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批评的人类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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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代人类学对于20世纪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民族性与人类性探求有着内在的关联,对于现代人类学思想方法的借鉴、整合、转化,有助于民族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展.就民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而言,要以具体的民族文学为终极存在,恢复还原民族文学的原始风貌,建立独特的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就民族文学研究的操作方式而言,要以异民族的文学作为参照的对象寻找差异性,通过对话来发掘民族文学的独特魅力,不断反省自我民族文学的不足,实现民族文学新的建构；就民族文学研究的最后归宿而言,要探讨民族文学中所包含的人的自由自觉,突出民族文学的审美特征.

关 键 词：民族文学　现代　人类学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初期兴起,到了19世纪后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迅速成为一门显学.AL克鲁伯、布朗尼斯罗马林诺夫斯基等著名人类学学者在20世纪初期就一再宣称：20世纪进入了人类学的时代,人类学将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按照人类学的基本观点,民族性与人类性探求存在内在的关联,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个人只有作为种族或者社会群体的成员才具有意义,人类学就是依据种族类型来划分文化形式的.可见,对于现代人类学思想方法的借鉴、整合、转化,有助于民族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展.

一、逻辑起点

在20世纪以前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人类学研究中,人们总是以为自己学科的研究目的在于运用具有普遍的、抽象意义的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基本的策略就是根据一定的理论框架查阅相关的资料去进一步求证既有的法则,主要是坐在书斋里写作,虽然他们也去异域考察,但是,异域珍奇只不过对其学术思想起一种修饰和点缀作用,并不可能修正既有的关于人类社会起源、发展规律的一般观点,这样一种学术研究被现代人类学学者称为“摇椅上的民族学”.20世纪初期,人类学研究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民族志研究迅速崛起就是一个显著的标志,民族志首先考察的是异民族文化的日常生活,从具体的民族研究对象上寻求综合,扩大和深化对于已有关于人类性结论的理解和认识,这种被人类学工作者取名为“田野工作方法”的研究不是从整体观出发,而是主张通过自己的乡土调查获得对异民族文化个案的体验和认识,在跨文化的比较中来丰富和完善关于人类存在的思想.

按照现代人类学的学理逻辑,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价值功能,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能用固定的尺度去衡量和评判.民族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独特的产物,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具体的体现形式,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不能以主流话语和强势话语作为预设的批评标准来衡量一切民族文学的优劣,如果把符合的就看作是好的不符合的就认为是差的的话,那么民族文学本身的魅力就遮蔽了.对于民族文学的批评只有回到民族文学的语境中才能说找到了原点,才有可能恢复民族文学的本真状态和真实面目.需要把民族文学看作是终极存在,也就是把民族文学的阅读体验看作是文学批评真正的基础和源泉,建立起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强化对于民族文学的领会,为充分展示民族文学的魅力提供契机.大体来说,包括纵向的开掘和横向的拓展两个基本的向度.

所谓纵向的开掘,就是指民族文学研究需要切人民族文学传统进行纵向的探究,恢复其生动性和丰富性,形成独特的批评话语.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社会活动实践方式的不同,各个民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民族形成了内容和形式迥异的文明成果,这种烙着鲜明个性的民族记忆成为了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撑.文学创作是在心灵与客观现实的融合的过程中展开的,民族记忆对于文学创作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往往会作为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去支配作家的写作,形成民族的传统,具体来说,就是形成独特的文学形式和内容的一般特点,形成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各个民族的文学固然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内容和形式在发展和变革,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在这个链条上增加了一环,都是在内在的驱动力的作用下增添新的活力.“意象化”批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歌德说中国人是很乐意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塘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亲近大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在中华民族是很容易理解的,形成了重视内在情感与外在物象交融渗透的文学传统,但是,在西方人看来却显得不可思议.不同民族的不同的自然观不仅影响了文学写作,也影响了文学批评,在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批评术语“意象”,而“意象”在西方是受到了贬斥的,英国的清教徒甚至要求制订法律来限制使用意象化的语言,即使受中国文学的影响的庞德、艾略特等西方学者倡导“意象”,但是其内涵与汉语语境中的意象有很大的区别,西方学者更强调的是心灵对于物象的主宰作用,与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很不一样.可见,不管是对本民族文学的研究,还是对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研究,一定要对于这个民族的文学传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如果隔岸观火,对于民族文学研究来说只能是隔靴搔痒.

所谓横向的拓展,指的是把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结合,将民族文学研究的根系深深地植入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对于民族文学进行更充分更合理的阐释.在当代人类学学者看来,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文化属性特征,特别体现在一个民族的传统、制度、信仰、语言、风俗等方面,这些方面成为了体现人类性的主要阵地,当代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甚至指出：“现代人类学等坚定地相信：不被特殊地区的习俗改变过的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也从来没有存在过”,“接受这个观点：人性在本质方面和表达方面都具有不同.”这也为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向度.民族的信仰和风俗等,往往会对作家的写作心理产生重大的影响,形成了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基本特征,民族文学的自然环境描写和叙事,形成了民族文学的独特风景,民族文学研究必须综合民族的习俗、语言、制度等一切文化材料,在更加广泛的背景中理解文学的民族性特点,这种批评才会显得渊深宏通.比如,拉丁美洲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给当代文坛带来了一股新的喧响,加西亚马尔克斯根据拉丁美洲血淋淋的民族历史,通过洪水、猛兽、瘟疫、饥馑、动乱、战争来艺术地展现这个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历史,从表达技巧到内容的魔幻色彩,都是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和想象的,从根本上来说,和自身的文化土壤有直接的内在的关系,必须结合拉美独特的文化信仰和民间习俗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读.同样是孤独情结的书写,在苗族作家沈从文的笔下则不一样,湘西作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居住着苗族、土家族、汉族,从历史上看,苗族、土家族都是作为弱小的民族而存在的,常常成为被追杀、征服的对象,在沈从文的身上也有苗族的血统,关于苗族人惨痛的历史记忆是无法忘却的,代表作《边城》这个题目中“边”的意思就是“防范苗民的戍边之边”,小说中所说的“车路”与“马路”、“碾坊”与“渡船”等意象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所蕴涵的汉、苗对立的意义,都必须和汉、苗民族不同的礼节、习俗结合起来才能解读出其中的韵味.

二、操作方式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人类学思想已经被当今的人类学家所超越,但是,摩尔根在对于异族文化认同和转化方面超越了本土主义价值观的局限,其著作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青睐,在当今学术界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马林诺夫斯基在人类学研究中力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种族的偏见,将人的本质看作是多元的、开放的,强调通过不断地发现来实现关于人的理论的持续建构.这一研究思路成为了20世纪的人类学的圭臬,极大地影响了人类学的现代革新和进一步的发展,当代西方人类学研究呈现出两种基本的操作方式：一方面,反对席卷全球的西方模式,要求尊重差异性,力图拯救处于边缘地位的民族的文化与生活方式,避免使之在激烈的全球化浪潮中丧失殆尽.另一方面,人类学者要使自己的研究对西方自己的文化进行批评,通过描写异文化来反省自己的文化模式.

在当代,把民族文学的研究仅仅局限在一个封闭的园地中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必须要在更加广泛的人类学背景中进行研究,根据“和而不同”的原则,既“存异”,又“求同”,只有这样才能显现出民族文学研究的价值意义.

首先,通过比较寻求民族文学的差异性.整个人类的集体经验不是因漠视异已或消除异已而独步天下的,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存在的一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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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过反思寻求民族文学的超越性.尊重文化差异,强调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学传统对美的理解、创造、欣赏方式,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不同民族文学对话的机制,促使对于民族文学进行自我反思,从中提炼出有益当代社会发展整个人类进步的合理因素.“民族性”本来就是与“世界性”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两个概念在意义上是相对的,同时也是相辅相成的.两百多年以前,在文学界就已经有人提出了民族文学“跨国界”、“全球化”、“世界性”的设想.1793年赫尔德就开始翻译介绍东方诗歌并提出在全球建立精神产品的自由交换,后来,歌德正式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并充满地预言“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他所说的“世界文学”其意义是与“民族文学”相对的,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对于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的了解之上的,第一次揭示了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成长为世界文学的现象.马克思在《宣言》中明确提出,“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要克服自身的局限性：“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一切民族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了世界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不只是重复歌德的话,而是从物质生产的发展规律出发,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出发,指出了精神文化产品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指出精神文化的全球化必须进行自我反思.虽然真正摆脱本民族情感影响的文学批评很难真正建立起来,但是,在对于异域民族文学的探求的基础上,再回归本土文学的评论,用跨民族的文学比较使民族文学转变为可以质疑的对象,可以有力矫正文学批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遮蔽现象,无疑将会催生民族文学研究的自我反思的意识.

三、最终归宿

人类学这门学科涵盖的面是很广的,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自然是人类学考察的对象,美国人类学家斐比尔斯指出：“在众多有关人的学科中,人类学的特殊作用在于它是唯一汇集全面的、历史的、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学科.全面的方法即是根据人类生存的全部范型来研究人或人类群体.这样,人类学家面对诸如生态、社会关系、经济或艺术等特别领域与人本身和人类行为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可见,民族文学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在一个更为宏阔的背景中考察民族文学,同时,也容易丧失自我,淹没民族文学的基本特点.那么,借鉴人类学思想方法来研究民族文学,最后如何聚焦到民族文学的特点上来呢

审美性作为文学的基本特征,在文学人类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和实际操作中存在巨大的缺失,成为了困扰文学人类学发展的巨大障碍,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批评家、新批评的代表人物韦勒克在《批评的诸种概念》一书中说,当代的文学批评从诸如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人类学中汲取营养,会不自觉地喧宾夺主,“以至丢弃了它的中心目标――作为艺术的文学”.民族文学的审美性与人类学是否存在无法填平的沟壑审美性作为文学的特性,是建立在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上的,二者并不是矛盾的,实际上有着内在的关联.盖格尔在《艺术的意味》中说：“与美学相比,没有一种哲学学说、也没有一种科学学说更接近于人类存在的本质了.它们都没有更多地揭示人类存在的内在结构,没有更多地揭示人类的人格.因此,对于解释全部存在的一部分来说,美学是核心的东西.”HM布洛克认为,在小说、戏剧或诗歌中仅仅获得人类学的材料还不足以辨其艺术上的优劣,人类学的方法并不能帮助我们将诗歌与事实区别开来,“我们可以断言,人类学观念的运用唯有与某种着眼于艺术作品中的美学价值的方法相结合,才能有助于扩大艺术经验等如果一个人对艺术缺乏敏感或无动于衷,那么,任何方法或方法的综合都无济于事.”当代文学人类学批评更加突出了文学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不断发现作品中表现出的人的本质力量,审美性与人类性关联成为了区别于传统的文学人类学批评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民族文学对于桎梏人的现实予以批判,超越现实的局限进行想象虚构,充分显示出人的自由,体现出人的本质力量.伊瑟尔指出文学人类学批评主要完成两大任务：“第一,它旨在回答理论所遗留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我们为什么迷恋于阅读；第二,文学尽管是虚拟的,但在何种程度上揭示了我们人类自身构成的某些东西.”这种思路是有重要意义的,启发我们关注民族文学的特征,关注民族文学关于人的本质的独特言说,将批评的视野投向对更为深沉的人类本质的叩问.在物质实践活动中所体现的自由受着主体、对象、手段、方法的制约,所以其中的自由是一种有限的自由,而民族文学中所包含的自由则是在精神活动中展开,可以包含关于一个民族的过去的光荣梦想、关于现代的深沉思考、关于未来的美好憧憬,想象虚构能更为充分地展示人类追求自由的目标和方式,为人们树立起无数个关于人类探险的风标.所以民族文学中所体现的自由是一种无限的自由,可以从中不断提炼出有益于当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因素,艺术活动的审美性以更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整个文化人类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学的审美意蕴最为集中、最为强烈地反映了人类文化的特质,在更加恢宏的人类学文化背景中文学的审美性显得更为深刻、醇厚.班纳迪克安德森认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形成依靠的是“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在一个有效的时空范围内,虽然人们彼此不熟悉,但某种想象的共同体“休戚与共”感却可以通过传播媒介――特别是想象性的如小说和报纸这样的“文艺”方式建构出来.所以说民族文学对于民族性的书写充满了想象,充分体现了人的自由自觉.

想象虚构作为审美心理,是作家创作的内在动因,在作品中要通过具体的图式来表现,要通过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费孝通曾在《民族艺术》杂志上撰文指出：“我认为文化的高层次应该是艺术的层次,这是我对生活的一种感情,但更进一步我就说不出来了,因为我自己在这方面的感觉也还未达到很深的程度等但我能感觉得到,所以把它讲出来,而且把它抓住,尽力推动人类的文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也就是向艺术的境界发展.”艺术境界作为人类文化的极高境界,在形式上也是具有极高的审美性的.民族文学研究要解释民俗事象、制度规则、象征仪式,说明异地居民的奇异长相并描述其独特风俗信仰和独特的表现方式,民族文学研究的对大多数读者而言是相对陌生的物象和事象,很容易形成与现实的距离,从而形成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要通过具体的文本细读,结合人类对于自由自觉的追求意识,可以挖掘出民族文学形式中所蕴涵的审美性.

责任编辑：刘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