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生态中的深圳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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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深圳文学一直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存在.这不仅仅因为它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重镇而诞生和成长,更重要的是,它一直以一种充满活力的姿态活跃于中国当代文坛,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某种程度上引领着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几个重要领域.20世纪80年代,深圳文学在以“打工文学”的名义诱发了一股写作潮流的同时,也将自身对一个城市的书写载入中国文学的历程.进入21世纪,深圳文学又跟“底层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圳成为中国当代“底层写作”的发源地和重要写作区域.当然,我们也可以将新世纪出现的“底层写作”看作“打工文学”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的转变和延伸.最近几年,深圳作家又以自己在这个新兴都市生活的经验加入都市写作的队伍.在从深圳文学向文学深圳转型的同时,深圳文学始终以自己青涩却又充满活力的身姿建构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生态.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和类消费社会的出现,大众文化登上历史舞台.当代文学的面貌也随之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和位移,消费写作再度占据中国文坛的重要一角.当代文学的生态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不断恶化,各种各样的新言情和新黑幕打着情感小说、家庭小说以及历史小说的幌子充斥网络等大众媒体以及图书市场.这些文学作品和其他大众文化品类一起加速了中国社会以及文化的世俗化甚至是恶俗化.地处中国都市化和市场化前沿的深圳文学却选择了和这个经济城市截然不同的一种路径.中国社会在都市化进程中的切肤之痛以及现代人的精神追寻成为深圳文学在近几年来致力表现和探索的两个主要领域.由此也使我们开始重新思索:在当下社会,文学究竟该如何承担自己的人文使命,引领大众的审美趣味这一从“五四”以来就凸现的问题.

一、底层的生存之忧

不管是最初被命名为“打工文学”,还是后来被命名为“底层写作”,关注底层、关注中国当下发展中的社会现实始终是深圳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虽则从审美现代性的立场而言,这类创作在艺术上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它却以其伦理价值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类创作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私人写作”以及后来的商业写作的精神疲软状态作出了有力的反驳,并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生态的良性建构.

在深圳文学创作中,“底层写”和“底层写”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所谓“底层写”主要指向写作者本人的底层身份,“底层写”则指作家在写作题材选择上对底层生活的表现.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中,“底层”曾经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它与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紧密关联.20世纪20年代,“底层”作为被启蒙的对象出现在“五四”一代作家的笔下;20世纪30年代,“底层”以革命的同盟军和中坚力量出现在许多左翼文本中;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中,底层成为欢天喜地的翻身解放者: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底层”除了作为一种历史叙述而存在之外,在现实的层而,它已成为一个失效的概念.进入21世纪,底层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再次浮出历史地表.这既有其社会原因,也有其文学原因.从社会原因来说,底层的出现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密不可分.从文学因素来说,它也可以归结为文学批评领域对左翼话语资源的借用.底层与深圳的结缘则与深圳作为新兴的经济和工业城市,其大量的移民人口,尤其是从乡村来到深圳的外来劳务工人口的日益增多分不开.这些怀着都市梦从乡村来剑城市的底层打工者,在以自己的青春和汗水装扮这个新兴都市的同时,也遍尝了一个外来漂泊者的辛酸和不幸.

在深圳文学中,大量的作品对这些底层人的苦难和不幸进行了书写.这种苦难主要呈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物质层面的艰辛和困苦,另一方面则是精神层面的身份认同的焦虑.

对底层物质层面的艰辛和困苦的书写是深圳文学,尤其是深圳小说一贯的主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深圳不仅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为今天的新兴大都市,同时也创造了许多人类的奇迹,与“深圳速度”“深圳制造”相联系的则是大量外来打工者以异乡人的身份进入这个城市大大小小的工厂,忙碌在生产线上.“打工”成为一个时代的代名词的同时,打工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底层生存的艰难也成为深圳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周崇贤的小说《我要活下去》中,女工们不仅在恶劣的环境里忍受着生产线上繁重而非人的劳作,每天加班到很晚,上班时间连上厕所的自由都没有,甚至还要遭受无良管理者的性骚扰和性侵犯.万般艰难之中,他们只有挣扎着喊出:“我们是人,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我们要活下去!”在这样一个日益发达的现代都市里,大街上是车水马龙的喧闹和繁华,商场里是奢侈品的日益花样繁多.我们很难想象有人还在为争得做人的权利和生存的最起码的物质保障而挣扎.王十月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也是从生存的层面来讲述底层的苦难.磨刀人夫妇双双来城里打工,他们经历着失业、无钱生孩子、女人被人灌醉后奸污最后沦为“小姐”等生存的苦难.在压抑中,磨刀人只好每天在夜深人静时通过磨刀来发泄内心的痛苦和屈辱.曾楚桥的《幸福咒》、罗迪的《匆匆掠过爱情》等小说都在揭示底层人在生存线上的挣扎,爱情、幸福对他们而言,都是一种奢侈.曹征路的《那儿》《霓虹》则将目光投向了原来的国营企业职工.在经历了市场化的转型后,大量工人经历着失业和贫困的威胁.正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深圳文学将大量的笔墨在打工生活以及打工者身上,“打工文学”一度也成为深圳文学的另一种指称.

对大量的底层人而言,如果说物质层面的困顿尚可忍受和克服的话,精神层面的苦难则几乎成了他们的炼狱.我在这里所要分析的底层人精神的苦难,主要指的是他们身上那浓重的身份认同焦虑.作为一个个体,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对这个世界和自身的基本认知和判断.在对社会的认知和判断中,我们建立自己的社会认同,在对自身的认知和判断中,我们建立自我认同.在大量被命名为“打工文学”且以底层打工者的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发现,浓重的身份认同焦虑几乎成为这些主人公的一股普遍情绪.按照阿兰·德波顿的说法:“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身份认同焦虑中既包含了个体的社会认同的缺失,也包括了个体自我认同的不足.在大量以底层生活为表现对象的深圳文学作品中,这种身份认同焦虑则主要表现为社会认同的缺失和不足.作为一个年轻的移民城市,外来人口占深圳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些外来者既包括已经拥有深圳户籍和较为稳定的工作的新移民,也包括漂泊于深圳的庞大的打工队伍.然而,不管是新移民还是打工者,面对深圳,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有一种“别人的城市”的客居感和疏离感,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这座城市的认同.而对自己居住地的不认同也直接导致了他们身份焦虑的产生. 具体来说,大量新移民和打工者对深圳认同感的缺乏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们作为外乡人融入本土文化的艰难,另一方面,大量打工者的乡下人身份使他们面对这个新兴的发达都市有一种文化上的自卑情结以及由此引致的认同的艰难.而这一切,均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焦虑产生的重要原因.当然,从外在因素来说,普遍的身份认同焦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广泛的时代病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转型相伴随的,是文化层面上精英文化的普遍失落和世俗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先富阶层”“成功人士”等名词同时诞生的还有社会层面的价值判断的世俗化和道德的世俗化.与商业时代的利益链条紧密相连的权力和金钱成为了具有广泛认同度的成功标准.这导致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民众普遍性的身份焦虑的产生.在比较的视角下,很多人都感觉到“成功”和自己之间的巨大距离.对深圳而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它在经济上已经远远超过了许多内地的大城市,但是在城市文化建构上,这个年轻的城市尚未形成如北京、上海和西安等城市那样的独特的城市文化.这使它缺少了从文化上和心理上将大家凝聚起来的维系纽带.在深圳作家林坚的小说《别人的城市》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身份认同的焦虑,王十月《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其实是一个“受害”-“逃离”的文本,磨刀人夫妇在深圳(城市)备受屈辱和苦难,最后选择了离开.在大量的深圳文学文本中,都一再提到了“户口”——作为建国之后户籍制度的副产品,户口在很长时间里成了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身份符码.拥有深圳户口,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成了这些生存叙事中的主人公的共同追求.然而,即使拥有了这一纸户口,依然改变不了甚至减弱不了他们的身份认同焦虑.钟道宇的《经过》中,为户口而奔波的主人公深切地认识到了户口的重要:“户口是你成为城市人并进入这座城市的车票,而房子,则是你在这颠沛流离恍如车子的城市里的座位.没有户口和房子,你就不能称为城市人;有了户口和房子,你以及你的后代才能变成城市人等”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有了房子的主人公在办户口的繁琐过程中失去了房子和工作,最终只剩下了户口,他成了在“颠沛流离恍如车子的城市里”没有座位的“晃荡者”.


二、存在之思与精神的追问

自从人本主义哲学诞生以来,对现代都市中个体的存在状况和精神困境的关注就不仅仅是哲学领域的话题,它也成为文学的重要关注领域.文学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关注当下人们的存在困境也成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之一.深圳文学中同样充满着对个体生存的追问和思考,以及对精神维度的重建与重视.这使它在普泛的意义上具有了超越地域的一种可能性.

如果说前述的底层的生存之忧更多实录式的形而下的情感宣泄与观念表达的话,在南翔和谢宏等作家的笔下,我们则看到了深圳文学在形而上的追索方面的努力和探索,它们同样构成了深圳文学的重要一极.

自从人类的历史由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许多问题也开始出现.这就是现代都市人的孤独、焦虑以及对自我的追问.这种孤独和焦虑主要不是物质和生存层面的困境,而更多地指向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对都市生活进行存在主义式的观察和思考中,作家们也给我们展现出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一种非常奇特的存在状态:“自游”和“悬空”.在小说《自游人》中,谢宏将一个都市个体的存在的尴尬与失落给我们作了近乎哲学化的展示.小说中的主人公马力“自游”地生活着,而非自由地生活着,如果说自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主体性的诗意的生存状态的话,“自游”则充满了漂泊、动荡和不确定,它是一种比较无奈的生存状态.这是谢宏对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中都市个体存在状态的一种颇具寓言式的表达.谢宏的小说《悬空人》的题目同样具有象征性.在这篇颇具象征意味的小说里,谢宏的目光投向了那些移民海外者的存在状态.小说中的老林不满国内的生活状态而移民海外,但是国外的生活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天堂.不满国内生活的老林在国外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成了一个“悬空人”.事实上,“悬空”这种感觉不仅老林有,它也是现代都市中的许多个体正在经历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现实状态.现代都市诱发了个体的,但它并没有给每一个个体都提供一个可以实现的空间.在的出发和受阻之间,遭到搁置的并不仅仅是那些蠢蠢欲动的人性本能及其挣扎,还有现代人脆弱的安全感和心灵的归宿感.这使得“悬空”也具有了孤独和焦虑的意味.

在长篇小说《貌合神离》中,谢宏继续着他对现代都市个体的存在困境和精神困境的探索和表现.在主人公李白诗意的名字背后,是这个真诚而随性的个体在现实生活的琐碎、平庸、重复、无聊、困惑和焦虑中的挣扎.小说中写:“李白每天在这个巨大的鱼缸里游弋,他所有的幻想都无法飞越那道厚厚的防弹玻璃.有时他会突然听到思想撞击玻璃时发出的声音,也会感受到一种淤血后的隐痛,但他认为那只是自己的一种幻觉而已.”个体和环境的对立和冲突也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之一.小说中的李白不仅体验着来自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庸常带来的焦虑和困惑,还感受着如卡夫卡笔下的环境所带来的压抑和焦虑.这也是现代人普遍的存在困境之一.谢宏在《貌合神离》的后记中有一段夫子自道:“我生活在深圳,在这么一座充满现代气息的城市,当然也是充满变数的城市里,与许多人一样,每天都在享用,或说遭遇它带给我的紧张、刺激、快乐,当然还有焦虑,我时刻都在一种变与不变的互动中,努力寻求一种消解,或者说是平衡的手段.我想,写作就是我目前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可能和手段.”

如果说谢宏的主人公在“自游”和“悬空”中感受和体验着现代都市中个体的孤独和焦虑的话,刘利的小说《奇迹》《》则指向了现代都市生存的荒诞.《奇迹》中人物的感受充满荒诞感,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突然附体于活着的人身上,这种民间迷信故事中经常出现的细节居然出现在了工业化时代的一个工人身上.这里面有着作家对现代人的非理性状态的体察.小说《》揭示了现代都市生活中荒诞的一面,人设置了,但是最后却受困于.在上述的《貌合神离》中,作家对现代都市生活的荒诞也有所揭示.银行职员李白在郁闷无聊中遭遇“劫匪”(实则是银行进行的安全演习),奋力一搏击退了“劫匪”,成为银行的“英雄”.同事贺兰遇到真正的劫匪,以为又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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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结果却赔上了性命.李白在澳门赌场仅仅作为来澳门的纪念小赌一次,不想却赢得了大额钞票,但这些钞票并没有帮他走出人生的困境,反而促成了他的失业.作家们以自己的笔触状写着现代都市人存在的荒诞. 出身学院的作家南翔的小说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上展开.在历史叙事方面,他的小说致力于对中国文化中久远的雅致的文化传统的挖掘和恢复.现实叙事则在揭示现实中的问题的同时,表现出对理想、对美好的永不言弃.收入小说集《前尘·民国遗事》中的一组中短篇小说将目光投向了民国岁月.也许是由于多年在江西生长的经历,在这组民国故事里,处处浸透着江南文化的诗情雅韵,与当行文坛的以经济活动为纽带的大都市叙事形成鲜明的反差.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在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南翔的《前尘》所讲述的民国故事,借助这些的江南女子和温雅的江南男子(才子),再次将久远的江南文人文化传统以及趣味在文本中给我们复活.《方家三侍女》中侍女舒云的灵秀,《失落的蟠龙重宝》中鹤鸣、凤梧的清奇,《红颜》中贡子佩与吴彬彬的身上,都寄予了作者对一种江南诗性文化和文人风骨的精神缅怀.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来说,《前尘》的书写,也是作者有心在这个日渐世俗化和粗鄙化的时代里以文字的方式唤醒我们对我们曾经的文化传统的记忆.南翔在《前尘》的自序里有一段话可以看出作者的写作意图:“为带着气韵、率见性情、不畏流言、从容淡定的人,从不同角度立存照,是《前尘》的主题.”

南翔的现实叙事篇《南方的爱》、中短篇小说集《女人的葵花》,在对当下现实的关注中,他没有将他的故事设置为都市里的角逐.在喧闹的都市背景中,不管是《南方的爱》里的主人公德宝还是《女人的葵花》里的桂德林,他们所找到的能安放自己心灵的归宿不是世俗的名利和成功,而是一份精神领域的淡然自守.这种对精神维度的看重、对美和善持续不懈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南翔一贯的创作中.在深圳作家盛琼等人的笔下也都有所体现.它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深圳作家对地域文化和世俗潮流的超越向度.

三、不是结语的结语:关于一种超越的可能性

纵览深圳文学,充满忧患意识的底层生活的描述和叙写从数量上几乎占去了大半.在这些关于底层生活的篇章里,我们看到了忙碌的流水线上的辛苦挣扎、拥挤的宿舍里无处排遣的骚动、求职路上的冷暖自知等这是一幅幅近乎实录式的深圳工业生活的画卷.在这幅画卷中,实实在在的是艰辛的生活,作为底色的深圳形象则是模糊不清的.人物们呈类型化活动在固定的工业化场景中.虽则现实主义是曾被命名为“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的这类写作的主要表现手法,但是,我们在其中很难看到巴尔扎克式的深入都市内部的体察以及由此而来的对都市的深刻分析,粗线条勾勒出来的都市在这里更多地承担了一种情感宣泄功能.乡下人和外地人的视角使这批作品中的深圳以“他者”的身份出现,而这种他者化的叙事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主人公无处不在的身份焦虑.这导致了大多数以底层生活为主要写作素材的这类深圳文学作品也成了一类文学面目模糊不清的作品.

值得庆幸的是,有一批作者将目光投向了这座城市的内核: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和生活方式的都市.进入现代社会,大都市的政治功能有所减退,都市更多地成为一种精神生活方式.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这些作家深入到作为文化形态的都市,探究深圳的历史流转,关注现代人内心的孤独、苦闷、焦虑等等存在困境.在他们的笔下,都市不再是“他者”,它就是我们肉体和灵魂的安放之地.只不过,处于这个日益世俗化的时代,我们的灵魂总是要经历一番不安分的骚动后才会找到自己的归宿.也有作者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故乡的青山秀水之间寻觅中国文化中属于文人文化传统的气韵和情致.一些写底层的作家也不再沉溺于对苦难本身的叙写,而是将目光投入对中国当下现实以及未来发展出路的观察和思考.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深圳文学的一种超越当下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也成为深圳文学以自己的创作实力建构文学深圳并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生态的重要动力.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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