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建构的视野、方法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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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顾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正在批判、吸收、继承中进行整合与超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科形态,这就是走向文化诗学视野的比较文学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和而不同”是文化诗学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而从比较、对话到融汇则是文化诗学理论建构的基本路径.

关 键 词 :比较文学;文化诗学;学科史;学科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6-0157-007

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既有文化、文明层面的,也有诗学层面的,跨学科自然不在话下.但现在的问题是,当下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否成熟?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层面、视角、方法和范式是否得到广泛认同.其实,当下的争议是使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和例证,其学术对象和研究方法也是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比较文学学科已经在文化、学科方面进入整合、创化阶段,步入文化诗学的历史时期.

一、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形态及其

在批判继承中的整合与超越

王向远先生曾指出,“学院化”是一个现代学科成立必须经历的过程.[1]他从学科史的视角,证明比较文学在学科生成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先后显示了文学研究的特征、文化研究的特征,后来出现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与方法.在17—18世纪盛行的是“比较文学批评”,到19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研究主体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学院派”,他们努力使比较文学学科走上学院化的道路.波斯奈特教授的《比较文学》,将比较文学不再仅仅看作是文学文本的审美鉴赏和文学主体研究,他在文化史、文明史的视野里,将比较文学“史学”化了.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是以史料为依据的文学史研究,他只是要将比较文学从“文学批评”中摆脱出来,实现比较文学对文学批评的超越,本质上是要求审美判断服从于实证的、科学的、历史的判断.假如没有实证研究,就难以使比较文学成为真正可靠的科学研究或成为一门学科.

20世纪50年代,韦勒克批判了将比较文学“史学化”的法国学派.如果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可视作是比较文学的又一次否定、超越与丰富.韦勒克站在“文学性”角度,提出比较文学要摆脱实证主义与“唯事实主义”,要能够帮助读者从整体上看待、观照和理解文学的意义,可见,他注重比较文学对知识的整合,并进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研究宗旨大异其趣.不仅如此,两者的研究方法也大不相同,由文献学转变为平行比较方法.由此,出现了王向远先生总结的三重突破:一是从国际文学交流史研究,到没有事实联系的“文学性”的平行比较研究,二是从文学范围的研究,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三是从“西方中心”到全球性的东西方比较文学乃至比较诗学.[1]这一突破的核心是以跨文化研究、跨学科研究为特征的比较文学新阶段的来临.从此以后,比较文学的视阈走向理论概括、多学科交叉为特征的“文艺学”.同时,它又汲取了法国学派脚踏实地的方法,并不脱离文学史的研究,可见,它并没有对法国学派彻底颠覆,而是使比较文学涵括文学批评,但又不是还原已有的比较文学范式,他们的新范式就是整合文学批评及审美判断,建构文学理论或文艺学的基础.

以“文学性”为中心的横向平行研究也是有缺陷的.比如,其研究范式缺乏历史感,为了纠正这一不足,苏联学者提出了“历史比较文艺学”的概念.其意图,是想整合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的不足,一方面,试图以“文艺学研究”取代“文学史研究”,这一点与美国学派一致;另一方面,在强调比较文学的“历史”属性上,与法国学派的“国际文学交流史研究”又有契合.正如王向远指出的:“‘比较文艺学’比现在通行的‘比较文学’这一概念更能揭示这门学科的‘文艺学’性质.因为‘比较文学’可以包含‘文学比较’、‘比较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研究’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文化形态,而‘比较文艺学’指称的则是运用跨文化的比较所进行的‘文艺学’研究,所强调的是比较文学的文艺学属性,亦即现代比较文学的学术属性.”[1]

近30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努力改变上述西方的学术话语形态,批判和超越西方各国的主要比较文学范式,使比较文学生成为一种包容性、世界性的学术文化,逐渐形成“跨文化诗学”的比较文学形态.

“文化诗学”这一概念是格林布拉特较早提出来的.中国学者回避了西方各种学说的理论缺陷,以跨文化、跨语际的学术姿态,在各个文化话语、各种学派分歧之间寻求超越和融汇,力求贴近比较文学研究的宗旨,将文学的诗学属性与历史文化属性结合起来,而且,涵盖以往学界提出的“跨文化研究”或“跨文明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突出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文学范式、不同研究方法的“大跨度”的视野.它一方面超越“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因为跨文化的比较文学仅仅关注所有国家、所有历史文化阶段的文学,它的焦点在历史和语际,忽视了文学性的视角.另一方面,文化诗学又超越仅仅关心文学性的比较文学,在文化诗学看来,单纯的审美分析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比较文学,它与跨文化的比较文学把文学性从比较文学中剔除出去一样,也是各执一端,非此即彼.美国学派曾出现的偏向就说明这一问题.美国学派无论是过分强调“文学性”,对具体文本的语言形式与话语结构过度关注,造成历史维度的缺失;还是主张“跨学科研究”,使比较文学失去学科边界,走向文化的比较,“文学”被“文化”淹没,都是思维方式单一的结果.可见,以往的比较文学,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存在着“文化”与“诗学”两者的背离和悖论.

二、 走向文化诗学视野的比较文学形态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被翻译过来.整个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艺学界掀起了“韦勒克、沃伦热”,甚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言必称韦勒克和沃伦,当时整个中国学术界,似乎一夜之间明白了过去对时代背景、思想内容的关注仅仅是对文学文本的“外部研究”,很少注意“文学性”等文学的本体问题.于是“内部研究”成为时尚,文学语言的所指和能指,小说修辞迅速进入学者们研究的视野.但也就在此时,西方文学研究已经悄然转向,后殖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兴起,外部研究成为西方最前沿的问题.它启示我们,文学研究在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摆动,是正常的状态.因为文学是各种类型文化、文化的各个层面的综合体,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虽然指向不同,路数各异,旨趣也千差万别,但都能从不同角度切入文学文本的内部,发现文学世界的真相. 因此,建构一种能够涵括不同指向的文学研究范式和比较文学形态,就成为众多中国学者追寻的梦想.文化诗学在沟通和融合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它不是固定在某一个历史时代、某一个文化层面、某一个学科之内的研究,它具有广大的包容性,主要包括以下视点:一是文学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语境.文学研究从历史文化视角切入,一方面关注“文本是历史的”,另一方面关注“历史又是文本的”.文化语境的研究,是要在世界文学视野内,以有效的方式和视角,把文本置放到生成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揭示其历史文化内涵和产生它的历史文化背景,不仅如此,还要将文本当作“历史文本”,置于当下的文化现实语境中进行考察,揭示其新的生命魅力和当下意义.二是文学的文化研究.用合适的方式和视角从文学文本中发掘、反观不同文化圈、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个体创造的文化内涵.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些学者,认为从文化视野进行文学阅读有两种层面,一是“品质阅读”,二是“价值阅读”,涉及阅读文本的方式和取向.“品质阅读”是首先关注语言及其要素,如,重音和非重音,重复和省略,意象和含蓄等等,然后以此为立足点,观照人物、事件、情节、主题等等.“价值阅读”是要在作品中发现各种层面、各个方面的价值.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应该类似于“价值阅读”的成果.三是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互动研究.也就是研究文学与其他文化品种的关系,大致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文学与宗教、语言、神话、科学、历史、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的关系等等.这是把文学当作一个完整的世界,将之和相关的文化样式加以比较研究,寻找文学之外的参照系.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就是一种自觉的整体的文化诗学研究了.

由于对文化诗学的内涵和理解出现差异,文化诗学在近30年来也遭到批评.一种批评来自坚守文学性的一方,在他们看来,文学性是需要坚守的,从文化的视野研究文学,会使研究跨出学科边界,文学研究变成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形成研究对象的泛化和诗意性的消逝.一种批评指责文化诗学固守在文化精英意识形态中,无视当代诸多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缺乏文化精神.[2]这两种批评对作为比较文学形态的文化诗学缺乏理解和信心,其实,中国文化诗学一直注重文本的阅读和意义发现,在方法论上注意文化性和审美性的双重建构.

其实,西方的文化诗学也是在文化和文学之间跨界批判.新历史主义流行之后,1988年在欧美学术界被称为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文学,但新历史主义诗学在意识形态和权力批判方面与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具有基本相同的取向,同时英国的新历史主义学者不少人受到文化唯物主义的影响.而新历史主义诗学中的文化概念,成为理解新历史主义历史概念的核心.[3]但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内涵不完全一样,文化诗学在生成的过程中,包涵了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影响下而产生的诗学研究,表现出将文本历史化和历史文本化的研究.众所周知,几乎与西方文化诗学同时产生的,还有两种理论.一种是以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为代表,将文学文本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关注文本自身的语言及其运用,而排斥该文本之外的所有文学或文化因素.另一是传统诗学的历史研究.它假定了文本之外的东西和文学文本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以作为文本批评的参照.作为对上述两种诗学的反动,“文化诗学提出了一系列研究理论和方法,打破纯粹诗学批评传统停留于文本内部形式和修辞分析的堡垒,将文本分析放到文化语境研究之中,分析、批判建构文本的力量、建构策略和建构过程等;悬搁实体性存在,以话语实践及其物质性力量之间的冲突和整合等复杂关系的分析、阐释,打破实体和文本之间以及不同类型的文本之间简单的因果关系与不可逾越的界限,将之转化成文本界限的建构和跨界、文本之间的共谋和裂缝、话语权力的实现和抵抗、同质化的战略和异质化流动等动态过程.”[2]可见,文化诗学视野本身包含着当下比较文学应有的学术范式、学科规定性和理论归属,不仅如此,它给比较文学学科的启发具有非同寻常的超越意义.

三、 和而不同:文化诗学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

西方文化诗学一直在批判与否定中前行.在文化诗学的形成过程中,各种理论或理论派别参与了建构或解构.就我国国内出现的理论形态看,参与文化诗学建构和解构的理论家或理论派别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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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致就有:语言哲学和结构主义、福柯和马克思主义、消费主义、后殖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新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接受美学、阐释学、互文理论等等,几乎所有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论都参与其中.可见文化诗学的建构一直杂语喧哗,一直合纵连横,在各种理论中摆动和艰难选择或一定程度的整合.西方文化诗学的建构历史,使西方文化、诗学中众多传统和现实问题,集中、汇合起来[2],其基本特征是去同一性话语实践,根本难以生成主流的话语系统或话语权力,要想某一理论表述获得较大认同是不可能的,这样也就难以形成比较文学较为稳定的范式.

中国文化诗学就在这一杂语喧哗语境的启发下,在众多诗学话语实践和话语建构中,运用“和而不同”、亦此亦彼的思维方法和整合文化的方式或理念,寻求比较文学的普适性路径,建设具有中国气派的比较文学范式.20世纪90年代,童庆炳先生通过对新时期中国诗学的梳理,提出在审美论、主体论和语言论三次转向之后,开始了文化诗学的第四次转向.[4]随后,文化诗学研究成为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理论内涵、方法论、批评实践、学术争论等方面,带动和引领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5]此后,文化诗学成为中国诗学研究和建设的重要范式.

中国文化诗学范式运用“和而不同”的方式,以中西传统和当下的各种诗学作为参照,在整合各类诗学理论的过程中,批判和吸收并重,反思和建构同行.我国文化诗学面临的传统既有文化的传统,又有诗学的传统.概而言之,有古代的、现代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这些传统在现代性的生存过程中互相交叉,有时互相排斥、有时互相融汇、有时又互动,生成新的诗学理论,呈现极其多样的形态与局面,要想在这样复杂的条件下,整合创造出新的诗学范式,是极其艰难的.同时,我国文化诗学形成的语境正如上文提到的,又具有异常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也为文化诗学建构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丰富的资源和已有的理论缺陷中找到问题却并不困难.“这些传统资源规定了中国诗学可能的提问方向、需要解决的问题结构以及解决问题的思想和文化资源的选择等”[2].不仅如此,还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和创造,形成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特有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和学科建设思路. 首先是文学性在中国文学学术话语建构中的地位问题.大约10年前,文学死亡问题、文学何为、文艺学何为、文艺学边界等问题成为学界热点,这些问题就其本质还是中西文化关系、传统与现代、文化和诗学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类似西方文化诗学所面对的文本与历史关系问题.其次是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回答这一问题的有效资源不仅是中国传统与现代的语境,因为中国传统与现代资源的当下形态,已经夹杂或融汇了西方的各种理念和方法.因此当代中国文学活动的价值取向或价值重建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几乎在同步摸索前行.本世纪初出现的新理性精神[6],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审美升华相统一[7]的学说都是文学价值问题的深层次追寻,也是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理论先导.与这些理论相关的学术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由此带来比较文学学科视野的巨大变化.这从其关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可以一目了然,比如:关注话语权的建构,强调文本和语境间的各种关系,重视建构诗学阐释学,在学科跨界和学科边界的论争中寻求学科定位,重视诗学的审美品格和人文属性,强调诗学的现实品性和中国特色,另外还有诗学的批判性、多元性和建构性的统一,寻求文化诗学的总体性等等.


可见,中国文化诗学将“和而不同”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试图在诗学与文化、文本与历史之间建立联系.文化诗学结合当下中国文化语境,提出一系列现实性的问题.面对大众文化的泛滥,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张扬,在与之展开批判性对话的同时,将其纳入到当代的文化语境建构之中,在诗学和文化语境的互动性批判关系中反思文化与诗学问题.可以说,文化诗学在面对中国文化转型时,坚持批判性、反思性和实践性的立场,以审美乌托邦、扎根现实的社会立场、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来抵抗大众文化的霸权.一方面,在面对国内多样文化时发挥文化建设作用;另一方面,对国外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诗学和文化,以超越性的品格对之进行整合.这种“和而不同”的方法过程,和亦此亦彼的方法结果,使得中国文化诗学理论建设的结构,超越了文化和诗学的传统界限,在文化和诗学的互动关系中,建设起文化与诗学、语言和社会、文本与阐释、文本与语境、历史与当下、语言和意义的张力关系和方法论路径,在建构诗学意义的同时,也重建文化意义,使诗学与文化双方皆具意义的开放性和对话性,凸显了中国文化诗学对人文危机和精神重建的忧虑和关怀,它以不断反思与重建批判空间和意义建构的可能性,渗透到中西方文学研究之中,促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四、 从比较、对话到融汇:

文化诗学理论建构的基本路径

回顾中外交流史,其实“比较”无处不在,它是异质文化间发生碰撞后的基本存在状态,也是文化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几乎中国近百年的任何文学研究,都无法避开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及中国与西方文学的碰撞、交流、影响、误读及比较等问题.例如,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整个地是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强大影响背景之上成长起来的,如果不关心、不研究西方文化与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不探索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研究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的研究也同样如此,不清楚西方的影响,不清楚从马克思文艺思想到苏俄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不研究从弗洛伊德、结构主义到西方后现代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搞好文艺学研究,至于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界,曾有人以为与比较毫无关系,殊不知中国现当代的‘西式’话语已经几乎无人可以避开;当人们在津津乐道于《诗经》的‘现实主义’特色,屈原的‘浪漫主义’品格,或者是杜甫的‘现实主义’与李白的‘浪漫主义’以及《文心雕龙》‘风骨’的‘内容/形式’或是‘风格’等之论述之时,其实早已陷入了不自觉的中西文学观念的碰撞和交汇之中.而研究外国文学者,因其本身就是在‘汉语经验’中对异质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他们实质上从一开始就站在比较文学的立场上.”[8]曹顺庆先生的这段话说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语境至少有三个层面,一是中外碰撞的层面,二是中国传统与当下的交汇,三是古今中外互动下的现实语境.

可见,文化诗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的基本路径取向,符合当下中国的实际.因为文化诗学一方面扎根在中国的现实土壤,同时与外来的理论资源又发生各种关系,要想使它们融合,中间必然会有二者对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成中国比较文学新的理论内涵、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它们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西方,而是当代中国的理论形态,它能够反映比较文学的“当代”学科特色.而随着对话内容和方式的改变,比较文学学科形态也会不断变化.就当下而言,比较文学及其学科是在中外古今的对话过程中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国学者对中西超越的学术追求,决定它的生成语境是一种以“超越”法国、美国和俄国比较文学范式为目标的学术取向,因此,也就决定它在研究方法、理论内涵和研究范式上的一系列整合和超越特点,本文将这一特征称作“融汇”范式.这是文化诗学理论或比较诗学建构的基本路径.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概括地说,文化诗学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寻求融汇.一是将文学活动的各个要素和环节作为整体,放到它所产生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通过文学文本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的结合型研究,将文本细读与文化阐释结合,揭示文本的审美意义和文化意义.无论这其中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还是文学活动的各个要素和环节,都既承载着中国传统的、现代性的和当下的文化元素,也汲取了西方古今的文化因素.其次,就研究对象而言,它关注的是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边界.它融汇的是研究方法和范式,而不是抹去不同文化类型的界限.虽然文化诗学注意从文化的视角观照文学,但这不等于文学研究就是文化研究,它仍然是文学研究.它在建立起文学和文化的文本关联之后,并不意味着审美话语与社会话语真的就失去了界限.再次,在研究的范式方面,文化诗学研究的不是文学活动的具体问题,它力求建立文学阐释的原则和方法.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成有三个方面:文学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语境,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互动关系.用内与外、中与西、古与今三个维度来阐释文学和文化及其相互关系,也就是以跨文化的视野,以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时空维度来研究文学活动. 当然,国内的文化诗学虽然得到较大程度的重视,但目前存在较大的差异,其核心在于所持的理论取向不一致.就主要来说,一类关 键 词 是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或泛文化,目的是借助诗学进行文化批判.另一类的关 键 词 是诗学,文化被当作诗学阐释的语境.两种文化诗学的理论诉求和旨趣是有较大差异的.虽然如此,但两者的知识谱系和理论构成却是惊人的相似.只是目的不同,旨归不一.撇开学科边界的纷争,我们仍然清楚看到无论重点在文化还是重点在诗学,都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文化诗学的跨学科的研究路径、融汇性的方法和范式,它与以往古今中外的诗学具有不同的性质,这一学科性质的核心和关键,是其具有比较文学的中国特色.

中西融汇的路径,中国人已经摸索了100多年.自晚清开始,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人尝试走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文化融合”、“全盘西化”的道路,为什么要走“中西融合”的路径呢?宗白华先生说得清楚:

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精神文化的责任,就 是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 大庄严的精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 西方新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在东西两种 文化总汇基础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 新文化作为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免去现在 东西两方文化的缺点、偏处.这是我们中国 新学者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并且也是中国学 者应负的责任.因为现在东西文化都有缺 憾,是人人晓得的,将来世界新文化一定是融合两种文化的优点而加之新创造的.这融合东西文化的事业以中国人最相宜,因为中国人吸取西方新文化以融合东方比欧洲人采撷东方旧文化以融合西方,较为容易.[9]

宗白华的这段话虽然指出文化发展的最好路径是吸取—融化—创造出新文化,基本方法是“免去现在东西两方文化的缺点、偏处”,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超越”,最终目的是对世界文化作出中国新学者应有的贡献.其间也包含中西平等的立场、科学合理的态度、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几乎一个世纪之后,随着文学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对西方文化了解得越来越多,大家发现,可供中国学者挑选的路虽然很多,但最无法驳倒的,便是“中西融合的创新之路”.“它是在中西对话、古今沟通基础上进行的理论重构和综合创新.‘五四’以来的学术大师,可以说多半都是自觉的中西融合之路的实践者.”[10]这一路径与“全盘西化”和“西方理论中国化”的两种路径比,可能对中国学术的生长和现代化更可行,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更有效.

走“融汇”之路代表性的观点之一是“新理性精神”.钱中文先生说:

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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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导,以 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 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的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这是以我(中国)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11]

这段话确立了文化诗学建构基本路径的三个关节点:一是当代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取向应该是“现代性”与新人文精神,这一取向决定文化建构是从时间和空间的统一视角,寻求古今中西的融汇.二是融汇的基本范式是新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和兼容并包的方法.三是文学的现代性是不断生成的过程,没有永恒不变的法则和固有的范式,中西古今比较永远不会停止,所以要有“开放的实践理性”作为支撑.“开放性的实践理性”,我的理解是,既不是无度的开放,亦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不断针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发展现实,确定文化融汇的模式和操作范式.比如融汇时,中和西各自的比例权重,融汇的方法,融汇的机制、时机等等,它是历史理性的另一种面目.

文化诗学的提出,本身就包含中西融汇的基本路径.它的目的是通过中西融合的方式创造文艺研究的新形式,它是在西方文化诗学进入中国后,面对中国文学活动出现偏离和缺陷之际,在向内转和向外转都可能陷入困境的历史语境中,寻求拯救文学研究的有效途径和合情合理的方法,开辟文学理论建设的新境界而提出的理论范式.文化诗学的跨文化视野,以及(下转第177页)(上接第162页)由此滋生的跨文化的各种方法,基本回应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的哲学基础、价值原则、理论资源、创新路径、研究模式.这样,以中国文化诗学为范式的比较文学,才能够以自己的理论观点与西方各种理论进行平等对话,在实际上参与世界文学理论的重构工作.于此可见,跨文化的诗学,是比较文学学科建构的基本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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