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民族与宗教的意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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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张承志的伊斯兰文化小说,既是当代中国民族文学的典范之作,又是新时期中国式宗教书写的先锋之作.其创作的意义和局限,为理解和把握文学、民族与宗教三者之间的意义关联提供了鲜活的范例和有价值的思路.

关 键 词 :张承志 伊斯兰文化 民族认同 宗教信仰 文化拯救

文学在同人类所有精神活动进行合谋时,与宗教的意义联系无疑最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文学与宗教之间,从发生学看,有着同根同源的血缘关系;从把握世界的方式看,都选择了情感体验的诗性方式;从意义建构看,都指向形而上的终极关切.自上个世纪90年代始,中国当代文坛掀起了宗教写作热.其中既有以鲜明族属身份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石舒清、扎西达娃、乌热尔图等;也有公开宣布皈依宗教的汉族作家,如北村、何士光等;还有以强烈的宗教情怀进行写作的汉族作家,如史铁生等.他们的宗教书写给出了文学与宗教之间意义关联的多种面向,为我们考察世纪末以来的当代中国思想史提供了重要精神素材.

本文选取回族作家张承志的小说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意欲探寻现代性语境中宗教信仰、民族认同与文学审美的重要联系.而探寻的路径,将从回回民族的宗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出发,并初步检视全球性话语下的民族认同、现代性语境中的宗教信仰和转型期社会危机中的文化拯救等诸多问题的答案.

张承志小说中的伊斯兰文化意涵

在热衷于宗教书写的当代中国作家中,回族作家张承志独树一帜.自称为“回民的长子”,张承志扛起伊斯兰文化的大旗,面向当代消费主义文化语境发出了底气十足的诘难和斥责.他将自己的心灵世界向伊斯兰文化全面敞开,并以此来抵抗日益加剧的物质主义文明的侵染.这无疑是理解张承志文学世界和心灵世界的一个重要起点,离开这个起点,他很容易被视作一个姿态大于实质的伪信者.深究之,张承志神圣皈依者的身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精神探寻的道路上逐渐构筑起来的.从最初寻找父亲的儿子(《北方的河》),到草原额吉的义子(《黑骏马》),直至黄土高原上的回民长子(《心灵史》),张承志几经文化身份的改变,最终才回归母族,汲取着伊斯兰文化的乳汁,成为一个匍匐于神圣伟力前的皈依者、虔敬者.归结起来,张承志的一系列回族题材小说所彰显出的伊斯兰文化意涵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素朴的“信”与穷人宗教.以知识主义的思想意趣从张承志的小说世界中窥探信仰的义理或根据,显然是无效而徒劳的.“万物非主,只有真主”,这是张承志提供给我们的答案,也是伊斯兰文化圣典《古兰经》的至高真理.他笔下那些黄土高原上的穷人们,就这样毋庸置疑地信了.不需要经由层层思辨、繁琐推理,也不必进行神学的知性认知,只需要承认那个人格化的、全知全能的神就可以进入信仰的天堂.这种素朴的“信”,面向张承志称之为“受苦的庄稼穆斯林”的穷人们是最有效的.素朴的“信”不仅摒弃了高高在上的知识主义,而且根本弃绝了媚俗的物质主义.这样的宗教性格、宗教伦理与穷人的精神需求之间有着内在亲和性.在素朴的信仰前、在神的法庭前,穷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认同感和心灵高贵感,获得了现实世俗世界里经由任何其他途径都无法得到的新的价值秩序.

就此而论,张承志倾心叙述的穷人宗教对黄土高原的穷人们来说是一种启蒙主义宗教.“人心”因为信仰的启蒙变得前所未有的高贵尊严,甚至连容貌都如此“苏莱提”了.庄稼穆斯林在贫穷困頓的生活中,进行着心灵自由权利的崇高诉求,穷人宗教重新塑造着穷人们的心灵模式和生活模式.深究之,宗教之所以有着如此重要而神奇的精神功能,不妨用西美尔的宗教社会学给出原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切旨趣的源头”,“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神的观念中得到了既实际又理想的表达”.长期生活在历史边缘和社会边缘的回回民族,特别是黄土高原上走“三边”(山边、水边和城边)的穷回回们,渴求着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形式——尊重、信赖和认同,而这只有通过关于真主的信仰才能被完整而充沛地表达出来.因而伊斯兰教的信仰路径既是抽象的,也是具象的;既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又是有着绝对性和超越性的.

二是仪式主义与救赎之道.任何一种神圣信仰都有独特的宗教诫命和宗教义务,并以此寻求最终的救赎.张承志笔下的伊斯兰文化,并不注重教义的训练,而仅是强调宗教诫命和义务,这种宗教诫命和义务主要呈现出鲜明的仪式主义特征.《西省考》和《心灵史》中人物一次次地干“尔麦里”、接“都瓦尔”、举意求“主的口唤”和进行“打依尔”,《黄泥小屋》中老阿訇吃洋芋还一天五遍地做乃玛子,《残月》中杨三老汉每天晚上去清真寺做礼拜等等.如果不理解伊斯兰文化所特有的这种仪式,就无法真正破译庄稼穆斯林的心灵世界,并可能会对张承志的小说之道发出质疑.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一书中精辟论述道:“救赎宗教则能够将一个个纯粹形式的仪式行为体系化到一种所谓‘皈依’(Andacht)的特殊心态里去;在这种皈依下,仪式被当作象征神圣的事来执行.如此一来,此种心态便真正是活生生的救赎拥有(Heilsbesitz).”在此,韦伯不仅指出了宗教借仪式化行为来暗示某种情感或观念的象征性,而且进一步将宗教的仪式主义视作一种特殊的救赎之道.当外在仪式升华到虔敬、皈依的“刹那一刻”的心境上时,主体的救赎就被确证了.而宗教仪式一次次的重复,偶然、随机式的皈依提升到持续性的虔敬,参加仪式的人之罪过即可被神赦免,仪式性救赎也就最终完成.正是在此意义上,张承志所谓“哲合忍耶就像一个巨大无形的打依尔”才能被理解和接受.

张承志所展示的仪式主义,不仅是小说人物的救赎之道,还承载着另一个非常“张承志式”的价值判断一“清洁的精神”.《心灵史》中写道:“回民为着一项虔诚的尔麦里,哪怕是用于圣餐的一只鸡,也要拴上用净水净食喂一个月.”《海骚》中写反叛的回回们在迷天的大雪里,扒了身上的破烂蓑蓑,捧起石蛋蛋上的白雪洗身“大净”.这正是伊斯兰文化所特别强调的“清洁”.《古兰经》如是说:“真主是喜爱清洁者的.”穆罕默德也讲“清洁是信仰的组成部分”.宗教仪式上的纯净,其目的是影响仪式外的行为,并被理性化为心灵上、灵魂上的纯洁无垢.换言之,通过仪式的纯净,使信仰者达到心灵清净、行为纯正.由此,仪式主义发挥出巨大的社会伦理功能.张承志沿着母族文化的这一精神脉络,概括提取出“清洁的精神”,并曾在散文集《清洁的精神》中加以形象化地阐发.对于伊斯兰文化来说,“清洁的精神”是一种近乎严苛的精神自律;对张承志来说,它还是拯救世俗社会精神沉沦的一种文明方案. 三是神秘主义与“个人的宗教”.张承志所钟情描写的小说人物,特别如那些师傅、导师们个个都是苦行僧般的精神修道者.他们通过贫困、孤独、断食、冥思等禁欲苦行,过着绝对皈依的生活.同时,他们的宗教体验当属伊斯兰教的苏菲神秘主义,即追求以直觉体验的迷醉方式发现和接近神,并与之结合.韦伯将苏菲派的这种神秘主义称之为“知性忘我的高尚方法”.中篇小说《西省考》,就用一显(复仇)一潜(精神成长)双重主题,讲述了主人公伊斯儿如何成长为一个神秘主义开悟者的故事.从最初的心猿意马、神经窜逃,到“陶醉经常发生”,直至“常常感知机密”、出现幻觉,十几岁的少年伊斯儿最终成长为一个被教民推崇的“念经人”.带有自传色彩的诗体小说《错开的花》以更加浪漫诗意的方式,展现了主体“我”经过三次精神攀援的失败、最终皈依真主的心路历程.正是神秘主义的陶醉,帮助“我”接近了那最高的存在.埃里希·弗洛姆指出,神秘主义“产生于体会到自己不过是宇宙这块织物的构造中的一根线而已的经验.”显然,从有限到无限,将有限投入到无限中去,应是神秘主义知性忘我的终极目的.

正是神秘主义的宗教体验,使张承志笔下的伊斯兰文化并非完全仪式化和制度化,而有可能成为“个人的宗教”.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詹姆斯曾将宗教划分为两大类型,一为“制度的宗教”,一为“个人的宗教”.前者注重神性,表现为崇拜、献祭、神学、仪式、教会等;后者强调信仰者个人,关心人的良心、美德、无助、不完善性等.前者因为信仰者必须墨守陈规,严格遵循宗教制度,因而被詹姆斯称作“二手的宗教生活”.在相反的向度上,他如是定义“个人的宗教”:“作为个体的人在孤独中的情感、行为和经验,按他们的领悟,是他们自身处于和神圣者(the divine)的关系,此一神圣者可能是他们所关注的任何事物.”显然,张承志笔下的苏菲神秘主义者如伊斯儿、“我”,在独自面对神圣者时,确乎体验到了创造性的、属于自我的神秘宗教经验.此时此刻,诸如导师、师傅、阿訇、圣礼、仪式等“中介者”都降到了次要地位.伊斯儿、“我”作为孤独的个体存在,与神圣者之间形成了他们所希冀的从灵魂到灵魂的直接关系,而没有完全沦为模仿仪式、遵循制度的“二手”宗教人.

综上,伊斯兰文化作为张承志的精神资源,如同酵母般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内蕴和精神向度.伊斯兰文化的终极关切,与张承志作为小说家在审美领域里对“终极的意义”的追寻,形成了同质同构的关系.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坛能将个人生活、文学创作以及自我的心灵诉求如此紧密高度融合在一起的作家中,张承志无疑名列榜首.

张承志宗教书写的文化意义

张承志对伊斯兰文化的倾心书写,彰显着他在精神成长之路上的一次重要回归.但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归,而是精神探寻后的超越式回归.如果说张承志的全部小说创作中潜隐着一条“草蛇灰线”,即用人物和故事传达着创作主体左突右冲的精神探寻,那么他所钟爱的那篇诗体小说《错开的花》则可看作是主体精神成长过程的一次完整倾诉.在《错开的花》中,张承志以如同他灵魂一样骚动的笔,写下了如此诗性又神秘的文字.主体面对几种命运的极境,体验了不同的精神境况,其身份也经历了四次变化——从失败的探险家、逃离的牧人、反叛的英雄,直至皈依的沉醉者.这四种身份,实则是张承志精神自我的心理镜像,亦是他精神探寻的想象性方式.小说成为他的精神试验场,而试验的结果,是主体在文化矛盾和文化焦虑中,走到了向真主的皈依.文本所给出的两种文化矛盾源自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征服和物欲横流的都市文明,两种文化焦虑则源自安逸和谐的草原文明和壮烈牺牲的英雄主义.

在张承志看来,由技术主义、资本渗透引发的全球化,不过是十九世纪殖义的“改头换面”,是西方强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侵略和文化征服.他一面辛辣嘲讽那些来中国探险的“儿”、“美国佬”,一面深深忧虑在这种文化征服面前表现得唯利是图的现代中国人.物质主义的诱惑着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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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放纵和异化,而一个民族如果集体性地文化失守、道德失守,民族认同的根基恐怕难以自保.于是,这位荷独立、以笔为旗的精神界战士,痛苦地进行着精神探索和文化找寻.他设计了两种文化抵抗的方案,即草原文明的和谐和英雄主义的复仇,但前者的安逸宁静、后者的激烈牺牲都不是抵抗外来文化侵略的最佳方式.最终伊斯兰文化的素朴之信、救赎之道和神秘之思,为他提供了拯救自我、拯救世道人心的文化方案.

张承志用文学的想象性方式,公开了自己的文化选择和文化立场.伊斯兰文化是回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回族作为外来民族,在其先有宗教后有民族的独特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语言、共同地域、经济联系等民族特征日趋淡化、甚而不复存在”,但是“惟有表现在伊斯兰教文化信仰和相应风俗习惯所承载的民族心理素质或民族意识极为顽强、极为鲜明地存在着.”可以说,伊斯兰文化对回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决定作用,成为维系回族的文化基石和精神血缘.张承志首先经由文化认同,进而上升至民族认同.在民族文化回归的同时,他开始思考和探索着回回民族的历史命运,其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也随之强化.

张承志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是因为与生俱来的民族身份而被动选择了母族传统的宗教文化,而是在精神成长的重要时刻,理f生地选择了宗教文化而后高调地回归母族.从文化认同到民族认同,这样真诚的气度使他能够奉献给当代中国文坛以民族文学的经典之作.张承志的作品紧扣住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心理积淀,显现出精神深度和思想力度,也因此获得民族文学的鲜明个性.有评论者指出:“必须确认,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与结构中,民族文化的充分存在与地位肯定,是全球化的多样性保证.”从此一视角看,张承志的伊斯兰文化小说对于全球化语境中正日趋弱化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无疑是一有意义的提醒.显然,要想解决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就必须给予各民族文化以平等对话的地位,并将之纳入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

另外,在现代中国的无神语境中言说神性存在,并将信仰构筑在非人化的神之上,如果不是出于真诚的勇气,那么很容易被当作伪信者、作秀者,甚而是大逆不道者.张承志的宗教书写,一方面印证着人类精神领域和审美领域中能够高度契合为一体的终极关切,他笔下的审美象征物“黄泥小屋”、“九座宫殿”就是指向“无限的渴望”的精神符号;另一方面还确证着现代性语境下,作为“整个人类精神的底层”的宗教信仰,对于抵抗物质主义的魅惑,释放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忧患和文化焦虑,都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张承志伊斯兰文化小说的局限

必须指出,由于过分急于将小说叙事作为一种抵抗式、拯救性的文化方案,张承志的伊斯兰文化小说存在某些难以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妨碍他在精神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踏实,而且影响了他进一步地艺术攀援.析之,问题主要在于:

一是苦难神圣化.“苦难”或许是张承志小说中最吸引人的图景,也是他建构信仰大厦的重要材料.那些受苦的庄稼穆斯林们,坚守在贫瘠得八方知名的西海固,坚守在一片焦渴干旱的黄色大山里.他们的物质欲求如此简单,不过是一间脏污坍塌、烟熏火燎的黄泥小屋.其处境越是困頓,神圣信仰就越使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苦难,是一切宗教诞生的源头,而一切宗教的终极目的不过是摆脱苦难,到达所谓的乐园、天堂或是极乐世界.迥异于一般人的信仰要求,张承志笔下的信仰者似乎并不想通过宗教解脱现世的苦难,反而固守苦难,并因信仰使苦难崇高化、神圣化.他们顶礼膜拜着无边的、神圣的苦难,由此获得内心的宁静和自由.

《残月》中杨三老汉慨叹如今太平日子白面馍馍,人过得没出息了.倒是当初“一声不吭地拾那冰上的榆树皮皮,在这片山沟里长大成人,那种时候他总是心硬得赛铁.”苦难成为考验杨三老汉是否笃信虔敬的试金石,也是他寻求意义获取神圣价值的必要途径.《西省考》中伊斯儿认定“背靠着黄土荒山,凡是穷人便觉得实在.”穷人之所以能抵抗住那花花绿绿的兰州城的物质诱惑,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将自发性地“受苦”视作救赎之道.由此,张承志构筑在神圣祭坛上的苦难,逐渐抽离了现世生活的丰富性和肉身体验的感性内容,而演变为一种精神性苦难.它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纯粹宗教性,而不再来源于它与人之间的复杂联系.


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因震惊于少女索尼雅卖身拯救家庭的苦难,跪在她的脚下痛苦地喊道:“我不是向你膜拜,我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膜拜!”索尼娅所蒙受的巨大苦难和凌辱深深震撼着拉斯柯尼科夫.她为了拯救在饥饿与贫穷中挣扎的家人,甘愿出卖自己的身体,却遭到众人的蔑视和唾弃.女房东逼迫索尼娅的父母把她赶出家门,而她只能在天黑后带着沾满屈辱的钱偷偷回家.在此,苦难与灵魂的超越显然是从真正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作为同样具有强烈宗教意识和宗教精神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没有放弃探求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出于此,我们才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发现人身上的人”这一永恒主题.而当张承志的文化视域里忽视人与现实世界的诸多关系,仅仅强调单向度的神性至上时,那么结果可想而知.

二是权威主义.张承志小说中有一个醒目的权威形象——“导师”(或称“师傅”),如《西省考》中的“师傅”、《心灵史》中的“导师”一出场,就是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他们拥有神圣知识上的绝对领导权(通晓神意、明白信徒的出路何在),具有超凡异能和令人信仰的权威.他们自然而然地担负起启蒙和引路的使命,将坚定的神圣信仰提供灌输给教众们,促使他们走上皈依之路和救赎之道.这种宗教权威形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现实背景.就如韦伯所指出的,宗教顺应大众的一种典型方式就是“转化为救世主宗教.”确实,伊斯兰文化中卓然崇高、绝对孤独的真主安拉,与穷苦大众的精神需求必然有所隔阂.无边的苦难虽然能磨练他们非凡的意志.但同样可以使他们产生软弱和孤独.比之那个遥远的神,他们更需要一个有亲和力、可崇拜的英雄或救世主.对导师、师傅的崇拜,才构成了穷苦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真正宗教.

问题在于,张承志作为创作主体只是“展示”这种权威主义的宗教性格,而没有“揭示”其中的某些局限.如前所述,苏菲派神秘主义的宗教性格,因其对信仰个体心灵自由、内在生命体验的尊重,而使穷人宗教没有陷入权威主义等级制度的泥淖.西美尔曾经高度评价“神秘主义是宗教信奉者的最后避难所”,这是因为“神秘主义追求超越个人和特殊形式的神;它探索着不和任何教条主义藩篱相冲突的无限广阔的宗教感情;探索着无形式的无限,探索着只以强有力的精神渴求为基础的表现模式.”作为创作主体的张承志,并未意识到其中的端倪.《西省考》的主人公伊斯儿表面上看似乎已经成长为神秘主义的开悟者,他的精神成长过程,虽然并非完全“失去个人意志和个人自由的镜像复制”,但稍加审视会发现他的陶醉、感知、幻觉竟然大都是为师傅留下来的复仇使命服务的,这不能不令人慨叹张承志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旨趣确乎有内在的局限,这必然影响他对神圣信仰与个人生命存在之间多维关系的理解,使他在封闭的神圣空间里演绎着道德理想主义和英雄浪漫主义.

尽管有着不可回避的局限,张承志在新时期的宗教书写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他对终极意义和精神家园的执著偏执甚至非理性的狂热都使他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这一个”.或许,他的价值就在于他以张承志式的思考方式和书写方式提供给我们一个开放丰富的、矛盾重重的“问题”世界.每一个问题的提出,每一次问题的回答,都逼迫我们跟随他进入当代中国文化场、文学场中去勘察其中的奥秘和真相.即便张承志的文学世界无法、无力提供某些问题的答案,但他的成与败、爱与痛都如此鲜明地验证了他是西化语境的提醒者和物化现实的棒喝者.他孤独执著的精神探寻,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建构之路上,早已印下深深足迹.随着时间的流逝,张承志的宗教书写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会愈发凸显而不是减弱.

结语

如果说黄土高原上的穷苦大众多是因为外在之困穷而皈依宗教,那么受过理性教育和知性训练的作家张承志无疑是因为“内心的困頓”而最终走向神圣.在朝圣之路上的张承志,要解决“内心的困頓”,必须面对一个来自生命哲学的根本拷问:真正的心灵自由,无论面对此在的最高立法,还是面对超验的神圣价值序列,都要求立足自身,到自身内部去寻找生命意义,并自己背负起自己的责任.然而,社会整体性与宗教秩序都会与个体的这种生命自由要求相抵牾,形成紧张的冲突关系.如何理解这种冲突,如何安置人的心灵自由,无疑是张承志建构神圣空间的必要精神质素,而这恰恰是他的小说世界中所忽略了的.

与张承志用神圣对抗世俗的雄奇壮烈相比,另一位回族作家石舒清的伊斯兰文化小说显得隐忍深长.他不同于张承志因为神圣信仰而拒斥世俗生活,而是细细品味了伊斯兰文化给回族人民带来的生活风貌和民族性格,在一个个饶有意味的生活场面里进行温情讲述.与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重后世而轻今生相比,伊斯兰文化强调今世与来世兼重,提倡珍惜生命,合理地享受现实人生,反映出一种信仰与务实交融的人生态度,蕴含着合乎人情、求真务实的人道主义精神.石舒清的小说抓住伊斯兰文化两世并重的这一特点,生动展示了回族人民生活宗教化和宗教生活化的独特生存形态,因而作品显现出浓郁的现实主义品格.

如何在文学审美中进行宗教精神的吁求,怎样将心灵的焦虑用文学的方式去思考和表现宗教文化,其答案永远是开放性的,不同的作家会给出自己带有独特文化表情的回答.就文学活动自身的特殊性而言,文学不能沦为“宣教”的工具却是所有进行宗教书写的作家都应该警惕的问题.

本文系2011年度山东省社科联科研课题“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与宗教文化”(项目编号:11-ZC-WH-06)的阶段性成果.

(顾广梅,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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