西”.早在五帝末期,该地即曾被部落联盟领导中心确定为西方测日、祭日的标位点,后来因被犬戎族长期占据过,故又名犬丘或西犬丘.其方位应在今礼县西汉水上游永兴与祁山之间的域段内,也即后世省、州、县史志屡言的“天嘉古郡”故址.③20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发现,为上述判断提供了有力依据.

大堡子山位于礼县城东约26华里的西汉水北岸,是永兴、永坪二乡的交界地,因其西南端山嘴上有座清代民间修筑的避乱土堡而得名.此山距笔者所推断的西邑地望约10余里,那正是先秦方国都邑与祖陵间的通常距离.流向大体由东而西的西汉水和由北而南的永坪河,在山下舒缓交汇；天水徐家店至礼县城的公路,从山腰盘绕而过.以往谁也未曾想到,被历史积尘掩埋了两千七八百年的秦国第一处公陵,就坐落在这个山包顶部向阳的斜坡上.大堡子山深深隐藏着一段失落已久的历史,这个巨大秘密的被揭示,成为改革开放后甘肃文博考古领域最具轰动性的事件.

陵园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盗墓正猖獗时被发现的,及至有关部门和省上领导关注此事,并拨款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时,几座大墓早已被洗劫一空.大批珍贵文物迅速出现在纽约、伦敦、巴黎、,以及香港、台北和澳门的文物交易市场上,令社会各界扼腕瞠目,痛惜不已.尽管如此,陵园发现本身即具重大意义.嬴秦崛起于陇山以西那段被忘却了的历史,将由此再现其风貌；秦文化的研究探讨,也将由此翻开新的一页.通过考古人员的清理发掘,我们得以明确陵园的位置、布局和规模,了解墓葬的形制、结构和品位；经过门从盗、贩文物罪犯手中的追缴,以及各地收藏机构的积极征集,陵园所出部分器物已收归公有；流失海外的墓中珍品也多已面世,有关资料信息被陆续反馈回国内.这一切,都为我们了解、研究该陵园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陵园中心部位处于大堡子山顶部地势较为平缓的东北山梁的南坡,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约140米,总面积近5万平方米（图1）.由北到南（也即由上而下）平行并列着两座大墓,北面一座为“目”字形（M3）,南面一座为“中”字形（M2）（图2）.“中”字形大墓以南,附有一东一西两座车马坑,已清理的是东面一座（M1）.周围有规律地分布着200多座中、小型墓葬.所有墓葬均为东西向,坐西朝东.陵园正上方有夯土台基遗存,附近发现不少秦瓦残片,表明那里曾存在陵寝类墓上建筑.“目”字形大墓全长115米,墓室口长24.65米,宽9.8米,墓深16.5米.“中”字形大墓全长88米,墓室口长12.1米,宽11.7米,墓深15.1米.两墓均有东、西两条斜坡墓道,墓室呈上大下小的斗状,皆设二层台,台上有殉人（“目”字形大墓台面盗扰破坏严重,只发现殉人1,另有西墓道填土中有殉人7；“中”字形大墓二层台上有殉人7,另在西墓道填土中有殉人12）.墓主葬式为仰身直肢,殉人则多为屈肢.两墓棺下均有腰坑,坑内各殉犬1只,玉琮1件.车马坑（K1）为瓦刀形,全长36.5米,东西向,坑道在东.坡状倾斜至坑底.坑东西长14.65米,南北宽12.95米,深5.4米.坑内殉车4排,每排并列3乘,每乘两服两骖,辕东舆西.

已知的资料及信息显示,陵园所出器物,以金器和青铜礼器为大宗,散现的车马器和兵器也颇引人瞩目.曾在巴黎展出过的一批金器,包括一对金虎和大量棺椁饰片,其中有大型金鸷片4对8件,高52厘米、宽32厘米,钩喙、环目、凸胸、屈爪,饰不规则的凹凸勾云纹（图3）.有4件在纹饰余白中随纹样走势镂出10个形状各异的透孔,当初可能含宝石类镶嵌物,以示雄雌之别；另有数十件形制各异的小型金片（这类小型金片甘肃省博物馆和礼县博物馆各征集过一批）,大都为羽瓣形,应为组成鸷鸟身、尾的部分构件.用成对的大金鸷装饰棺椁,反映了嬴秦以鸷鸟为始祖图腾的宗教观念.青铜礼器有鼎、簋、椭方壶、编钟、编镈等,数量甚巨,分散收藏于世界各地.上海博物馆和甘肃省博物馆各藏有一批列鼎、列簋（包括许多残件）.最大鼎高47厘米,口径42.3厘米,宽体,外折平唇沿,厚立耳,浅垂腹,平底微圜,三蹄足,足上部有三齿扉棱.沿下和腹部均饰窃曲纹,足部饰兽面纹.器内腹部铸铭2行6字：“秦公乍铸用鼎”（图4）.最大簋高23.9厘米,口径18.6厘米,弇口,高盖,兽面耳垂珥,圈足下附3兽首支足.盖顶捉手内饰变形凤纹,盖坡沿与器口沿饰窃曲纹,下腹部与盖面饰瓦棱纹,圈足饰垂鳞纹.盖内与器内铸对铭2行5字：“秦公乍宝簋”（图5）.大堡子山秦陵披露后,学界首先关注的是墓内问题.尽管考古信息和文献记载都为墓主的判断划定了较窄的时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但学者们的意见还是很不一致,对于两座大墓究系二公之墓还是一公的夫妻异穴合葬,就有不同认识.即以二公言,庄、襄、文、静四位秦君都容含在大墓时域所允许的范围内.笔者力主襄、文二公说,并作过具体论证,认为上方的“目”字形大墓应为襄公之墓,而其下的“中”字形大墓,墓主当系文公.④

必须附笔略述的是,在大堡子山秦陵清理后不久,又在永兴乡赵坪村西北侧圆顶山北坡上,发现了一处秦国贵族墓地.这里是一片平缓宽阔的河谷台地,与大堡子山隔西汉水相望,距离不过六七里,往昔就曾多次出土过品位甚高的先秦器物.1998年和2000年,考古人员两次清理发掘了属于春秋中期的贵族墓葬4座,车马坑1座,出土了大量包括成套青铜礼器在内的珍贵文物.其中有两座五鼎墓,出土器物尤其可观.经初步调查和勘探,已知该地带是一片范围较广、跨时甚长的秦国墓区,有春秋早期也有春秋中、晚期乃至战国时期的墓葬,且多为贵族墓葬.这表明,在秦都东移关中后,此处仍有公族留守.从其位置和规格看,这应当就是秦国最早的一处国人墓地.它与大堡子山公陵一南一北成犄角之势,共同拱卫着国都的西郊.这片墓区的发现,更坚定了我们对秦都西邑地望的判断.

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面世,不仅受到社会各界的深切关注,也引起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也随之展开.2006年,由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五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又在大堡子山地区开展了新的调查发掘工作.以下我们对其成果分三项作简略介绍.

首先,对大堡子山城址的发掘.

城址位于大堡子山顶部西南向和东北向相连接的两道山梁上,平面大致呈长方形,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城墙依山势而修,夯土建筑,大都残毁严重.东西断续长约1000米,南北断续长约250米.东北角一处保存较好,长约5米多,残高约3～4米,夯层厚8～12厘米.20世纪发现的秦公大墓及车马坑、新发现的乐器祭祀坑及大型建筑基址,均在城址内,中、小型墓葬城内也有零星发现.发掘报告坦承：“大堡子山城址的城墙只是经过了初步调查和钻探,尚未试掘,有关城墙的准确走向和详细结构,以及城墙的建造和废弃年代等尚不明了,有待于进一步开展工作.”⑤笔者陋见,从该城址的位势、规模,尤其是城内文化遗存（主要是秦公大墓、车马坑、乐器祭祀坑、府库建筑和中小型墓葬）看,城墙当为保护陵园而建,并非常规性的民众居邑,更不可能是都城.

其次,对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

基址（编号21）位于城址内南端高处两个相邻的台地上,为夯土建筑,呈南北向纵长方形,南北长107米,东西宽16.4米,东西两墙基间宽11.4米,基槽深1.12米,宽3.2米,夯层7～10厘米.东西两墙之间的正中位置,有南北一字形排列的17个柱础,础间距约5米,另有一柱础被移位至西北方5米以外处.柱础石质,为当地有所暴露的青灰色页岩,形状不规则,未经加工,个别柱础由小石块堆积而成.室内地面基本上全被破坏,残存小片地面显示与柱础石面相当,柱石应为暗础.未发现木柱腐朽后留下的柱洞痕迹,表明立柱非建筑物隔墙所用的墙内柱.未发现瓦片堆积,因地表破坏严重,也未发现门道和台阶一类设施.综合诸因素考察,这应是一座具有梁架结构的两面坡式建筑,估计为茅草屋顶（图6）.

基址夯土内出土两件可断代陶片,时代为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基址内发现分别属于春秋早期偏早和战国时期的墓葬,前者被基址打破,后者打破了基址.这可以确证,该建筑始建于春秋早期偏晚或中期偏早,而至战国时期即被废弃.发掘者认为,这应是一座大型府库类建筑,“始建年代与被盗秦公大墓的年代大体相当或稍晚”.⑥

第三,对祭祀遗迹的发掘.

这是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田野考古收获最丰硕、意义也最深远的后续发现.

祭祀遗迹位处被盗秦公大墓M2西南方约20余米的平缓地带,包括1座乐器坑、4座人祭坑、6个灰坑.附近盗洞遍布,最大一个盗洞紧贴乐器坑南壁而过,相距仅20厘米.乐器坑有幸未遭毒手.

乐器坑（K5）呈东西向长方形,东西长8.8米,南北宽2.1米,残深1.1～1.6米,距地表深1.92～2.06米（图7）.坑内乐器分两排设置,坑南部置青铜编钟与编镈,靠坑壁一字形摆开,8件甬钟在东、3件镈在西.编镈由西向东依大小顺序排列,编钟则以大者在中间的方式置放.钟镈均有挂钩,在器上或器旁.钟镈表面残留布纹痕迹,说明入坑时包以麻布.3件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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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镈通高66厘米,体高48.5厘米,铣间距37.2厘米,舞长径29.4厘米,短径23.7厘米.平于,椭圆口,舞面开长方形孔,透雕扁体龙纹繁纽,镈身附4条透雕蟠龙纹脊棱,其中两条上延至舞部与繁纽相接.舞部以脊棱为界,分饰对称的4组龙纹.镈身被脊棱分为4个上下镶袢带的纹饰区,区内分饰对称的组合龙纹图案,上部为双首龙纹,下部为单首龙纹.三镈形制、纹饰大致相同,繁简略异,规格递小.造型宏伟,装饰华美,铸制精良.最大镈鼓部铸铭6行28字：“秦子作宝龢钟,以其三镈,厥音鉠鉠雍雍.秦子畯命在位,眉寿万年无疆”（图8）.每镈附一铜虎,虎体中空,顾首向上,呈蹲踞状.三虎长分别为22.6厘米、22.4厘米、21.7厘米,宽分别为8厘米、11.1厘米、7.9厘米,高分别为11.1厘米、8厘米、11.3厘米（图9）.有学者主张铜虎也是一种乐器,是用来为镈止音的,即古文献中所说的“敔”.⑦笔者认为,铜虎和大墓中所出的金虎、铜虎性质相同,显示某种神秘的宗教意义,对葬品起守护作用.这种举措当和嬴秦成为西方诸侯国后日渐昂扬的崇虎情结有关.⑧

8件甬钟形制、纹饰基本相同,规格依次递小.最大钟弧于,椭圆口,通高43.7厘米,体高31.5厘米,甬长12厘米,舞长径19.6厘米,短径15.3厘米,铣距22.2厘米,附钩.舞部分4个对称纹饰区,饰阴线卷云纹,钲部左右各分5个篆区,每区凸3枚,鼓部饰左右对称的阴线顾首夔龙纹.

乐器坑附近有4个人祭坑,形状与大小不一,共殉6人,其中4人为儿童.或俯身屈肢,或蹲坐蜷伏,或双手掩面,或骨架残缺倒置,其相甚惨.

乐器坑与人祭坑距秦公大墓（M2）很近,且与大墓及所附车马坑方向一致,可以肯定和大墓有关.因尚未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以乐器坑陪葬贵族大墓的先例,故发掘者认为这不属秦公大墓的从葬或附葬内容,而应为祭祀遗迹.⑨这种分析是正确的,出土器物的时代特征也能辅证.已有学者对已知秦镈体高与铣间比、主体纹饰个性、铭文内容及至字体风格,作过对比研究.结论是大堡子山乐器坑所出镈的时代,比陕西宝鸡太公庙所出武公镈的时代要早,而比上海博物馆所藏出土于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秦公镈时代要晚.⑩也就是说,乐器坑不大可能与秦公大墓同时修造,它应当是大墓墓主的后嗣为祭祀先公而兴建的.在此还须提及日本MIHO（美秀）博物馆所藏传出大堡子山秦陵的编镈和编钟（件数不全）,其规格与乐器坑所出相近,而形制和纹饰则几乎完全一样.其甬钟铭文除了因不是编镈而少“以其三镈”一句外,内容全同于乐器坑所出镈铭,句式、语气、字体如出一手.如”秦”字,均为省臼而从三禾,这是该字后起的一种颇具个性的写法；又如“年”字,皆简笔写成近似“人”字形.笔者曾撰文指出,MIHO博物馆所藏那批秦子乐器,与乐器坑新出乐器当为同时铸造,乃另一座秦公大墓（M3）的祭品,而作器者秦子当为同一个人.11

如此一来,便提出了两个新的也是近些年来学界正在探讨的问题：乐器坑的主祭者也即镈铭中的秦子究为何人?他与大墓墓主是什么关系?问题很不容易解决,因为这既牵涉到对“秦子”义涵的诸种解释,又取决于对M2墓主的判断是否正确.所以,答案可谓众说纷纭.秦子指谁,较有影响的即有静公、出子、宪公、宣公诸说.同上文对两座大墓墓主为襄、文二公的判断相照应,笔者认为镈铭中的秦子当为宪公,“秦子”乃宪公在文公丧期内的自称.12宪公在为其祖文公营建乐器祭祀坑的同时,也为其曾祖即开国之君襄公营建了一个.该祭坑已在大堡子山盗掘浩劫中破坏掉了,日本MIHO博物馆所藏秦子器即为该祭坑所出.学者们考证这两批乐器时代在秦公大墓之后,又在武公时代之前,也正与宪公的时代相当.

大堡子山遗址的后续考古成果,内容丰富,意义重大,不仅进一步夯实了该遗址为秦公陵园的性质,也为遗址的规模、范围、格局和时代,提供了更全面、更确切的实证.陵园护卫城墙及大型府库基址的揭示,反映了嬴秦对先公墓茔的深度眷顾,印证了我们过去所作秦都东移后仍有公族率部留守故都、保持宗庙陵畤祭统的论述.乐器祭祀坑的完整发现,不仅使学界对嬴秦祭祀制度及重乐传统有了新的认知,也使人们对秦国青铜工艺进步之快有了直观的感受.秦子镈铭引发学界对秦公大墓墓主及主祭者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并关联到对秦国公室宗理的辨析.这一切都在文献记载同田野考古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大幅度开拓了秦史、秦文化研究的视野,把这一领域的学术进展推向了新的高度.

[注释]

①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第11版.

②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

③可参阅《阳鸟崇拜与“西”邑的历史地位》一文（《丝绸之路》1998年学术专辑）及《早期秦史·都邑篇》（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④祝中熹：《大堡子山秦陵墓主再探》,《文物》,2004年第8期.

⑤早期秦文化考古联合课题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

⑥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21号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⑦梁云：《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青铜乐器坑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4期.

⑧祝中熹：《大堡子山秦陵乐器坑所出铜虎性质刍议》,《丝绸之路》,2010年第2期.

⑨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⑩赵化成、王辉、韦正：《礼县大堡子山秦子“乐器坑”相关问题探讨》,《文物》,2008年第11期.

1112祝中熹：《秦西垂陵区出土青铜器铭中的“秦子”问题》,《丝绸之路》,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