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精神与中国当代文学”

时间:2024-01-07 点赞:51356 浏览:104702 作者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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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交代,这个标题是借来的,而且借的时候并没有跟主人打招呼,严格讲得算偷.不过我给它加了个引号,希望能以此消解可能会有的麻烦.有段时间了,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学院批评的文章,拟定的标题是《我心目中的学院批评》,却横竖写不成,分析那原因,应该是标题立意太小,不宜用来谈论喜欢宏大叙事的学院批评.近日幸得友人指点,说中国作家网上有个栏目叫“精彩评论”,上面的精彩评论虽比预期的要少些,但精彩的标题却意想不到地多.靠了这指引,就找到了这个标题.再看看文章内容,大喜.就是它了!

还得承认,“学院批评”这个词也是借来的,来自于几年前开始的给文学批评分类的热潮.在此之前,我私下里也给文学批评分过类,不过只分成了职业批评和学者批评两类.我没有足够的学养给这两个概念下定义,但若是从便于区别的角度来看它们各自的内涵和外延,我觉得前者更着眼于文学文本(作家和作品),后者更着眼于文学现象(特点、流派和趋势),所以前者更侧重于鉴赏(鉴别与欣赏),后者更侧重于解析(综合与分析),因而前者更多地靠眼光,后者更多地靠学问.等到文坛上的分类热兴起,我这种分法立刻就相形见绌了.人家一下子就至少分了四大类:学院批评(高等院校)、专家批评(社科院)、专业批评(作协)、媒体批评(传媒),此外还有各种小类,如立项批评、人情批评、红包批评、研讨会批评、腰封批评等等.这么一分类,批评界顿时显得热闹了许多.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两相比较,立马比出了我的分类其实是一种理想化的乌托邦.中国压根儿就没有职业批评家,哪儿来的职业批评?没有职业批评,哪儿来的与之相对应的学者批评?不过,人的思维往往有惯性,有段时间,在不需要特别较真的地方,我常常把学院批评“相当于”学者批评,把专业批评“相当于”职业批评,就好比正高职称原来相当于副厅,后来相当于正处.这种“相当于论”后来发生了变化,某种意义上来源于我对媒体批评的认识所发生的变化.本来我对媒体批评相当地不以为然,甚至无妨说相当地不屑一顾,后来发现不对了.有一次,我以省作协小说艺委会主任的身份,主持了一个研讨《我的名字叫红》的小会,研讨到快结束时,我发现在所有的发言中,讲得最全面的,是一位首先声称自己没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年轻的报社副刊编辑,他把前面各位的发言很客观、但又很得要领地综述了一遍,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地让人对这部小说有了一个整体的把握.这件事让我想到,如果说媒体的职能是提供信息,那么媒体批评的职能就是提供关于批评的信息.一个从事媒体批评的编辑、记者,如果想直接取代学院批评或专业批评,或者哪怕只是“三足鼎立”,认为自己同样有(或更有)眼光、有学问,说好听点是不懂扬长避短,说难听点就是充大尾巴鹰.而一旦他们懂得提供客观、全面、得要领的信息,他们的作用就是不可替代的了.最近又读到了一篇极好的媒体批评,讲的是引起争论的一位诗人和他的诗.它很客观、很得要领地引述了几种对诗的评价,从“好得很”到“糟得很”,陆续列出,丝毫不加臧否,但是却另外提供了“独家”的信息:这位诗人在写诗以外的活动,和他的生活方式.这些信息严重动摇了我长期坚持的一个基本信念――批评要从文本出发.真的,只要了解了这位诗人的这些活动和他的生活方式,不用读他的诗,也能知道他会写出什么样的诗来.


实际上,我这样想也不是灵机一动就冒出来的.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中国作家的生活方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对相当于学者批评的学院批评怀有一种仰视的崇敬,就是因为特别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国外的就不说了,据我看到的一个资料,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靠教书所得的薪水,可以养活一个六口之家,拥有一处带院子的小楼,雇着一个老妈子一个听差外加一个拉包月的车夫.现在的教授们虽然连那样的梦都不会做了,毕竟也还拥有某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他们的子女都在同一所学校里就读,甚至买菜都在同一个菜市场,买日常用品都在同一家超市.按这种生活方式,他们不需要与作家们有太多的人情来往,更不需要与出版商们过从甚密.正是因为沉溺于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我第一次看到某一本书上的腰封批评时,我确实被吓得不轻,老半天回不过味儿来.按我的陈腐的道德观,你写一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即便背后有什么私相授受,毕竟没几个人知道,而这种腰封批评,明摆着就是受了出版商的请托才干的活儿,按一个文人应有的文德来说,那可是要身败名裂的呀!

当然,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我这种想法是极其错误的.腰封批评不仅没有使写腰封的批评家身败名裂,反而因为能被邀请写这种文字成了一种荣誉.记忆当中文坛上还有过一次不大不小的风波,争议的焦点就是某某有没有资格写腰封.

文章写到这里时,休息了一会儿,又去网上闲逛,从“精彩评论”路过时,无意间看到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很“硬”的话:“我们所迎来的文艺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同样也是当代文学批评最好的时期之一.”这种言说方式显然应属于第五大类批评,体现的是领导上对咱们的关心、鼓励和鞭策.既然有幸处于当代文学批评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有主张应把“之一”去掉的),咱们就应该好好干才对.那么,对于相当于学者批评的学院批评来说,得有怎样的表现,才算是“好好干”了呢?想来想去,既然是最好的时期或之一,别的做不到也就算了,马虎一点吧,唯独有一条恐怕还是不能太马虎,就是,既然叫了个学院批评,里头或多或少还是得有一点点学问才好.

然则什么才是“学问”呢?

按我的理解,学问学问,就是一个“学”字和一个“问”字――值得人学,经得住问.所谓值得人学,也不必要求太高,非得有什么重要贡献不可,一个起码的要求就好,无论如何你得有一点点经过你自己的思考所得到的属于你自己的发现.当然,这个发现得是新的.如果你思考了半天却“发现”了一个别人早已说过不知多少遍的说法,那只能说明你还不具备“思考”的资质,眼前更要紧的是多读点别人的书而不是思考.所谓经得住问,是你的立论须有可靠的论据,合乎逻辑的论证,轻易不会被驳倒,不是你随便扔一个论点在那里,等着有人来问,再现问现答,如果没人来问,就算PASS了.其实这种随便扔在那里的论点往往还真是没人来问,因为它根本不存在经不经得住问的问题,压根儿就不值得问. 这样去衡量,很容易发现,当下的学院批评里,大量是毫无学问的批评.

我借来或偷来本文标题的那篇文章,就在这方面具备标本价值.不过我得说明,选它作标本事出偶然,全然是刚巧碰上了它,并不是像评鲁奖那样,从若干个备选篇目中经过几轮淘汰才剩下了它.我在“精彩评论”里碰上它时,网页上并没有注明它原来发表在哪里,但是确实标有两位作者的姓名,只因这两个名字都不熟悉,意者还没熬到多么资深的份儿上,就从略了吧.名字尚且陌生,自然更无从知晓二位在哪里高就,完全可能并非供职于高校,只以其文风绝对学院派,就拿来当了标本.实际上我已经注意到,当下的批评文字中,有不少出于并无高校教衔的青年批评家之手,但模样儿相当地学院,虽不过跟风而学,却是端的学得惟妙惟肖.

看罢《传统文化精神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这个标题,我立刻猜想这应该是篇大文章,没有五万字绝对拿不下来.在我看来,能各用两万字分别讲清楚什么是“传统文化精神”,和“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总体概况,再用一万字来讲中间那个“与”,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和这种关系的过去、现在、未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再看看文章正文,发现总共才不过四千字,着实吃惊不小.

那么,两位作者是怎样做到四两拨千斤的呢?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总体概况,这个我认为至少得两万字才能讲清楚的问题,人家只用了十五个字:“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不断有新的突破.”再加上八个字,即“如何谋求新的发展”,就连它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有了.这就全齐了.接着就是那个“与”,我认为得用一万字来阐明的问题,人家只用了十七个字:“当代文学应当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资源.”您还别说,如此一环套一环,还真是形成了一个逻辑链: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并不断有新突破的中国当代文学,要想谋求新的发展,就应当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资源.问题仅仅在于,这个“链”在逻辑上能够成立吗?假如你对形式逻辑还有一点最一般的了解和最起码的尊重,你很容易看到,这个“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有待证明的,每一个环节与环节的链接处是否衔接得上,也都是有待证明的.你得先证明了A确实等于B,再证明了B确实等于C,才能令人信服地推出A等于C的结果呀.中国当代文学确实是取得了巨大进步并不断有新突破吗?它究竟是还是疲软,得有论据和论证.说“我们所迎来的文艺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那是第五类批评的言说方式,体现的是领导上对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最大关心、最大鼓励和最大鞭策,学院批评不能也这样说话吧?然后,这个中国当代文学真的想谋求新发展吗?如果它已经很了,它还有这个必要吗?如果它已经相当地疲软了,它还有这个愿望吗?如此等等,你以为你说什么人家就得信什么吗?你怎么说人家就得怎么信吗?等你把这些都令人信服地、经得住质疑地证明了之后,你还得证明你把这些环节这样地链接起来是合乎逻辑的.证明了确实“进步”、“突破”之后,你还得讲明白它们确实是全靠、至少是主要靠“拿来”而取得的.如果现有的这些成绩已经得益于传统文化,那么这篇文章整个儿就是一瓶纯净水,想在里面找几个大肠杆菌都不容易.然后你还得证明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这条路已经走到头了,再也走不下去了(为此你还得证明为什么虽然“不断有新的突破”还是走不下去了),这才能逻辑地使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成为某种可供谋求的“新的发展”,而不是多样化中的一样.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当你如此郑重其事向传统文化要新发展时,这个新发展的中国当代文学究竟能从传统文化中得到什么.或者说,这个传统文化中到底有什么.为了讲清这个我认为至少得两万字才能讲清的问题,两位作者所用的篇幅稍多些,它是这样的一段:

“在本土思想与外来文化的交锋与融合中,中国传统文化逐渐确定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道释三足而立、互融互补的基本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五四’时期,新文化旗手们向传统主流文化发起猛攻.这场运动对传统文化痼疾的揭示无疑是深刻彻底的,但也必须承认,虽然当时的中国久陷沉疴,文化身躯‘红肿’‘溃烂’,却也不乏健康的肌质.不管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出于何种策略考虑,他们对传统主流文化的评价不能不说是偏激的,由此落下的后遗症影响深远,这是‘五四’需要反思的地方,也是当代文化建设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

既有“儒家为主体”,又有“儒道释三足而立”,这是个什么东西呢?“三足而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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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鼎立”,指的不是那个“鼎”,而是那个鼎的“立”.您见过一条腿长两条腿短的鼎吗?又或者,您见过鼎本身(“主体”)自带着一条粗腿然后另外加装了两条细腿的物件吗?这就是两位作者笔下的传统文化了.除此之外,后面的关于这个文化的“史”的部分,并不是这两位作者的发现,只是近来常可听到的一种说法.一段时间以来,这种说法早已滥觞于所谓的文化思想界,用把“五四精神”的彻底性说成“偏激”的偷天换日法(逻辑上叫“偷换概念”),来否定“五四精神”.什么是“五四精神”?“五四”先贤们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一个叫赛先生――科学,一个叫德先生――.一些参与者的过激行动,比如火烧赵家楼之类,是“五四运动”的一部分,不是“五四精神”的一部分.不过,在这个问题上的另外一个地方,两位作者表现得还不错――“他们对传统主流文化的评价”这个提法值得称赞.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一直在使用“传统文化”这个概念,唯独到了这里,却在中间加了“主流”二字.这是对的.“五四”先贤们以决绝的态度所要彻底批判的,正是“传统主流文化”.这里没有什么“策略考虑”,完全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要真正实现科学与,舍此别无良策,因为这两位先生根本不可能和那个“传统主流文化”相邻而居,更不要说保持和谐稳定了.“五四”先贤们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就是这种批判精神的彻底性和不可妥协性.当然,这决不等同于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这是因为“文化”本身就是复杂的、丰富的.正如现代文明在大力提倡科学精神的同时,并不一般地排斥宗教信仰,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即使是儒家的观点里,也有“君子从道不从君”的说法,并不要求知识分子随时随地都和皇上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只有文天祥那样的大忠臣,才会要求将乱出馊主意的人一律砍掉脑袋,“以一人心”――人头可以有千百万个,但人心只能有一个. 应该说,正因为有了涉及“五四”的这一段文字,这篇文章建议中国当代文学在谋求新发展时所要汲取的文化资源才有了实指.它不再是黑压压乌沉沉模糊不清的一大片,包罗万象什么都有因而里面也确有一些好东西的那种阵,而是明确无误地落实在“传统主流文化”中被“五四”先贤们“偏激”地否定掉的那些东西.

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

正面清理这些东西,非我力所能及之事,而且我想即便交给学养深厚的教授们去做,这个课题没有二十万字是讲不清楚的,更何况这种课题基本上不可能“立项”.出于无奈,请读者给个宽容,允许我偷个懒,运用一点逻辑技巧,来做一个宏观的把握.您一定知道,现在要求我们大家都去认同并践行的,叫作什么吧?对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逻辑链所赖以成立的前提,是一个已经由专家学者证明并获得广泛社会共识的论断:主流价值观必然是也只能是当政者所提倡的价值观.既然此时此地的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的社会实践所奉行的主流价值观,就必然是也只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道理,在彼时此地的中国还是一个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主义国家时,这个国家所奉行的主流价值观,就必然是也只能是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条铁律,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任何“例外”都不可能发生.

但是我得赶紧声明,我们并不能就此便得出结论,认为两位作者写这篇文章,就是倡导中国当代文学要谋求新发展,必须从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里汲取文化资源.这样会有“上纲上线”、“扣大帽子”、“思维”、“大字报文风”等一系列嫌疑,而且确实是在断章取义,因为尽管看上去文章标题所提出来的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其实这篇总共有四节的文章到这里才只读完了两节.那么,后面的一半还有什么?关于“传统文化精神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论述还有怎样的深化?所以我们还得耐下心来接着读.

第三节的小标题叫“激活地域文化、民间文化的丰富资源”.用大白话说,这叫凭白无故打了个岔,从逻辑上说,它连“打岔”都算不上,因为它不是“横生枝节”,不是从原有的逻辑链上分出去的一个子链.“地域文化”、“民间文化”与“传统文化”在概念上并不存在从属关系;它们是三个不同的、各自具有独立的内涵和外延的概念,是相互平行的关系.为什么要打这个岔?读了内文,明白了,两位作者换了笔法,从大而化之的议论,转换为大而化之的表扬了.继上一节的末尾表扬了阿城、陈忠实、莫言之后,这一节的前半段又一口气表扬了邓友梅、陆文夫、林斤澜、刘心武、张炜等五位作家,后半段还再次表扬了莫言.对“中国当代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八位作家虽然都是好作家,却是很不一样的作家,且分属于不同的代际,现在把他们放在一块儿来表扬,想说明什么?能说明什么?读到第四节,这个谜才给出了谜底,原来表扬他们只是一个铺垫,真正要表扬的另有其人.两位作者在这里用了大段的文字,洋溢、令人头晕目眩的言辞,表扬了一位拥有“开阔的审美视野和丰厚的文化底蕴”的作家.谁?贾平凹.“贾平凹量多质优的散文让读者领略到了传统审美意识的现代表达.”“贾平凹深受中国古典哲学尤其是老庄哲学和禅宗妙语的濡染,其散文以达观超脱的态度观照宇宙人生.”“在人生中追求自然的情趣与在自然中感悟人生的奥妙”.“贾平凹多写山野村人,他们生活艰苦,却安然适意于秀水明山,他们无忧无虑,因为天地灵气早已荡尽名利之欲.”“贾平凹写自然,也有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大至崆峒名山,小至一块丑石,贾平凹都乐于在天人之际、物我之间放飞玄思,以有限达无限,通向生命真理的彻悟.”乖乖,全世界古今中外的所有作家,除了这位被表扬者,还有谁能做到只须借助一块小小的丑石,便可“通向生命真理的彻悟”?

现在我们接近于得到一条完整的逻辑链了: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不断有新的突破的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耗尽或基本耗尽了既有的资源,要想谋取新的发展,就必须向传统主流文化即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去汲取思想资源,而在这方面已经做出表率的,就是贾平凹.这个链条看上去很顺,但是却存在一个衔接不上的问题:文中“贾平凹量多质优的散文”一语,指的是已经发表的作品,还是尚待写出的作品?如果是后者,你怎么知道他会写出这样的作品?如果是前者,为什么没有算在已有的成绩和突破里?但算进去之后,还需要再谋求新的发展吗?

当然,另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更要命:“贾平凹量多质优的散文”真是像两位作者所说的那种样子吗?当传统的“山野村庄”正在大量地、一个个地消失的时候,贾作家真的还能在消失了村庄的“自然中感悟人生的奥妙”吗?当传统的“山野村人”正在成群结队地、倾巢而出地去城里打工时,贾作家真的还能在进城打工的“人生中追求自然的情趣”吗?当人们正在惊呼“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时候,贾作家真的还能“安然适意于秀水明山”,或者“在天人之际、物我之间放飞玄思”吗?我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贾平凹评价特别高,但即使对他评价不高的人,也不至于把他看得不堪到如此地步吧?反过来,那个“中国古典哲学尤其是老庄哲学和禅宗妙语”,就是教人如此这般地在现实的苦难面前扭过头去往别处看?

真的很抱歉,可能我拆巴得太狠了些,原来很漂亮的一座亭台楼阁,拆巴拆巴之后,连点断瓦残砖都没给人家剩下.

不过,眼下的学院批评,确实正“处于当代文学批评最好的时期”而且没有“之一”.谓予不信,看看这一届鲁奖评论奖的获奖名单,即可一目了然.五位获奖者中,有四位来自高等院校,其中两位来自沈阳师范大学,另两位分别来自苏州大学和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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