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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在运行过程中蕴藏着复杂的文化内涵,具体表现为“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情本位”意识的深远影响、“礼”文化的等级束缚三个方面.为促使学术评价时的传统文化逻辑让位于学术逻辑,可以从组织的外部环境和内在秩序两方面采取有效手段,从而推动学术委员会的科学运转.
关 键 词 ：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 学术评价 传统文化逻辑
高校学术委员会是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客观需要.然而,学校管理与文化之间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避免,学术委员会在本质上同样也受到来自文化层面的影响和制约.解读和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或特性,促使学术委员会在学术评价时使传统文化逻辑让位于学术逻辑,推进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正是本文研究的题中之义.
中国传统文化与高校学术委员会
“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1]中国传统文化一向被认为在于其人文文化,这种文化类型注重群体和谐、等级观念与人际关系.受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文化心理的影响,高校学术委员会这一特殊的学校内部组织在运行过程中也呈现出典型的传统文化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学术委员会不仅具有共同的目标、利益和追求,而且成员之间还具有强烈的精神和情感的相互依存性,容易形成高度整合的集体和独特的团队精神.因此,学术委员会在履行学术评价职能时,组织成员会倾向于通过非直接的言语或方式对被评价者进行描述来保存对方的面子来维护情感,这种含蓄的信息沟通虽然缺乏一定的效率,但是不仅能使组织和谐,而且能解决在学术委员会职责范围之内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校学术建设.
第二,受儒家等级文化的影响,传统中国的稳定性建立在人们之间不平等的基础上.在学术委员会组织中,则明显地表现为行政、学术“双肩挑”的成员和纯粹专职于学术的成员之间,资历较老的成员与新进成员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分布上.在这种关系不平等的情境之下,学术委员会中肩挑行政职务的成员和资历较老的成员更具话语权和表意权.
第三,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和组织文化中,“关系”基本假设无所不在,这种关系文化也反映在学术委员会组织当中.不难发现,有少部分被评价者通过非正式渠道（如送礼、请客）以获得较理想的评价效果,从而达到晋升等目的.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人的心思、思想、精神用到哪里去了呢?用到人与人之间去了,用到人伦关系上面去了.”[2]
学术委员会运行中的传统文化逻辑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以和为贵、等级观念和关系为先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成为学术委员会组织中成员某种潜在的逻辑和心态,从而致使其成员对具体事务的处理也依据相应的思维和解决办法,久而久之,学术委员会的运行带有独特的传统文化色彩,突出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官本位”（Official Standard）思想的根深蒂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官本位”文化牢牢蒂固在国人的思想中.从历史脉络来考察,“官本位”萌生于“学而优则仕”,把是否为官和官阶的高低作为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虽然学术委员会不是行政组织,其成员也没有官阶、官衔,但是却拥有很高的学术审议、评定的权力,并且成员多数为行政任命,这在国人心目中就是一种“官”.这就意味着学术委员会可以主宰教师的未来学术发展道路,而在高校本来就是以学术为主,能成为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更是一种对其学术权威的认可,这就已经“高人一等”了.因而,学术委员常常是一种头衔、一种等级象征、一种荣誉,能成为学术委员会中的成员就成为一种追求,一种“官本位”价值观的实现方式,正是基于这种目的的委员在履行其学术评价权力时常常带有一种“官”的姿态,所以表现出高高在上、官气十足.
2.“情本位”（Feeling Standard）意识的深远影响.在我国,“人情”这一概念的含义比较复杂.黄光国认为,“人情”是在中国文化中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3]“受人滴水之恩,须当涌泉以报”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规范.黄光国将这种社会规范称之为“人情法则”,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也充斥着“人情法则”.学术委员会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其成员是社会人,成员与成员之间以及与周遭人之间的交往也往往遵循着“人情法则”.虽然学术委员会成员有着公平公正的价值诉求,但仍然可以发现其中送人情、给面子、拉关系的现象时有发生,“情、理、法”成为处理其内部关系的三种手段,其出发点往往先以“情”为重,其后以“理”为据,万不得已采用“法”.学术委员会成员也会根据与评价对象关系的疏密来衡量到底是给个人情、顺水人情抑或是不卖这个人情?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学术委员在评价学者及其学术成果时,较难持客观立场,而高校教师也难以静下心来潜心学术,因为有太多人情世故需要应对,正如学者乔锦忠所说,在国内学术界讨生活,令人感到心力交瘁的往往并不是学术本身,而是各种需要应付的复杂关系.[4]
3.“礼”文化(Confucian Ethics Culture)的等级束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学术委员会中,等级制度和身份意识十分强烈,“上下尊卑”的等级礼仪规范像指挥棒一样指挥着整个学术委员会的运行.在学术委员会中,虽然其成员大多数是教授,但是很多成员是以校领导、院系领导等身份加入,无行政职务的教授比较少,而且委员多为行政任命.对此,学者谢安邦与阎光才调查发现,“各种委员会的构成中具有行政职务的（院长、处长、系主任等）学术委员占多数,而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等学术人员比例则很少.”[5]也正是这种人员构成,委员会进行会议讨论时,大家的身份意识十分清晰,心里都十分清楚谁尊谁卑、谁是上级谁是下级,甚至会不自觉地维护上级领导的面子,不敢反驳上级领导的观点,结果,委员们的决策往往唯行政领导马首是瞻,这也恰恰体现了儒家的观点,在人际互动的场合,应当先依据“尊尊”法则,解决“程序正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