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国学与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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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什么是国学,国学与当代文学有没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等问题,学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发表粗浅的看法,就教于文学界的朋友们.

一、何谓国学

简单地说,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称.中华各民族从古代到今天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与时代的蒙学读物、习俗、礼仪、语言、文字、天学、地学、农学、医学、工艺、建筑、数学与数术方伎、音乐、舞蹈、戏剧、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思想、心理、信仰、宗教、政治、社会组织、伦理道德等,都在国学的范围之内.

这么说来,国学是无所不包的了.的确,国学的内容包罗致广,但我们还是可以作一点分梳.大体上说,国学有四个层面.第一是常识层面,即国学的ABC.例如称谓、谦词等,今天我们有的文艺作品,包括张艺谋导演的片子,闹了不少笑话,把“令尊”“足下”“家父”“内人”“府上”等都用错了,乃至出现了“你的内人”、“你的家父”、“到我的府上来”等叫人忍俊不禁的说词.也有的地方把“后土”“太后”的“后”写成前後的“後”.这说明现代人对国学ABC需要了解.第二是学术与技艺的层面,即传统文化各门类各方面,包括地方文化、民间技艺、学术研究的传承与弘扬,属于比较专门的方面,需要培养人才继承绝学.第三是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国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提高文明素养,懂得人生价值,培养人格操守,如何有终极信念,以安身立命.这也是今天公民社会公德重建的基础.第四是民族精神,即国魂与族魂的层面,事关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与世界各民族进行“文明对话”的问题.

国学按传统图书与学术之分类有经、史、子、集四部,或义理、考据、辞章、经世之学等诸路向.国学的核心价值在第三、第四层面.“国学”这一名词,本是清朝内忧外患、东西方列强瓜分豆剖中国之时,流亡在日本的中国学人章太炎、黄节、邓实等先生引自日本的一个概念,用以指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从清末留亡日本的志士仁人使用“国学”这一名称开始,国学的内核主要指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根本精神价值.

在国势日颓、民族危亡之时,章太炎先生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

邓实先生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也就是说,国学不仅仅是学问或学术的概念,而且还是民族性与民族魂的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面对东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他们试图以保文化学术来救国家民族.

梁启超先生积极引进西学,然而对于国人鄙薄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却心怀忧虑.他说：“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等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等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盲目崇拜古人转向盲目崇拜洋人,以为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糟粕,中国百事不如人.

其实,国学是开放的,包含了历朝历代消化吸收了的外来各种文化.我们不能把国学狭隘化.第一,国学不只是汉民族的学术文化,它包含了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学术文化及其与汉民族的交流史.另一方面,我们也需明了,以汉字为载体的历史文物、典籍中,包含了也记载了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活动及创造.第二,国学不只是上层精英传统,还包括小传统,如民间民俗文化,各时段各地域各民族的器物、传说、音乐、歌舞、技艺、建筑、服饰、礼仪、风俗、宗族、契约、行会、民间组织等,有如今天的某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国学还包括历史上中外地域文明的交融,如外域文明的传入,西域学,佛学及其中国化,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内容与历史过程等,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长期以来,汉民族与匈奴、鲜卑、突厥、吐蕃、回鹘及百越等民族不断交融,共同造就了中华文化.中华历史、民族、文化的融合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形成了人的族群间、文化间、语言间的沟通融合,在观念上形成“协合万邦”“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文化理想.国学、经史子集等,并不是汉民族的专利,其中包含、汇聚了历史上多民族的智慧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共同拥有的文化精神资源,正所谓“一体多元”,“和而不同”.

前面我们说过,在国学的多层面中,最高的层面还是国魂,即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的方面,那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处.

提倡国学与吸纳西学并不矛盾.陈寅恪先生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终极信念、价值理想、生存智慧、治国方略,我们体认、发掘得越深,我们拥有的价值资源越丰厚,就越能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越能学得外来文化之真,这才能真正使中西或中外文化的精华在现时代的要求下相融合,构建新的中华文明.

二、当代作家离不开国学的陶冶

作家是文学的主体,作家本人的为人之道,即人格操守与人生境界的追求,作家本人的文化底蕴与人文修养,决定了作品乃至当代文学的水平.我们不妨可以说,当代文学作品的高下深浅,在一定意义上依赖于当代作家对自己文化传统理解与把握的高下深浅.经与经学、官私史籍、诸子百家、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或称理学）中有大量的珍宝,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资源.传统文人以儒释道三教来治身、治心、治世,今天的作家也不妨用它来滋养、陶冶身心,提升人品与文品,并经世致用.

在钱穆先生看来,中国文人堂庑宽广,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温情与敬意,有较深的修养.他认为中国文学实是一人生哲学：“孔子即以诗教,宋代理学家言吃紧为人,亦无不知欣赏文学.即如周濂溪光风霁月,程明道如坐春风,人生即如文学.而理学家之能诗能文,超出于一般诗人文人者亦多.此见中国文学实即一种人生哲学.今必分文学、哲学为二,斯其意义与价值,惟各见其减,不见其增矣.中国道家言实多通于儒家.而中国文学中尤多道家言,如田园诗,山林诗,不深读庄子、老子书,则不能深得此等诗中之情味.是则欲深通中国之文学,又必先通诸子百家.故曰徒为一文人,斯无足观.今人则一慕西方,专治文学,欲为一文学专家,以此治中国文学,宁得有当?”钱先生认为欲通中国文学,必先通诸子百家,并体认理学家情怀,进而希望文学界人士打通儒释道三教.他又说：“中国人生既求文学化,文学亦求人生化.佛教东来,但为中国人生增辟一新途径,亦为中国文学创立一新境界.此须深通中国文化内在深意,乃能认识其相通处.仅从外面形名貌相上,慕效西化,好作分别,则无可得之.故道、释两家之在中国文学史上,虽不能与孔孟儒家成鼎足之三,但亦有其文学上之成就.今日专意欲为一文学家,封闭其一己之意识,摒弃一切旧文学于不顾,则亦无以语之.”也就是说,中国作家应深通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与内在意蕴,自觉继承并全面研习、把握、理解传统文化与文学,不必自我限制,一味西化. 抗战军兴,马一浮先生出山讲学,在《泰和会语》中指出：“须知吾国文化最古,圣贤最多,先儒所讲明,实已详备,但书籍浩博,初学不知所择.又现代著述往往以私智小慧轻非古人,不免疑误后学,转增迷惘等诸生欲治国学,有几点先须辨明,方能有入：一、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不可当成杂货；二、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是活泼泼的,不可目为骨董；三、此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道理,是自然流出的,不可同于机械；四、此学不是凭藉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由明于第一点,应知道本一贯,故当见其全体,不可守于一曲；由明于第二点,应知妙用无方,故当温故知新,不可食古不化；由明于第三点,应知法象本然,故当如量而说,不可私意造作,穿凿附会；由明于第四点,应知德性具足,故当向内体究,不可徇物忘己,向外驰求等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可见国学是一个系统,有一以贯之之道；国学是活着的生命,其基本精神源自吾人的本心本性；学习国学根本上是要立志做君子,修养自己,追求横渠四句教的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马先生及前辈们对国学宗旨的把握.

任继愈先生为《马一浮集》作的序言中说：“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特点与优点,概括起来,约有以下几点：第一,体系的兼容性.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即儒、佛、道三家.这三家各有二千年的历史,越到后来,三家的关系越倾向于融合,使人无法分别哪是儒,哪是佛、道等第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一个文化人,不应是一曲之士,他能遨游于文学、史学、哲学,以至兵学、医学、艺术等诸多领域等王安石说过,不通群经,则不能通一经.他深刻地指出了博与约的辩证统一的关系等第三,心系民间疾苦,关心天下兴亡的社会性.文化人虽身处书斋,家居陋巷,他的心胸却不受生活小天地的限制.杜甫被奉为诗圣,杜诗为古今广大人民所传诵,就在于他的诗篇不限于个人的悲时叹老,为个人的遭遇发牢骚,而是关心天下人的疾苦.李商隐的诗深刻华美,但眼界比较狭小,虽多精品,毕竟欠闳大等第四,摆脱目前个人得失的超越性.超越性,是中国文化的又一特征.关心天下兴亡,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儒家的好传统；超脱,自由,涵养自性中的完美境界,主要得自佛、道传统.社会从来是不完善的.在不完善的社会环境中,而能保持完善的人生境界,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点.周敦颐《爱莲说》的‘出淤泥而不染’,千百年来受到文人的欣赏,就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脱境界等”以上任先生所讲,对我们讨论国学与文人修养的关系很有帮助.他认为,马一浮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这些特色.马先生不仅学养深厚、博大、圆融,而且深切关心社会民间的疾苦,又有洒落的气象、豁达的胸襟与超越的理境.马先生避寇川中有大量诗作,不乏忧世伤时,然无萧索气象,关怀世道胜于个人.任先生还指出,不同时代的中国文人虽不免使用前人的概念名词或其它表达的形式,但每一时代都有创见,赋予了不同的时代精神,古而不老,旧中寓新.他以马先生的文章、诗词、书法为例,指出马先生从传统规矩中来,又不囿于传统规矩,由于积累深厚,融会贯通,其文章清新,自然典丽,语臻妙善,禅趣天成,其书法超逸,越出古人藩篱,神采内敛,秀劲深涵.任先生说,世间书法家多缺乏学问根底,只有临池工夫,最多只能达到第二流,方之古人,马先生书法可以远超朱熹.

三、当代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自身内在发展的结晶

当代中国文学当然是新时代的缩影,是中西、中外文化近三百年交融会通的产物,是在内容与形式上学习世界各国文学的结晶.诚然如此,不可否定.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当代中国文学又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之一,是中国人创作的反映中国人在中国与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人与事及其感受与心灵世界的作品.尽管在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中外文化日益密切地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但当代中国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仍然离不开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内在性及其发展大道.当代中国文学是“中国的文学”,不是“在中国的文学”（“外国文学在中国”）,而是中国文化自身内在理路的发展过程与结晶,这并不排斥对世界各国文学的拥抱、参鉴与学习.

当前,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差异、互动与整合,是学术界、文化界都十分重视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认为,当代文学应深刻体现与反映“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不是鼓吹狭隘的、自我封闭的民族主义,而是建设广泛的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前提.我们首先要认识与尊重自己的文明传统,进而尊重其他文明传统,这样才有益于自身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及世界各民族文明的繁荣及其相互理解、对话、交流与互动.费孝通先生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等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有自知之明,才能有知人之明.文化、文学还是要有民族的主体性.

过去我们习惯于说要弘扬民族文化的风格,要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实质上只是要求文学家、艺术家、人文社会科学家取一点点中国形式就够了,其潜台词是不肯承认乃至拒斥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价值.1980年代中期,面对文化虚无主义与自戕主义的思潮,张岱年先生多次发表文章与演讲,指出：人们总是说国民性中有劣根性,诚然如此,是否也有良根性呢?“假如中华民族只有劣根性,那中华民族就没有在世界上存在的资格了,这就等于否定自己民族存在的价值等一个延续了五千余年的大民族,必定有一个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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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在当代的复兴首先是老百姓自发的行为,反映了老百姓对于自己民族文化传统有迫切了解的需求,因为数十年来体制内的教育在这方面有很多缺失,满足不了国民对国学的需要.国学在当代的复兴又是针对中国现实弊病应运而生的,这与当代文学的关怀相一致,两者可以互动.例如政治体制的改革、生态环境的保护、国民修养的提升,都是国人的现实关怀,而国学资源中可以提供一些参鉴.我国传统社会的治理实际上主要靠社会自治,社会很大而政府很小,民间社会空间与言论空间大,自然团体与社会团体,特别是士人的作用大；传统制度文明中有很多制度,如君相制、三省六部制、封驳制、谏议制、监察制中有不少制约皇权的机制,还有一些制度,如经济、教育与文官制度等在一定层面上保护了庶民权利,体现了实质公正.在维护生态平衡方面,古代有一系列的敬天法祖、祭祀天地山林川泽等自然神灵的仪式,有《月令》等一系列礼制与相关理念、习俗,使古人有强烈的保护子孙后代的栖息之地的思想与行为方式,有延续人类的“长久”的观念,不急功近利,不做断子绝孙的事.在国民、青少年的文明教养,现代社会公德的重建方面,国学也大有用武之地.传统诗教、《四书》教育、家礼、家训、家教、蒙学教育等,特别是人文教育、性情教育、生命教育、君子人格教育,有不少精华还需弘大起来,克制今天教育方面的严重弊病.

中国社会当前最缺乏的是敬畏之心,是信仰与诚信系统,是内在的自我约束,在这一方面,国学有很多资源.当代文学的社会责任之一是促成国民文化认同、伦理共识、终极关怀的重建,这也与国学复兴有深刻的一致性.我的看法是,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必须护持,中国文化的参天大树而今老干新枝,枝叶扶疏,需要更多的文化人守先待后,创造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