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失语症”的反思和对“龙学”经院化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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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个世纪初,自从黄侃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并在讲稿的基础上,由北京文化学社发行《文心雕龙札记》一书始,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研究正式拉开了帷幕.

据不完全统计,近百年间,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专著已逾百部,研究论文多达一千五百多篇.这些专著和论文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对《史心雕龙》的诸多问题,比如《文》的流传和版本、理论及其渊源体系、美学观念、概念范畴以及刘勰的生平等等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但是,其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最严重的莫过于如下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套用西方的话语和理论来分析本土色彩极为浓郁的《交心雕龙》的理论思想,产生了许多洋瓶装土酒的学术怪胎.二是在研究时只注重高、尖、新的学术探讨而相对忽略了学术的普及性,在撰写论文(著)时故意用一些“陌生化”的术语故作高深之论,造成了《文心雕龙》研究中的日趋经院化.

借鉴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文论,这本身并没有错,国家有疆,学术无界,用它山之石来攻己方之玉,不仅无损于学术之完整,而且对学术之健康发展也大有裨益.这方面,学术界一代宗师王国维和钱钟书就是很好的典范.问题是,当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尤其是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口号下出现的套用西方理论的做法,使得中国本土化的叙述语言和概念范畴几乎全部为西方文论的话语所置换,好像古代文论中那些为古人们用了数千年的术语到了现代已垂垂老矣,失去了其作为话语的功能,而西方的理论和术语成了点化一切“僵尸”的灵丹妙药.因此,如曹顺庆先生所说：“(在这种情况下)重建中国文化话语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因为中国文化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重新建构自己的理论话语,否则,就只能充当西方文化的模仿者、追随者甚至附庸.然而,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语症.”

与上述失语现象相关的就是《文心雕龙》研究的日趋经院化.《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其理论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像文学类读物或其它通俗类读物那样读者遍天下.而且,学术研究有时所涉及的领域常常是生僻的是从未有人涉足的,这就造成了学术研究和普通读者的隔膜,“龙学”所涉及的有些问题专之又专,非专门研究者和具有相当古代文化底蕴者所不能理解.这一点也是学界的共识.但是,我这里要说明的是,目前有些“龙学”研究者似乎有着这样一种心态：将有些原本明晰的问题,有些原本清楚的认识,非得要用一些似懂非懂的术语和似通非通的理论重新加以所谓的“解读”,使之变得云遮雾罩,神秘莫测,似乎非如此就不足以显示其学问之高深,不足以显示“龙学”之博大精深.搞到后来,别说与“龙学”无关的门外汉和初涉“龙学”的学子视之如读天书,要么战战兢兢,如人圣殿；要么逃之夭夭,避之唯恐不及.就是那些专门的学习者和与之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也有“龙学”是“聋学”之叹.这种现象的出现,无不与有些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将“龙学”神秘化、经院化有关.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也,其使命是对社会、人生、对其他学说有直接或间接之作用,因此,学术在求深求精力求创新和突破的同时,还要求广求俗,努力扩大其受众和影响.尤其像《文心雕龙》这样理论色彩极其强烈的作品,更要处理好深与广、精与俗的关系,“龙学”不是文人案头的装饰,不是高居于学术殿堂之上让人敬畏的神龛,也不是专家学者聊以自娱的宠物和故弄玄虚的噱头,它应当是走出塔的“平民思想家”,用自己睿智的识见和博大的视野对古代文艺及其他思想的研究产生影响,对当代文艺产生指导作用.

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下,古代文论研究,尤其是“龙学”研究就需要调整一下思路了.广大的“龙学”爱好者、读者和当代文艺理论建设者都在呼唤一种既能用自己的话语系统来解释,又能紧扣《文心雕龙》原著,对《文心雕龙》一书的五十篇专论进行综合描述和辨析,还能兼顾学术研究和学术普及,既接近学术前沿,又适合于初涉“龙学”者阅读的“龙学”著作的诞生.

二、

董家平先生的《文心雕龙咏惟》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董家平先生是我读本科时的古代文学课老师,又是我的硕研导师.在长达七年的学习生涯里,我有幸聆听了先生的“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体研究”、“建安文学研究”以及“《文心雕龙》专题研究”等数门专业课,并亲眼目睹了先生谨严的治学风范和《咏惟》的艰难产生.

粗略算来,先生治“龙学”已逾十五载.十五年间,先生从教育学院的函授部主任成长为青海师范大学的校长,行政职务越升越高,工作越来越忙,但他的“治龙”热情一刻也未消歇.短短的几年间,他自己先后出版了《文心雕龙名篇探赜》(以下简称《探赜》)、《文心雕龙咏惟》(以下简称《咏惟》)、《文心雕龙注译》(以下简称《注译》)等三部“龙学”专著,并指导研究生完成了数篇有一定学术价值的“龙学”论文.这些工作对一个专门从事教学的教师来说,尚属不易,何况是百事缠身的一校之长.因此,在对先生的钦佩之余,常常因自己作为先生的弟子,在毕业两年之后没有拿出一篇聊以慰藉先生的作品而汗颜.

我当然不具备为先生的作品写评论的资格,标题上不冠以“评”字也实在是因为不敢评头论足,我只是想从一个自认为了解先生治学思路的弟子,和对“龙学”情有独钟的学人的角度对先生的著作谈一点自己的感想.言高言低我是不怕的,先生的宽厚仁慈和不计小过的大家风范足以让我打消这方面的顾虑.

《咏惟》的成书历经三个多春秋,其前身是《探赜》.《探赜》是先生在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上课时编写的讲义.这部讲义虽然只有十万余言,所探讨的篇目也只有十五篇,但却花费了先生数年的心血.它的编排体例和研究思路远远超出了同时期的其他“龙学”教材,出版之始便引起学界注意,并被国家图书馆和青海省图书馆等国内大型图书馆收藏.

《咏惟》就是以《探赜》的体例为蓝本,以先生固有的研究思路为指导,在采用了研究生的部分论文的基础上成书的.其配套著作是《文心雕龙注译》.在体例上,《咏惟》以篇为单位,对《文心雕龙》的五十篇专论的主旨、理论渊源、结构以及逻辑顺序诸问题,分别从文化学、文体学、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咏惟”.所谓“咏惟”者,按先生的解释,就是“诵读与思考也.”语出唐代文学家韩愈《上襄阳于相公书》中的“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意”.

上文中我多次提到先生的“研究思路”,根据我对先生一贯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理念的理解,应当是指他对学术民族性的尊重和对学术经院化的反对.这一点是贯穿于他的所有著作和专业课的教学中,并体现于他的日常言行中的.

先生是反对用西方的话语来代替本土话语,并用之来解释本土理论的.尤其在 上个世纪十年代,西方理论和话语甚嚣尘上.大学课堂几乎全被西方文化包围的时期,先生的教学、著述也从未追赶过这个时髦.尽管当时的学生也因好奇,对外国的东西很感兴趣,大有趋之若鹜之势,但先生幽默风趣的谈吐,渊博的学识,对古文学和古文化的精彩阐释,常常引得学生在课后会发出“我们古代的东西就是好”的感叹.

先生并不是对西方文化不感兴趣.在他的书房里,有好几层都是有关西方文化的著作,他只是不满于西方文化的唯我独尊,并由之产生了一个知识分子固有的对民族文化和学术民族性的一种本能的捍卫.正如他在《探赜前言》中所说：“今人读该书(指《文心雕龙》笔者注)可掌握本民族的文史文论,纵横中外,勿忘根本.特别是在各种西方文论充斥文坛的今天,多读读《文心雕龙》,岂不是能令某些迷途的学子幡然醒悟,发现在君的脚下早就有一块芝兰葳蕤的良圃吗”

《咏惟》中这种思路也是一以贯之的.该书的“概论”也好,“篇章论”也好,“综论”也好,都是中国式的.尤其是该书最具特色的“篇章论”部分,在对文体和创作思想进行论述时,其理论依据、论述方式和语言表述都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色彩：理论紧扣儒、释、道和中国传统文论,论述并立众家之说,在对众说之是非得失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观点；语言文白相间,既有文言之典雅中正,又不失白话之晓畅通俗.这里可举一例来说明之：在分析《厚道》篇时,作者首先点明《厚道》之主旨,并对原道的含义训而诂之,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接下来便结合作品对论文的内容进行阐发,阐发时引古征今,纵横捭阖,时而大到人伦宇宙,时而小到对个别字词的解释,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古典文化学养之深厚.最后一段文字画龙点睛,三言两语点明“赞”的用意及得失,要言不烦,极中肯綮.极得玄学以简驭繁思维方式之妙.

对学界的学术经院化倾向,先生也早就有所察觉并持反对态度.读研期间,他指导我们作论文时,就坚决反对我们用经院气息极浓的语言故作高深之论.他自己的学术论文虽然探讨的是学术前沿问题,有许多独到的发现,但用语生动形象,观点通俗鲜明,没有一点普通学术论文的板滞和晦涩.

《咏惟》也贯彻了他的这种思想.虽然他在后记中谦虚地说《探赜》和《咏惟》一样,目的是“有益于初涉者访路问径”,将两本著作定位为初学者的入门书.但明眼人马上就能看出,其间涉及的有些理论,吸纳的一些科研成果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通幽洞微、钩沉索引,远不是一本入门书所能容纳的.只不过《咏惟》的表述方式、语言、结构更为通俗、“平民化”、更适合于普通读者阅读而已.

和《咏惟》同时出版的还有《注译》.《注译》一书是在参阅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1958)、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1962)、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1981)、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1981)、郭晋稀的《文心雕龙注译》(1982)等大家的校释和译著,以及赵仲邑、向长清、贺绥世、龙必锟、李蓁非、王运熙等人的全译本的基础上产生的,可作为《咏惟》的配套读物,以为初学者查阅之用.

一次师生相聚的时候,先生偶然间谈起了他的下一步写作计划.看着先生眉宇间焕发的容光和蓬勃的朝气,我又一次感到无所作为的羞愧,同时,也由衷地敬佩先生笔耕不辍的精神.相信先生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学术精品问世.

我们热切地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