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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过的学校都很有历史.初中时的杭州第一中学,现在称“杭高”,早年谓之浙江第一师范,名垂近现代文化与革命史之卓著者几可列队；毕业后报考的是浙江大学附属中学,自然是冲着日后想进浙大去的,虽然当时的校史仅从解放前夕算起,但现在看来,浙大的附中,其实在三四十年代就有了,尽管在这部关于老浙大的书中我只稍稍提了几笔.
杭州这个地方,旧东西是很少见的,时常被人挂在嘴边的一些老建筑,基本上都是翻修如新,形态或许还在那里,气场是没有的,用来拍拍电视剧还行,若想身临其境地追忆昔日人事,多半找不到感觉.譬如我住宅附近的两处,一个求是书院,一个风雨茅庐,后者能看出点大致轮廓,虽然丝毫也感受不到王映霞的气息（郁达夫是一天也没在这里住过）,但它所在的“场官弄”好歹还有块牌子订在那里,前者却是除了将仅剩的一间房屋修得连个方向感都没有,早年所在的蒲场巷,以及书院的占地范围,竟是一点点旧貌都无从想象了,因此在杭州寻根怀旧实在是件让人尴尬的事.
董桥的集子《从前》要再印,朋友替他请张充和题写封面,见字后董先生大为感慨：“张充和一管大笔蘸遍当代中国的茫茫烟水,她的一洼砚田不仅磨透历代书艺的渊源也磨平风雨家国的离乱.”那年张充和96岁了,仅仅两个大字就能写出并让人感觉出如此境界,盖因心中有历史之故.源头可上溯自清末求是书院的浙江大学也已过了百年,一提“求是”二字,濡染于“茫茫烟水”间的履痕苔影便隐约可见,闪现着一代名流巨擘风姿的灿烂星空始终标示在历史深处,尽管距离迢迢难再与共,却到底还可以牵动一份后辈的敬仰.
有幸得以追写老浙大的前尘故旧,于我是一件乐事.牵强附会地说,我现在每天往来的大学路,就是那些飘渺烟云的原产地,曾经因向往浙大而报考附中的冲动之举,也隐约像是一种缘分.如果就个人兴趣而言,我近年来的文字指向又的确多属“从前”一类,自小生活在杭州,总想着去翻一翻的,自然也是这个城市的老皇历,作为她最早的一所大学的来龙去脉,那是绕不过去的,无论是否有充足底气,都愿意试一试.
然而一旦接手,我才发现自己实在很是捉襟见肘.对近现代教育史的文化积累是软肋之一,各门科学知识的匮乏,对汇聚了众多科学名家的浙大殿堂,更是怯于贸然闯入.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构想,无从涉猎,当然也一直都开不了笔,只能好好先读《竺可桢全集》中第6到第12卷的日记.
在1949年前的浙江大学,校长13年的竺可桢无疑是最核心的人物,他的几乎一天不缺的日记,为起自1936年的浙大“竺可桢时代”留下了详实且细致可触的史料,尤其抗战中流亡西迁那几年于艰难跋涉中的崛起,全然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将竺可桢校长时期作为主轴,老浙大的基本脉络,大致上是可以清楚的.1921年4月出版的《清华周刊》10周年纪念号说：“学校一个时代的精神如何,就看校长的态度怎样.我们不必细究周寄梅先生的履历,确实我们承认他是有宗旨、有计划、有理想、有希望的人.清华以前享有的盛誉以及现今学校所有的规模、层层发现的美果,莫不是他那时种下的善因.”周寄梅是清华第二任校长,竺可桢则为浙大第五任校长,我以为拿这段话来说明竺可桢,也甚是恰当.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这部书要写的不是浙大校史,而是一本随笔体传略,并且还只是截止于1949年竺可桢离任时的“前传”.这样的内容和文体,决定了作者在材料取舍和谋篇布局上无疑会带有很强的个人性,因此成型后的这部书,对于从求是书院破茧而出到第三中山大学因运而生的这三十年,我以“序篇”的形式梳理了一个大概,将随后的二十余年作为前期浙大之“本事”一一道来,以求其脉络清晰、疏密有致.
深入苍茫岁月中的老浙大,实在是不免让人感触多多,遐想多多.以现今的目光去看从前,忍不住的总想来点说三道四,但是说过道过,回头一读,竟像是画蛇添足了,于是删去.前些年给报纸写专栏,也是些消逝年代的故人旧事,报纸版面有限制,字里行间夹杂更多的又是一言难尽,就索性重在记录,少加赘语了.专栏仿鲁迅之“朝花夕拾”,起名“夕花朝拾”,写这本书的感觉,其实也正是去老浙大夕花朝拾,循的便也是此一路径.感谢杭州市文联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能接纳我之所拾,惜因才识有限,疏漏和遗憾之处在所难免,好在老浙大几度风雨、一肩星斗,行程中花开花落、处处灿烂,想那未竟之种种,是一定还会有后续的.
（本文系《烛照的光焰浙江大学前传》之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