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朱寿桐先生比较文学的特色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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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寿桐先生的本业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现代文学的触发和影响下诞生、发展、成熟的,朱先生的学术研究必然涉及中外文学的关系,也就是比较文学研究.回顾朱先生过去20多年的学术道路,不难发现朱先生之于比较文学经历了几重演进:由浅度涉猎到深度介入,由零星的“点”的触碰到有意识的“面”的系统建构,由相对纯粹的比较文学研究到更为宏阔的比较文化研究,由中外文学的比较到外国文学内部的深度掘进,由西方理论范式、概念和术语的借用倚仗到理论范式的自构和概念、术语的自铸.

历经20多年的辛勤探索,朱先生有着鲜明特色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路径已经形成.在比较文学领域,朱先生贡献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沉甸甸的研究创获和实绩,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国际化学术运作模式和理论范式的创新对中国比较文学界有示范作用,给中国比较文学界带来的学术自觉、学术自信和深长的学术启示.

一、

朱寿桐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有一个重要特色:他的研究着重中外文学关系“面”的系统建构.他贡献给读者几本体大虑深、具有学术创见的比较文学专著.

与众多涉猎比较文学的学者一样,朱先生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是零星“点”的触碰.他曾经写作过比较契诃夫和鲁迅讽刺艺术的单篇论文.这种零星“点”的触碰固然有学术养殖的必要性和学术成长的必然性,如果操作成功学术价值亦不容低估.但是如果长期沉溺于这种“拾麦穗”的做法,对于一个有学术追求和雄心的学者来说终归是一种遗憾.朱先生迅速超越了这样即时的学术感兴,开始着力于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面”的描画和史的叙写.他倾10余年之力,带领一批青年学者撰著了两部厚重的比较文学专著《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

现代主义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在今天已是不言而喻的重要学术领地.但在十几年前,中国现代文学有没有现代主义文学还是一个争论激烈,人言人殊的问题.有人质疑:“中国尚未进入现代社会,何来现代主义文学?”在着手撰史之前,朱先生必须对这个“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学术回答.

否定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存在的观念反映了机械的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单向且直接地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被动地同步于经济基础.事实上,域外观念形态的东西的引进、演变和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不完全、不直接受经济基础的牵制.据此,朱先生精辟地指出:“实际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它处于打开的状态时,可能它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是滞后的,但并不影响文学与世界先进文化思潮保持一种密切的联系.不能是简单的反映论,有什么样的生活,才有什么样的文学.当我们打开国门,世界的新潮和旧潮涌进来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就有可能超越自己的总体的现实经验,而把西方在特定的经验中产生的文学作为继承效仿的对象.”

然而,现代主义文学是否完全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行,不受中国物质文明发展状态的影响呢?朱先生对这个学术难题做了周全、灵活的解答:现代主义文学本质上是现代化工业发展时期的“文明病”.在中国由于现实物质基础的缺乏,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连续发展的动力不足,因此呈阶段性发展,而非呈连续性演进.对于这种阶段性发展态势,朱先生煞费苦心创构了“文化地震学”的理念范式,以学理性描述和解说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从初萌到壮大、再到“自我蜷曲”,历时大约10年的周期.这样周全的学术安排既遵循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又避免了机械唯物史观的桎梏,同时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西方现代文化理论资源,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的系统建构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另外,朱先生还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和宿命做了深度掘进: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或“自我蜷曲”,向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主流文学派别“自我开放”,而至于消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独立品位,或是激进地走向其反面,为防止遭致被消湮的命运而拒绝与现实因素相联系,从而使自己在断绝现实养分的情况下自我枯萎.朱先生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这种看似矛盾实近情理特点的把握和描述十分精准.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穷本溯源,系统全面地展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全部历史和整体风貌,呈现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产生、蜷曲、偏隅生存、复苏繁荣的全过程,结束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自来无史的局面.以现代主义为学术支点,该书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细化和深化,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重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朱先生书写的现代主义文学涵盖面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惯有时间框架和中国大陆的地域疆域.在时间上,上溯晚清,下探当代.在地域上,以中国大陆为主要畛域,兼及台湾和港澳.这种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观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写作和出版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不多见.

浪漫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一直是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关学术积累极为丰厚,给当今试图进入该领域的学者以巨大的学术压力.这也是一个富于争议的学术课题.浪漫主义该如何定义?中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作为文学史现象有何异同?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有何特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成就巨大而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成就相对较低,原因何在?

朱寿桐先生对中国暨世界浪漫主义思潮和文学史现象进行了历时10余年的学术思考和理论建构.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体现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和撰著的一系列单篇论文.在《史论·导言》中,一方面,朱先生深入研究辨析既有理论范式和文学概念从中汲取资源和营养.另一方面,他又不为拘囿,创造性地提出了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范式:浪漫主义文学主体具有“自恋型的浪漫情态”“平民化的浪漫姿态”、“边缘化的浪漫心态”,并细密地描述三种态势或联通互动,或错位倾轧的立体结构.这种由内而外的“态”势,多“态”多姿、“态”势可掬.各种态势或同步或错位,可以精细而周到地描述论析浪漫主义思潮和文学史现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对中西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共通性和独特性,给予相当有力的学理解读. 在《史论》的正文中,朱寿桐先生对浪漫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做了全新的系统解读,事实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这是一部以时间和主题双重视角但以后者为主书写的涵盖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史.关于浪漫主义文学古旧的感伤主题,朱先生不仅补叙了20世纪末的“感伤旅程”,而且对感伤型浪漫主义文学的“敛缩”现象作了视角很新的论析(在之后的章节中,都市浪漫的“消解”,宗教浪漫的“衰微”的视角与此相类)“革命浪漫主义”在褪去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政治和道德光环之后,在今天的文学史书写中已黯然失色.朱先生抱着同情的理解,叙写了“革命浪漫主义”思潮和文学史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坛出现的必然性;同时又对“革命浪漫主义”的内在缺陷和历史衰微做了富于学理性的解读:抽去了“情的飞扬”的浪漫主义“情核”,堕入“观念论的魔床”——“革命浪漫主义”便走到了尽头.另外,“革命浪漫主义”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和文学史的重要特色,可以贡献给世界浪漫主义文学宝库.他还饶有兴味地讨论了“革命”与当代改革文学中体现的“改革的浪漫”,将之视为“革命的延续与变奏”,这也是颇有新意的.废名、汪曾祺、莫言、陈忠实这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不同时期,无论主题、题材还是风格差异很大的作家以往很少被放在一起进行学术讨论.朱先生以“浪漫主义的自然家园”为主题,把他们归拢在一起,现出从田园到乡野,从传统到现代“自然”书写的继承、演变和变异.西方浪漫主义素有“自然”一脉,有华兹华斯的自然山水诗的杰作,但中国悠远的农村社会、绵长的乡俗传统,建基于此的“自然浪漫”文学似可充实世界浪漫主义宝库.其他关于“都市浪漫主义”“宗教世界中的浪漫”,朱先生或发前人所未言,或对前人论议多有补充和纠正.

关于现实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朱寿桐先生虽未写作专著系统地论述,但他贡献了一篇学术含量很高的论文《现实主义的宽泛化——现实主义在“五四”时期的泛化》.这是朱先生的“少作”,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后作为专稿收入范伯群、朱栋霖主编的《中外文学比较史》.这篇论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做了开创性的学术论述.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期,也是中国文坛异常活跃,异常杂乱,异常丰富的特殊文学时段.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如现实主义(当时称为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乃至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由文坛的老将新兵阐介倡导进入中国.“五四”时期,在各种“主义”中,现实主义地位并不突出.在陈独秀、沈雁冰梳理出的文学进化次序——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中,现实主义既非现代文学的开创性思潮,其新进性又不如新浪漫主义,在“写实”和“真实性”的倡导和实践中又不如自然主义彻底.“五四”时期的创作也异常活跃,既有新青年社、新潮社、文学研究会作家水平参差不齐的“人生写实”和“社会写实”,又有创造社的“罗曼蒂克”和“自我表现”,还有白话新诗的“象征和抒情”.“五四”文学的主潮是什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重大但不易回答的学术问题.朱寿桐先生斩钉截铁给出的答案是现实主义.

朱先生从“五四”时代精神、社会现实、美学倾向三个方面,绵密而有力论证了现实主义在“五四”文学中的显赫存在和主导地位.“五四”时期,从引进外国文学思潮到设计新文学体式都吁求着现实主义,在价值观念上特别倚重现实主义,各类值得彰扬的外国文学作家和作品倾向全都与现实主义挂钩.用现实主义统摄和整合“五四”文学,譬如在其乱如麻的“五四”文艺思潮和文学现象中抽绎出一条主线,在平行流淌的众多河流中辨识出主流,使原本热闹杂乱而有些模糊的“五四”文学景观顿时清晰有序起来.

然而,“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毕竟不是西方舶来的原汁原昧的现实主义.经过“五四”文学家的搬演和播弄,“五四”现实主义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朱先生没有止步于“五四”现实主义的宏观论断,他进一步提出来了“五四”现实主义宽泛化的理论命题,并对其表现形式和宽泛化的原因做了系统和深入的阐论.

朱先生引用扎实的史料,运用严密的逻辑论析了现实主义泛化的表现形式和导致宽泛化的原因.首先,现实主义的宽泛化表现在题材、内容的宽泛化.“五四”文学不仅有人生和社会写实的现实主义,而且还应包括“心理写实主义”“情绪写实主义”,这就大胆地质疑和挑战了创造社文学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文学定见.其次,现实主义宽泛化的另一种形式是“五四”文学家把与现实主义价值倾向看似接近,但性质不同的“自然主义”纳入了现实主义的畛域.这种现实主义的宽泛化的理解和处理牺牲了自然主义作为文艺观念的独立性.沿着论述的逻辑,朱先生进一步探讨了现实主义宽泛化的原因.“当‘五四’文学家在价值观念上对现实主义特别倚重的时候,现实主义概念的宽泛化是不可避免的,几乎其他主义(包括自然主义)所有的长处——只要接近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或能为现实主义的价值形态所涵容——都会成为‘五四’泛现实主义的兼并对象等现实主义宽泛化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开放性追求.”这是精彩的学术发现,不仅适用于解读“五四”文学时期,而且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其他时期.事实上,现实主义的兼并对象不只是与现实主义接近、类似的自然主义,而且可能是与现实主义相距甚远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朱先生提出,现实主义宽泛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现代观念的倡导.“现实的文学必须负载现实的人道,必须表现现实的人生.这又给现实主义概念提供了一个宽泛化的契机.”“当‘五四’新文学家高张起为人生的旗帜时,确实很大程度上把为人生与现实主义划上了等号.这种以为人生的思想充实现实主义概念的倾向客观上造成了‘五四’现实主义内涵的宽泛化.”

“五四”文学主潮的现实主义的宽泛化在朱先生笔下获得了迄今最系统、最充分、最深入的学术书写和理论阐析,同时为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做了准确定位.这是朱先生对为新文学奠基的“五四”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贡献.

对于现实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这样一个大题目,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朱先生只开了一个极为精彩的头,未曾系统展开而匆匆搁笔.遗憾之余,我们又不无欣慰地看到,朱先生对现实主义宽泛化的认识和概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范式和逻辑线索,可以用之来理解和认知随后的现实主义在中国新文学的世纪发展演进史中的角色和作用.事实上,朱先生在论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时,自觉地运用了现实主义宽泛化的理论范式,论析了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因为主观或客观的因素为主流的文学思潮(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湮没吞噬的文学史现象. 综上所述,几个重要文学思潮和流派在中国的影迹在朱寿桐先生的有关论著中都得到了系统、全面的梳理,能够如此全面、系统地把握域外主要文学思潮和流派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学者在国内学界并不多见.

二、

在过去10余年里,朱寿桐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扭着中国新人文主义课题不放手,在比较文学研究的题材、范围、内容、方法等方面都有创新性的拓展,对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进行了又一度系统性的学术建构.他扩大了中国新人文主义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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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点,使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影迹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这方面的成果体现于他陆续发表的十余篇学术论文和近年出版的《中国新人文主义的影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文化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西欧的各种现代“主义”纷至沓来,以大学为大本营的美国学界是引进和倡导的始作俑者和主力军.不满于这种唯“新”是从的思潮,欧文·白璧德和穆尔等寥寥可数的学术伙伴张起“人文主义”的理论旗帜,以堂吉诃德式的学术勇气大战现代种种“主义”,尤其是“卢梭主义”.他们在学术界不受待见很容易想见.然而,学术界的冷遇并不意味着白璧德“人文主义”在美国没有市场.恰恰相反,传承了英国文化保守主义又有着深长清教传统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与白璧德“人文主义”在精神要素和文化立场上有着诸多契合之处.只是美国中产阶级是“沉默的大多数”,虽日常身体力行,但并不在媒体和书面上发声.为了与传统人文主义区分开来,学界一般将白璧德主义命名为“新人文主义”.朱先生以对“新人文主义”概念和术语的解读和跨语际翻译为学术运作的逻辑起点,“回到白璧德”,对这个关 键 词 进行了理论清理:

“白璧德本人在内,都对这种人文主义的概念表述大费周章.白璧德不愿接受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和宗教领域、教育领域的新人文主义以及当时美国一派‘新’字号的时髦混成一片,显得俗气和模糊,于是他一般坚持将自己的思想体系称为‘Humani’.但他更忌惮人们将他的‘Humani’与其他人文主义,特别是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概念相混淆.他由始至终都未能想出一个十分妥当的名词来表述自己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当然也未能设想出一个有效的办法解决这样的表述混乱问题.”

一般来说,这种忖度式的学术表达是有相当学术风险的,但论析因为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和对白璧德本人、“白璧德主义”及其时美国社会文化语境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朱先生的论析体现了他的睿智、深刻和学术自信.

白璧德的Humani在中国通常译为“人文主义”,林语堂却“拗一调”译成“唯人论”.朱先生一方面肯定了这种“有意思”的“译法”:“在中文方面如果能使用林语堂的‘唯人论’以示与一般的人文主义概念相区别,倒是一个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意义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他又对林语堂理解的“唯人论”痛下断语:“林语堂在认定白璧德的‘唯人论’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不同前提下,居然判断这种Humani与宗教相对,这就有违历史事实等显然不合逻辑.”这是因为“对宗教的肯定态度是新人文主义最深奥的精神要素”.

林语堂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对中西文化都有深入的把握.他创译的幽默(humor)作为文化概念已经典化,作为用语已经日常化.且不说朱先生对林有弹有赞公允的学术姿态,上述论说表明他对白璧德Humani的理解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白璧德中国传人的水平.另外,朱先生对白璧德Humani的“现代性”,而非“古典性”的指认同样言常人所未言.对学术关 键 词 做术语学、语源学的论析,将之作为学术研究的起点,在今天已是通行的做法.对西方概念和术语的“跨语际”之旅的论析也越来越多.朱先生对Humani作为概念和术语的论析切口虽小,但揭示了白璧德主义的要旨精义,所体现的学术素养、学术自信和学术气势令人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白璧德Humani的中译,朱先生其实已给出一个较为理想的译法:白璧德主义,这就避免了“人文”“人道”“唯人”等概念和术语的缠夹.当然,因为约定俗成,在本课题研究中,朱先生还是沿用了新人文主义的术语.

朱寿桐先生的新人文主义研究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的突出贡献,在于他突破了文学领域,在比较文化的意义上深化比较文学研究.新人文主义与中国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研究的学术热点,相关的研究在不断细化和深化,大部头的专著不时出现.但相关研究往往把中国新人文主义的文人群体固定于学衡派文人和新月派的梁实秋.学衡派文人和梁实秋作为白璧德的嫡传弟子当然是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基本班底,是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绕不过的重要人物.朱先生对人所共知的中国新人文主义者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透过史实的详尽铺陈和思想的严密梳理,他在《欧文·白璧德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宿命》一文中指出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文人陈旧灰暗的语体和精神面貌以及梁实秋苛酷自大的文评立场拖累了白璧德主义,使白璧德主义在中国难免妖魔化的宿命,它的积极价值因此未能在现代中国得到弘扬.对于中国新人文主义者内部的思想分歧和学术纷争,白璧德中国传人的“哈佛情结”和“哈佛做派”等细节的阐发,朱先生多发前人所未言.

如果仅仅止于此,无论论析多么精彩而深入,还仅仅是一定的学术增量,没有“质”的突破.朱寿桐先生把林语堂纳入中国新人文主义阵营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但朱先生“乾坤大挪移”式的大手笔让人感到这样围定实在情理之中.林语堂与白璧德及哈佛大学不仅有显见的学缘联系,更与白璧德主义有着深刻的思想与精神联系.然而,与吴、梁的高调渲染和主动承认不同,林语堂偏偏“拗一调”,一再否定他与白璧德、白璧德主义有什么干系,甚至作文为白璧德的论敌斯宾岗辩护,对吴、梁等人亦颇有微辞.对于“林语堂现象”,朱先生苦心孤诣铸造了两个概念和术语——“意念沼泽”和“思想邻壑现象”.关于“意念沼泽现象”之于林语堂,朱先生如是论说:“他们之间似乎确实存在着一种深潜、复杂的关系.林语堂毕竟还没有明白这种意念沼泽现象及其原理.他虽然徒劳地,但确实始终致力于撇清与白璧德这种精神联系,不过越是进行这样的撇清,越是将自己的身份以及自己的记忆与白璧德主义联系得更加紧密.”身陷沼泽地,越是努力挣扎,就陷得越深.以这样的自然现象为参照,朱先生建构了“意念沼泽”,他学术创新的自觉令人印象深刻.关于“思想邻壑现象”,朱先生如此定义:“所谓思想邻壑现象体现着思想表述和理念运作中的主体对于自己思想、理论和精神创造的一种保全性防范心理:他们往往并不害怕来自于不同立场甚至相反的价值体系的思想理念的质疑、挑衅和抵触,而更敏感于与自己理念相近、相似的精神价值所可能造成的纷扰、含混和消解.因此,他们对敌对的观念常常表现着不屑置辩的轻松或泰然处之的雍容,而对于与自己立场相近、精神价值相近的观念及其表述则往往表现出如临大敌般的紧张和急于划清界限的焦虑.”朱先生为林语堂量身的概念和术语的确较好地解读了林语堂之于白璧德、白璧德主义的“撇清”言行.这两个概念和术语只要略加修正,就可以有较大的理论适用性和较强的理论说服力.例如,用“意念沼泽”来解读鲁迅及“五四”文人群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用“思想邻壑现象”来解读梁实秋、徐志摩等新月派文人与卢梭暨浪漫主义的关系.朱先生的理论创新的价值便越出了新人文主义研究的课题,具有了学术示范意义.除了上述与白璧德有师弟之谊,直接受过白璧德主义学术和精神滋养的中国文人外,朱寿桐先生还依据间接精神契合和精神联系,回溯至晚清,论析了晚清民初文化怪杰辜鸿鸣的文化思想与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平行联系.受过西方古典主义系统学术训练和思想滋养的辜鸿鸣留给后人是一个孤绝的保守灰暗的文化背影.因为对他的学术研究不充分,他的文化形象一直显得平面与单薄.对这个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中的“散兵游勇”,朱先生依据他的文化立场和精神联系向东西方传统溯源.除了显见的孔孟中国传统思想精神联系之外,朱先生揭示了他与西方古典主义,尤其是英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和精神联系,论定了他受到英国著名思想家马修·阿诺德的重大而具体的影响.这样就坐实了辜鸿鸣与白壁德人文主义平行联系——他们都从阿诺德那里得到了精神和思想的滋养.除此之外,朱先生还从文化立场、道德本位、价值倾向、古典精神和时政批评等方面论析了东西方两位思想家的诸多契合之处.以此为依据,将辜鸿鸣视做中国新人文主义的先驱便顺理成章.朱先生在对辜鸿鸣做同情的理解的同时,对辜氏的乖谬悖时——例如他的德教救世,他的尊王保清观念进行了富于学理性的论析和严厉的批评.此外,朱先生还创新性论证了新人文主义与中国新儒家的思想契合之处与精神联系,有关论述发表在重要的哲学期刊——《哲学研究》(2009年第8期)上. 辜鸿鸣、学衡派文人群体、新月派文人群体、林语堂的论语派文人、新儒家的文人群体——这些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中卓有建树的文人群体在过往的学术书写中很少被集聚在一起进行讨论.朱寿桐先生以中国“新人文主义”的思想和精神的线索把他们联系起来,拼合了中国“新人文主义”的谱系,为中国“新人文主义”理出了一脉传统.这是近年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创获.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创新和成就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显珍贵.

三、

朱寿桐先生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的特色是深入外国文化、文学内部,运用自己创建的理论范式和概念术语,去解析外国文学、文化思潮和现象,贡献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

在常见的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中,外国文学、文化大多停留在阐介搬演的层面,大多倚仗借用西方既有的理论范式和概念、术语.作为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的“外方”大多扮演学术参照系的角色,有的甚至仅作模糊的学术背景.研读朱先生的比较文学、文化的论著,不难发现他的学术研究一以贯之的一个突出特色:对于每一个课题朱先生都会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深入外国文学、文化内部,对外国文学、文化思潮和现象进行基于中国学人视角的、原创性的学术运作.他总是精心地锻造自己的理论范式和概念、术语,并运用它们去解析论述外国文学、文化思潮和现象.对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文学史现象,朱先生运用自创的“心态”“情态”“姿态”的理论范式和概念、术语去解析浪漫主义思潮和卢梭、歌德、缪塞等浪漫主义文学巨子,使古旧性课题呈现诱人的亮色.对于美国的新人文主义,他对白璧德的文化立场和精神内核、学术优长和缺陷、学术的成就和尴尬都有独到的见识和深刻的会心.对于这些西方课题,朱先生以全力以赴的学术努力,贡献了中国学人的原创性学术成果,并获得了西方主流学界的认可和赞许,为中国学人争气、增光.

朱寿桐先生深入外国文学文化内部,最突出的学术成就是他对丹麦伟大的文艺批评家勃兰兑斯和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巨著《十九主流》的专题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勃兰兑斯其人其著因为鲁迅的推崇而对中国现代文艺批评产生了巨大而持久性的影响.对于这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域外批评家其人其著,朱先生持续研究达10余年之久.除了在中、日、美等地穷搜尽揽有关学术资料外,还受丹麦Daloon基金会资助,去丹麦进行相关学术考察.他还应邀参加有关勃兰兑斯的国际研讨会,并做大会发言.多年的学术研究结出了硕果,他在欧洲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两篇有关勃兰兑斯研究的论文,他还撰著了《宽容的魔床——勃兰兑斯(十九主流)导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这是迄今研究勃兰兑斯和其文学批评风格最权威的中文著作.

朱先生精辟地指出,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家以及今天中国学人对勃兰兑斯持久的推崇和景仰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十九主流》视野的阔大、精辟的论述,还在于勃兰兑斯独特而迷人的批评风格.勃兰兑斯“在文学和历史的分析中融入自己充满感性甚至诗性的情感体验,将文学批评当作文学的本体写作以突出地显现自我”.的确,与常见板着理论面孔、端着教训姿态的批评家不同,勃兰兑斯就是“一团火”(勃兰兑斯自喻),他的论著字里行间到处燃烧着他的创作、批评和学术,他的论著堪称是批评本体、学术本体和文学本体的三位一体完美结合.朱先生还对勃兰兑斯批评风格及其形成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学术揭示.朱先生关于勃兰兑斯批评风格形成的原因乃是基于对自由的向往的论断具有创见.

在中国比较文学领域,以一本专著的规模对域外作家、诗人的专人研究所在多有;但以一本专著的规模对域外的一本文学名著进行专书研究则寥寥无几.以一本专著的规模对域外一位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一部文学史专著进行专书研究,《宽容的魔床》是罕见的一部.它的学术价值不仅在其填补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空白,更在于其学术原创性.这是一位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与一位生活于一个世纪前的丹麦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跨越时空心与心的交流.《宽容的魔床》征引的二手资料不多,这并不是朱先生的懈怠.事实上,勃兰兑斯和《十九主流》在当时及当今的西方主流学界并不特别受重视,这并不奇怪.英、法、德等西方文学大国对自己国度的文学研究极为精深,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大家所在多有.他们对这位来自北欧小国的“外来和尚”不会过多关注.征引不多正反映了朱先生写作该书时原创性学术运作——一切出于自己的手眼,一切出于自己的机杼.《宽容的魔床》是一部富有学术和学术原创性的著作,然而又是一部寂寞的著作,迄今尚未见到学人对之的学术评说,这是令人遗憾的.诚如鲁迅所言:好东西也要有人懂(大意).

朱寿桐先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受到一中一西两位先贤的影响.一位是中国的鲁迅,另一位是丹麦的勃兰兑斯.他的融理性和感性、和冷静的批评风格的形成似乎受后者的影响更大.《宽容的魔床》虽然在10年前就出版了,然而勃兰兑斯和《十九主流》仍不时萦绕在他的脑际,说念兹在兹或许并不过分.时隔数年之后,朱先生又发表了论述勃兰兑斯和《十九主流》第一卷《流亡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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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作——《(流亡文学)与勃兰兑斯与巨大世界性影响的形成》.论文中,朱先生不仅论析了《流亡文学》在《十九主流》中的特殊地位(“除了开宗明义之外,它还具有一种在学术上统领整部著作全局的意义”),而且论述了泛义的“流亡”作为一种生存和精神活动的普遍性和独特的思想和精神价值.在“背井离乡”无论在生存还是精神意义上已成为常态的今天,勃兰兑斯和他的《十九主流》与今日世界重又发生关联,因此重又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该文的写作似又与朱先生的个人际遇和精神活动不无关联:多年来朱先生学术性“流亡”于韩、美、日、台、澳等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又流寓南中国.没有个人身世的感怀和异国他乡的感性启悟,是难以写作这样“勃兰兑斯式”的文字的.

四、

回顾朱寿桐先生过去20多年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我们不禁感佩他惊人的学术耐力和学术毅力.对于上文论述过的每一个比较文学课题,他都投入过几年乃至十余年的时间和精力,用传说中的“十年磨一剑”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除此之外,朱先生给中国比较文学界还带来了诸多启示,他的比较文学研究具有示范作用. 首先,朱寿桐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很好地体现了国际化学术运作模式,堪称典范.所谓国际化学术运作模式是指学术研究应严格依据国际学术惯例进行运作,研究课题应争取国际性研究资助,研究成果达到国际水平,进行国际性展示并获得国际学界的认可.除了上述国际化学术运作的共性外,比较文学的国际化运作似还应包括到异域文学生成地,相关作家诞生、成长、创作、产生影响的“文学现场”做探访,对域外的创作和研究主体进行访谈.文学现场的探访不仅可以帮助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获取感性的体悟,还可以激发研究灵感,反过来深化理性思考.在哥德曾热切呼唤的“世界文学”已成为现实的今天,文学研究理应具有国际化的特点.比较文学研究因为其自身的跨国度跨语言跨文化的性质和特点尤其吁请着国际化学术运作.朱先生是有着国际化学术运作的自觉和自信的.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他是严格按照国际学术惯例运作的.除了上文已提及的勃兰兑斯研究外,朱先生进行的新人文主义课题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国际化运作的典型案例.

在确认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的课题后,朱先生不满足于对白璧德著作权威性汉语译本的研读,而是通读英文原著,对关键章节、段落、主题句、核心术语反复琢磨辨析,以期精准把握元典字里行间的精义要旨.他申请并获得了台湾地区提供的“华英基金会”的资助,赴新人文主义的大本营哈佛大学和新英格兰地区进行学术探访.在哈佛众多图书馆、档案馆,他不仅穷尽白璧德和他的中国传人及有关研究的第一手、第二手资料(从朱先生的论著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有关英文资料的占有已经不输于美国同行)他还与新儒家的当代传人杜维明先生等国际一流人文学者讨论白璧德及白璧德“人文主义”.朱先生深厚的学养、睿智的洞见获得了杜先生等人的衷心赞许.

除了理性认识的深化之外,他还到学术现场进行探访.他曾到白璧德教学研究的旧址进行探寻.在哈佛大学灰红的廊院里漫步,书本中的“新英格兰圣人”的形象便立体丰满起来.他还曾审视抚摸吴宓等人发黄皱脆语调谦恭的入学申请书、修课记录和高低参差的成绩记录.他因此对白璧德中国传人的人格性情和学业底细有了直观的认识,他们灰暗古旧的形象也鲜活起来.朱先生对“哈佛情结”“哈佛病”“哈佛做派”的阐发大抵是他感性体认的结果.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的学术成果除了以中文发表之外,还用英文发表在美国重要的人文期刊上.

其次,朱寿桐先生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以理论范式的创构为标志的学术创新,在研究中体现的中国气象和中国气派给中国比较文学界以深长的启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创新主要体现在理念范式和概念术语的提出和阐释.如果没有理论方面的创新,学术研究要有高度和深度简直无从谈起.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朱先生素以学术创新驰名.他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负性背景”“汉语新文学”等新范式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关于新的理论范式的必要性和至关重要性,朱先生结合自己多年的创新体验深刻地指出:“每接触一个新的研究对象或者每进入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阶段,都试图从文学、文化、思想等人文学术的领域淬炼出带着个人的学术体认、思想痕迹和生命力度的理论观点,而这种理论观点由于带着自己思考、淬炼的心血就可以保证不会出现后者完全覆盖前者的格局,也不会落到跟在洋人后面拾人牙慧或人云亦云的俗态.真正从学术研究对象的深入剖析中揭示出来的理论观点,一般会持续有效并成为观照其他研究对象的基础.”“要解释任何一个学术问题,都需要淬炼出一种与别人不一样的理论范式,这样才能保持论证的新颖.”中国人文社科学界长期习惯于搬演西方理论范式和概念、术语,习惯成自然,俨然已成痼疾,因此对国际学界较少有真正的学术贡献.中国现代学术界搬演倚仗舶来的理论范式,久矣!是到了理论创新的时候了!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朱先生秉持理论创新的自觉和自信创构了一系列理论范式,自铸了一系列概念和术语.关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学,他创构了“文化地震学”的理论范式和“自我蜷曲”“偏偶生存”等概念和术语.关于浪漫主义与中国文学,他以“态”为关键字,创构了“自恋型的浪漫情态”“平民化的浪漫姿态”“边缘化的浪漫心态”的理论范式,不仅用这个范式解析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而且用之解析西方经典浪漫主义文学.他的论述深入充分,扎实细密,可独立成章并可成一家之言.这是基于中国学人视角,可以提交国际学界的原创性成果.关于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他虽沿用了现实主义的概念和术语,但创新性地提出了“宽泛化”的概念,很好地概括统摄了“五四”纷繁杂乱的文学景观.另外,“现实主义宽泛化”的概念具有很强的理论适用性,可有效地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多个时段.关于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化,朱先生更是淬炼出别具一格的理论范式和一系列概念、术语.除了上文提及过为林语堂量身的“意念沼泽”和“思想邻壑现象”外,他还精心锻造了“意念理性”这一核心概念和术语.这一概念是对传统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对立的理论范式的突破,是朱先生对哲学基本概念修正的重大成果.此外,除了“显性契合”之外,他还提出了“隐性影响”的理论范式,亦颇有新意.朱先生用自己生命温热萃取的理论范式、概念及术语其中一些或许粗糙(这是朱先生自觉而坦陈的),但他的学术创新的自觉、勇气及成就令人感佩.“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以“五四”《新青年》杂志社为精神家园,以鲁迅为“精神导师”的朱先生,正是这样的执着而坚韧的“过客”.


在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研究或许是最容易,也最应该向国际学界输送来自中国的原创性成果.中国现代文学较之于西方现代文学,虽然总体水平低一些,但还是有不少原创性成果的.这也是最容易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学术领域——毕竟比较文学以外国文学为一方以中国文学为另一方,容易引发国际学界的兴趣和关注.但是,与国际学界平等对话不是一厢情愿的吁请,是要拿出沉甸甸的研究实绩,而要拿出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学术操作必须符合国际惯例,理论范式要有创新,要锻造出新的概念和术语,研究成果要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与国际学界平等对话.这样的学者才能成为中国的“国际学者”.也只有这样才能建构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我们认为朱寿桐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是有这样的学术自觉、学术自信和学术雄心的,他也以20多年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实现了或至少部分实现了他的学术预期.当然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比较文学界要成就世界比较文学界具有中国气象中国气派的重要分支,还有待于学界同仁共同的艰苦努力.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责任编辑: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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