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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为社会精神文化的核心部分,集中反映着所属时代的人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19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先是在与政治的密切互动中,唤醒了一个时代,承担了文化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先导作用,又在市场化时代以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疏离与反抗、个人化的话语诉说以及求新求异的审美趋向,寻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新在过去的十年间,更是从多元化的社会文化中不断获取着新的精神资源,呈现出崭新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文化意蕴.
一、
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中国,被视为五四运动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时代.对自身民族文化的深刻反省与批判,改造民族文化心理、重铸民族精神,塑造崭新的现代国民人格,使中国人在世界上真正占有自己的地位,这些“五四”文化革命的总体文化精神,必然成为这一时期文学首要的精神文化资源和动力,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中,在历经磨难付出的诗人们“归来的歌”中,都充满着对社会历史的反思批判和自我个性的觉醒解放.特别是五四文化强烈的启蒙主义情怀以及五四文学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关注,在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表现和深化.比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农民李顺大固然因为政治路线的干扰和迫害,盖房的梦想三次破灭,李顺大自己也从20多岁的小伙子熬成了半百老头.但作者的沉重感更在于李顺大身上闰土式的依附屈从和对命运的任人摆布,这是高晓声对农民如何真正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和人格独立的思考.何士光的《乡场上》则注意到了农村新的经济政策开始实施后,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的相应变化.出现在这一时期文学人物画廊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虽然已经失去了精英的地位沦为社会的臭老九,但他们思想深处的启蒙意识显然是来自五四知识分子和文化传统的遗绪.张贤亮在《绿化树》中塑造的诗人章永磷的形象,颇具代表性.章永磷在失去,连起码的温饱都难以维系的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仍然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论》,追求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当他一旦在马缨花的物质抚慰下恢复了些许体力时,他“生命深处的思想也慢慢浮升起来,这个思想迫使他主动积极地去关怀世界,关怀那些永恒的存在,这使他与《资本论》的距离大大缩短了.”正是这种不息的思想之火,承接了五四文学精神,开启了张扬个性、高扬主体的文学新时代.而王蒙的《在伊犁》中,也以亲身经历为素材,描写了落难的诗人王民：一个生活的思考者,寂寞、失落而不甘沉沦,在荒谬的年代里仍然盼望自己成为对社会的有用之人,人物身上启蒙主义者的光辉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因此而凸显.这充分说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们,一旦恢复了人民群众代言人的身份之后,就自觉肩负起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批判责任.许多作品注重人物内在精神的挖掘,表现出对社会文化心理的高度敏感和关注.特别是一些反思文学的力作,如王蒙的《蝴蝶》、古华的《芙蓉镇》、王安忆的《流逝》等,已经开始以民间视角和立场反思中国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存在的荒谬与悲剧现象.
二、
寻根文学的勃兴,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开始踏上在民间文化中寻求精神资源的旅程,也宣告了五四启蒙文化从社会文化中心的退隐.在寻根文学的一些主张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批判的姿态对五四新文化的审视.其代表作家韩少功就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阿城也认为：“‘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对此,域外学者李欧梵有过中肯的分析和评价,他说：“有人认为几十年来的思想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严重割裂了中国文化的血脉,年轻一代与他们的文化根系割断了联系,必须重新去找寻文化根脉.在这场值得注意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颠覆运动中,文化的追寻引导着他们远离北京或其他政治力量的中心,走进了偏远的乡村.”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们是感受到西方文化思想对中国文坛的冲击之后,开始了对民族文化的自省,希冀在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到新的生命力量,以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在寻根者看来,规范的中国汉文化只是没有生命的“地壳”,下面才是一些不规范的民俗文化混合而成的“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只有对这些不规范的文化的岩浆进行批判的吸收,规范文化才能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自然,寻根不是找寻失落的纯净,而是要努力发掘这种文化混合体中充满活力的多元性.从洋溢着楚文化意蕴的《爸爸爸》《归去来》(韩少功),到展示道家文化虚静、淡泊、超凡脱俗的旷达境界的《棋王》(阿城),还有对率性自然的生活态度和生命自由追求的《受戒》《大淖记事》(汪曾祺)等,这些寻根文学的力作都体现出对民族文化特性的追求,显示了这一派作家以文学建构健康的国民精神的尝试和努力.正因为寻根作家对文化根脉的寻找以现代精神为参照,这个过程必定伴随着痛苦的思索和深沉的理性解剖.寻根文学作家在对古老文化的回望中,不可避免地发现了民族的文化因循对于民族性格、心理的影响.比如李杭育笔下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福奎(《最后一个渔佬儿》),无疑就是一个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无所适从的具有悲剧色彩的渔民形象.生活在葛江川的福奎因为污染越来越严重,渐渐无鱼可捕,许多渔佬儿纷纷改行.福奎却坚守原来的生活,怀念往昔的岁月：“那日子过得真舒坦,江里有鱼,壶里有酒,船里的板铺上还有个大屁股的小媳妇.”而眼下,福奎只能住在一座小破棚子里,穷得连内裤都要从相好的那里讨.跟了他8年的情人也投入他人怀抱.福奎无力改变这一切,只能成为被抛弃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王蒙曾敏锐地指出：“文明的进展与某种意义上的人的自身的退化,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主题.”寻根文学作家对这个主题的思考和审视,寄予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也集中表现了他们对理性、科技等现代观念的欲说还休的矛盾心态.因为“寻根文学在理论上并未坚定而明晰地处理好所谓‘失落的文化’与当代文化、文明社会的关系.它只是单向度地企图对‘失落的文化’予以理论上的价值肯定,而回避了或没有回答‘当代文化、文明社会能否(甚至何以不能)成为文学之根’这一必然的关联问题.”所以,作为中华民族进入当代以来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寻根”思潮未能抵达应有的深度和高度,但它唤醒和推助了中国文学对民间文化的热情与持续关注,蕴蓄了世纪末文学向民间回归的热潮,对于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范 式的急促嬗变,促使文学的发展也进一步走向多元化、多向度,很难寻觅出清晰的线索.但对民间文化的回归,却成为作家们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自觉的文化选择.就精神文化的脉络来看,新写实文学、新历史主义创作思潮和寻根文学有毋庸置疑的一致性.一方面,它们都是在西方哲学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激发下,开始在创作中凸显民间历史、民间文化的本来面目,营造民间历史话语的美学意境；另一方面,它们都试图通过对民间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展示,表达对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创作原则的疏离和背弃.新写实文学承载了民间文化厚德载物、经世致用的人生精神,落实到具体创作中就是对日常生活世界中芸芸众生的价值追求的肯定,尤其“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在《一地鸡毛》(刘震云)、《太阳出世》(池莉)等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品中,都传达出普通人对日常生活的眷恋和热爱.新历史主义执着于对民间价值的追求,重视生命个体的价值,将大量的“英雄”平民化.在苏童、叶兆言、陈忠实等作家的笔下,“‘主流历史’被日常情态下的普通人的苦难历程和精神轨迹所取代,即便是帝王将相,也都在还原了的日常语境中剔除其‘伟大’的外衣,着重表现其作为‘人’的庸常情态.”文学创造最能看出文化的特质,反映出文化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进程.新写实文学和新历史主义对民间价值的皈依和他们创作表现出的庸常、自由、原始的所代表的社会中下层人的价值追求,特别是新写实小说对生存本相的探究,以民间意识对生活的感悟、体味和咀嚼,为新世纪文坛迅速成为热点的底层写作提供了有价值的文化经验.在底层写作中,作家们纷纷选择了“一个十分生活化的视角：他们由衷的关心普通人的现实人生,尤其是底层人们的现实人生.我们看到,作家们的视角正在下沉之中.‘从生活的内里写起’,正成为作家们自觉的创作行为.”刘庆邦、陈应松、曹征路、胡学文等人的作品更以令人震撼的尖锐和真实,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人们的艰难境遇,并力图挖掘苦难本身所具有的悲剧价值.既显示了文学对民生疾苦的直接表现,也是文学日益贵族化、精英化、化、商业化的时代,作家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
三、
如上所述,中国文化在进入90年代以后,被多重的历史力量分解、误置和重新整合,从而广泛地卷入全球文化的想象之中.从整体的文化思潮的背景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无疑成为影响当代中国文坛的一股重要的文化力量.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以西化为核心的价值诉求在20世纪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学兴起后被逐渐解构.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总体发展方向,提出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的理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从“五四”的彻底反传统、追求“全盘欧化”至此彻底改变了发展方向和思路,并持续到1970年代末.进入新时期以后,西方文化继“五四”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向中国输入,与中国的社会开放、社会体制的变革和历史、文化反思的时机契合,而中国文学也在寻找新的精神文化的过程中,将西方文化溶入了中国文学的精神之中.几乎与伤痕、反思文学同步出现的现代派小说,是中国当代作家有意识地向西方现代主义审美观念和写作技巧学习和借鉴的结果.紧随寻根文学思潮崛起的先锋文学,率先在中国文坛展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精神特质,从而“改变了已有的文学图景与文学路向.”在80年代初期,文坛曾经围绕“现代派文学”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一些极力推崇现代派的作家,主张把现代主义的思想观点和艺术方法应用于我国的文学创作,认为现代主义“不仅可以代表人类的现在,而且更可以代表人类的未来.”今天,站在新世纪的文化立场上回望和思考,就会发现真正应和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对新时期乃至于新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后现代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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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念及精神实质,只不过它当时是被作为现代主义的思潮来理解和接受的.“‘后现代’是一个想象中的历史社会概念,有的理论家用它指二战以后出现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有人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而与此相关‘后现代主义’是这一社会状态中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可以说后现代是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时代土壤,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表征.”因此,即使在一些后现代理论家的观点中,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也不尽相同.比如哈桑提出“不确定的内向性”、让鲍德里亚提出了“仿真、内爆与超真实”,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的美国学者詹姆逊则认为后现代文化具有“平面化,主体破碎、拼贴,历史感消失,审美通俗化”等特征.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等地孕育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波及全球的文化思潮,后现代显然是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思想产物,它在70年代至80年代走向了鼎盛.进入90年代,后现代主义文化在西方衰落的同时却在中国开始勃兴,我们姑且不论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渊源,它在当下的中国也自有其发展的现实基础：首先,随着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商品经济意识迅速渗透到包括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各个方面,经济几乎成为了凌驾于整个价值体系之上的有力的社会推进器.人们普遍处于精神不振、价值迷失的状态,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主张无疑与当下社会对崇高、道德、理想极力否定的喧嚣声产生了共鸣；其次,社会文化范式发生急剧变化,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身不由己地向社会文化空间的边缘滑行,其肩负的启蒙使命也由此失落,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第三,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高科技发展,使社会走向信息化、程式化和电脑化,后现代主义文化进一步渗入了陡然繁荣起来的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以解构理性、消解中小、躲避崇高、零度叙事、表象拼贴、与大众文化和流的精神特质被作家们热衷和接纳,由此奏响了世纪末文坛杂多化、分化化、世俗化和日常化的乐章.显然,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行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现实需求.尽管有批评家认为“后现代不可能出现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在经济上仍处于前现代阶段,政治上、文化上又缺少某种适当的氛围,现代主义的文学传统十分虚弱的中国.”客观地说,中国文学界全面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方法而用于自己创作实践者,少儿又少.后现代主义文化(学)对于当代文学的影响以及当代文学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文学)的选择、接受、认同,也很难找到一个明晰可寻的“经过路线”,找出一个有形的过程、环节和途径.而先锋作家笔下充斥着死亡、焦虑、恐惧、绝望以及褪去了理性、理想、崇高和完整的人物形象,新写实文学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淡化与解构、新历史主义对历史与虚构的混同,都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至于网络文学, 更是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产生、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不仅呈现出商品性、复制性、多元化的特点,还以摒弃道德教化、消解崇高为追求,几乎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借助网络的延伸.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及其导致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泛滥,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显在的.它的“复制性”、它对生活和艺术界限的淡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快餐文化”的流行和大众情趣的低俗,都严重消解了高雅艺术和文学经典的价值和意义,甚至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混乱和价值虚无.文学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手段.中国当代文学在近三十年的发展和演变中,不仅形.象地展示着当代文化的心境与历程,还因当代文化语境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而呈现出阶段性转型.近三十年文学的演进并不是单纯意义的当代文学的整合或是借西方文化之光烛照自己的文学进程,而是中国文学遭遇了新旧、中西文化的精神冲突之后,努力寻找现代性资源和价值支撑的过程.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探索梳理中国当代文学融汇各种文化资源发展演变的轨迹和规律,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当代文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对今后中国文学如何以开放的心态参与到世界文化的建构中也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注释：
1、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4).
2.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7-6.
3、李欧梵：《身处中国话语的边缘：边缘文化意义的个人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8(1).
4、王蒙：《葛江川的魅力》,《王蒙文存》(2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247页.
5.吴俊：《关于寻根文学的再思考》,文艺研究,2005(6).
6.《卷首语》《钟山》.1989(3).
7、雷达：《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9).第298页.
8、李师东：《生活秀序言》,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第1页.
9、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第218页.
10、冯骥才：《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上海文学,1982(6).
11、张桑柔：《它代表了文学的未来》,转引自《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699).
12、刘象愚等主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61).
13、孙津：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读书,19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