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建构民族文学特色的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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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文学作家确立了表现民族文化内涵和建构民族文学特色的目标后,他们又在思考着运用什么方式去实现目标的问题.尽管目标是共同的,但因为每个作家个体的差异,其实现的方式应该说还是不尽相同的.即便如此,我们通过研读他们发表的理论文章、创作经验以及具体的实践操作,仍然发现了他们在实现方式上的共识与一致性的努力.其具体内容表现为：多维度的思维方式与手法的多样化.

一、多维度思维方式的转变

我们这里所讲的“多维度的思维方式”是指排除了过去文学创作中那种一元的或二元的逻辑思维方式.过去的文学创作完全按照阶级的、政治的归属来划分,无论是题材、主题、还是人物塑造都显现出一种绝对对立的姿态,运用简单方程式予以换算,谁是坏人,谁是好人,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这种单一的思维模式制约了作家的创造性思维.而多维度的思维方式是追求复杂的、主体的、理性的、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包括逆向性、反叛性、直觉性、理性等多种思维方式）.它不为某种思维方式所左右,而综合性地体现在作家的头脑中.作家在创作中不再主观武断地下结论.运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就是不再把世界看成一个由物质组成简单的客体.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于根据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变化来进行创作、表现.

中国新时期的寻根文学在思维方式的调整和转变上是显而易见的.韩少功、李杭育、马原、郑万隆、王安忆等作家从来没有把自己排除在现实主义文学之外,但他们的现实主义显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色彩,是一种不默守陈规的开放的现实主义.韩少功、李杭育、王安忆在对历史文化题材的挖掘中,更加注重人文精神与人文情怀的渗透；马原的西藏的“隐秘”,郑万隆的“异乡异闻”不仅是民间文化习俗的展示、描摹,民族生命力的体现,而且更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彰显,这种生活内容的求异求变决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与瞬息多变的现实生活休戚相关的.对这种创作方式的变化,作家古华有一段完整的文字予以表述：“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诸领域,正在经历一场规模空前、剧烈而深刻的变革,已经带来观念形态、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一系列转变.传统而陈旧的是非观、美丑观、道德伦理观正在经受着全面的冲击和挑战.以反映时代、社会生活为己任的文学创作,怎么能对此等闲视之.文学自身正面临着一场观念更新”①.在这种现实背景里,原有的“政治化”理性思维模式显然不再适用,不仅跟不上现代化的节奏,而且也难以适应这种全球化进程的多元化价值观.客观生活变化,观念、思维、生活方式均在求变,这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此,郑万隆、韩少功、李杭育、李陀等一批寻根作家都在呼吁作家的思维方式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郑万隆在《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一文中,首先回顾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超稳定的集体性的直觉思维.而那种个人的逆向性、反叛性思维却十分缺乏.那么,面对20世纪这样一个东西文化大交流的时代,中华民族必须具有一种开放的眼光,必须具有现代精神.中国人要吸收西方人的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因此,“我们要彻底摆脱思潮和狭隘的传统文化观的局限,就必须在现有文化所构成的思想方法中,寻求新的思维方式,从封闭性的思维结构走向开放性的思维结构,继续巩固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开拓我们的思维空间,用现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来丰富自己” ②.“更新思维方式”这是否谈起来很容易,但究竟如何更新,这明显是深层次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郑万隆作了一个振臂高呼的口号：“我们每一位作家要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要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必须满怀热忱地投入到当前经济改革和科技革命的洪流中,‘随着时代走’,只能在时代的变革中才能变革自己,只有不断变革自己才能获得具有新的认识水平的现代观念.”③ 思维方式的更新只有到现实与时代中去更新,时代的变革自然会导致人的变革,不与时代相联系,是无法做到观念更新与思维范式更新的.郑万隆的话通俗易懂,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并非这么简单,思维方式的转变仍需要一定的时间,对于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封闭性的思维,恐怕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韩少功十分渴望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文学价值取向的变化与更新.在《文学的“根”》这篇寻根文学“宣言”里,他借用丹纳《艺术哲学》一书关于人的特征的三个层次分析,得出一个结论：无论人的思想感情、家庭爱情观念、宗教政治观等如何顽固,也仍然是要消灭的.他说：“比这些观念和习俗更难被时间铲除的,是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如他们身上的某些哲学与社会倾向,某些对道德的看法,对自然的了解,表达思想的某种方式.”④ 而这些东西概括起来,实际就是指的民族思想观念、思维范式等.改变旧的习惯性的观念和固有的思维方式,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是时代的需要和使然.韩少功深明此理.于是,他呼唤着变革.如何变?他答道：“要改变这个层次的特征,有时得靠异族的侵入：彻底的征服,种族的杂交,至少也得改变地理环境,迁移他乡,受新的水土慢慢的感染,总之要使精神气质与肉体结构一齐改变才行.”⑤ 韩少功出此策略,看来不是其自己的独特思想,而是援用拉美的经验和模式,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同时此策多少还有些偏激之嫌.很快,他又在同一文章的结尾作了补充与修正：“这里正出现轰轰烈烈的改革和建设,在向西方‘拿’一切我们可用的科学和技术等等,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阴阳相生,得失相成,新旧相因.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⑥.这种说法是深思熟虑和辩证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更新都是时代的驱使,时代的需求.全球化需要开放的意识,需要现代的观念.按照的哲学思想,事物的变化,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起作用.中国的当代文学观念、作家的思维方式的转变也只能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积极与世界对话,借鉴外来文化的因子,来挖掘与释放本民族的“深层精神”,这才是上策.

李杭育无论是在《理一理我们的“根”》,还是在《“文化”的尴尬》等文章中,都深感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所肩负的责任重大.面向过去我们的传统文化之“根”大都枯死,面向今天的世界与未来,我们却没有相应的文化对策.百感交集之后,他吐露了自己的期待：世界在走向大同,“这好像是一股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并又好像是世界性的,不可避免.旧的、封闭式的、腐朽没落的传统文化总归要被扬弃,现代物质文明也总归要给我们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文化模式”.问题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习惯于把理性当作唯一的思维轨迹,沿着它用逻辑去达到目的,而将直觉的感知塞在了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并且每每拿理性来抑制它,矫正它,直至萎缩了它”⑦.这就直接成为了思维方式转变的障碍和绊脚石.变是规律,是常理.李杭育在对如何转变一阵茫然后,终究只得出一句带有极大期望值的话语：“希望将来我获得一个开放性的民族意识,好让我心安理得地加以捍卫”.

面对世界性文化交流的潮流,“他者”文化已成为民族文化催生剂.人心思变,寻根作家在呐喊.在促成思维方式的转变中,寻根文学也通过创作实绩来加以推动.这样的事例不可胜数.贾平凹的《爸爸爸》、《女女女》,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王安忆的《小鲍庄》,阿城的《棋王》、《树王》等等,都可以说与过去的思维方式大相径庭,完全避免了那种单一思维所作出的结论.给读者留下了大量思考的空间.

二、多样化手法的撷取

在求多维思维方式的同时,寻根文学作家,又对运用什么方式去表现生活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这既是寻根作家对自己如何创作提出的要求,又是对他们创作经验的归纳和总结.

郑万隆在《我的根》一文中,花了很大的篇幅,专门谈了思维方式与如何表现的问题.他说：“在我的小说中,我竭力保持着这些有生命的感觉.我以为有生命的感觉是整体性的感觉.这种整体感觉不是以机械的逻辑分析来进行把握,而是把客观视为有生命的有机整体来进行审美观照,是一种直觉与理解.这种思维方式,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也需要系统的分解和综合,但它不是把事物看作孤立和分离的,也不是把整体理解为各部分或各种因素相加的总和,而是视为一种生命现象,视为一个历史运动过程,视为一种文化形态.”⑧ 按照这种直觉和理性相结合的多维思维方式去观照现实世界,自然对这个现实世界有一种全新的整体的认识.在郑万隆的眼中,现实的中国显现为一种文化形态.那么如何去表现这种“文化形态”,郑万隆不仅胸有成竹,而且已经作了实践.他接着说：“在这个世界中,我企图表现一种生与死、人性与非人性、与机会、爱与性、痛苦和期待以及一种来自自然的神秘力量.更重要的是我企图利用神话、传说、梦幻以及风俗为小说的构架,建立一种自己的理想观念、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观念；并在描述人类行为和人类历史时,在我小说中体现出一种普遍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观念.”⑨ 正是因为郑万隆采取了魔幻现实主义一些手法,所以,他的小说也就表现出“魔幻”的、“神奇”的、甚至光怪陆离的特征.他运用的象征、梦幻、比喻、夸张等具体手法也特别适合于这种带有“野性生命力”的文化形态.

作家李陀和评论家钱念孙对表现方式问题的思考,可以说相当深刻.他们结合具体的作品来进行理论总结.李陀在他的评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文章《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触及到它的新写法与我国的传统文学、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李陀指出：这篇农村题材的小说其主题不应拘束于社会学范围之内,“关键是对小说主人公――黑孩的理解.”从表层次上说,“这是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而,正是渗透于这个形象的那些童话式的非现实因素,使我们对黑孩的理解有可能进入到更深的层次.黑孩形象中的非现实色彩,使他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种抽象和象征.这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形象是一种抽象和象征有些类似”.总之,李陀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没有采用人们都熟悉的写实手法,而是借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将现实因素和非现实因素溶成一体,形成一种十分特殊的小说艺术形象.这种小说写法自然与追求‘如实’地反映生活的方法,有明显的不同.不过,如此处理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我国伟大画家齐白石曾有一种很好的概括,叫做‘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或许有人认为这原则只适合中国画的画理,用之文学则不然.我国古典小说中的皇皇巨作《红楼梦》,从大的情节构架至小的生活细节,都有现实因素和非现实因素的交织,其遵循的原则恐怕也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等说起来,《透明的红萝卜》还应算做是恢复这个传统的一个很有效的努力呢”⑩.李陀的分析是深刻和独到的.他抓住了寻根作家莫言的特色,把握了莫言小说创作的根本.莫言没有完全按照现实主义的“如实”描法来进行写作,是因为莫言对现实的观照发生了变化.莫言的创作既受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又继承了民族传统的特色,然后融合他的文学观,这样就产生了莫言的文学世界.他所用的象征、隐喻、梦幻的手法也符合其小说中的现实与非现实的因素,应该说是一种完美的结合.寻根作家如何表现民族文化的问题,李陀借助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钱念孙也对寻根作家如何达到和实现建构民族文学特征的方式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他认为,寻根文学之“根”并不是植于一处凝固不动的僵化物,而是多向拓进广阔伸展的生命体.如何表现这种生命体?寻根文学应向两方面迈进.“一、我们寻根是既潜入传统又返回现实,并用现实透视传统的双向运动.因此,当我们在一些穷乡僻壤或市井小巷寻觅到历史遗风和古老心态时,应审视它们究竟是历史不慎丢落的珍珠,还是被历史无情筛弃的沙粒,以决定自己是否描写和怎样描写它们.二、现实是传统的延伸,因而现实也是流动变化着的传统.特别是我们今天处于社会变革和文学兴盛时期,传统的各种因素都忽隐忽显地翻卷其中,各种力量也不同程度地在其中重新较量.我们的传统文化凝结在历史里,也涌动在现实中.因而,我们不仅可以追溯历史中获得民族文化的营养,也能够在直书现实中喷发民族文化的浆液.”{11} 钱念孙对寻根文学描写的内容和怎样描写它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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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古华：《从古老文化到文化的“根”》,《作家》1986年第2期.

②③郑万隆：《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作家》1986年第1期.

④⑤⑥⑦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⑧⑨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

⑩李陀：《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11}钱念孙：《文学之“根”的多向伸展和寻“根”眼光的扩大》,《文艺报》1985年11月9日.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