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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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先　译

编者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比较文学继“理论热”之后,又出现了大规模的“文化转向”.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发表的伯恩海姆报告,为因应这个趋势而提出了比较文学发展的两个“转向”――全球主义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同年,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出版了《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Literature:ACrit-icalIntroduction),指出比较文学在西方已陷入了危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并进而提出：“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等跨文化研究全面地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把翻译研究看作主要的学科,而将比较文学视为一个有价值但次要的研究领域.”之后的10年间,欧美比较文学不断扩大研究范围,随之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困惑.2003年,由苏源熙起草的ACLA新的学科现状和未来发展报告提出,未来比较文学的发展策略,是回到“文学性”研究,“重新考察‘文学性’观念,以新的视角重返具有新意和新见解的文学研究.”而同年斯皮瓦克教授出版的比较文学新著,则以显豁醒目的书名《学科之死》(DeathofaDiscipline),干脆宣称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已经死亡.她认为要将比较文学推倒重来(redoComparativeLiterature),以他者的眼光重新审视比较文学定义.其所提出的新型比较文学方案,实现的途径是建立“星球化”(plaarity)思维模式,克服他异性(alterity),跨越边界,与区域研究(areastudy)相结合.以上种种应对比较文学发展危机、消除焦虑、引领新生的策略和方案,看来收效甚微.2006年,巴斯奈特发表了《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一文,重为比较文学把脉,反思比较文学症结之所在.

1993年,巴斯奈特提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死亡时,也许并不感到特别悲观,因为她那时认为,翻译研究的功能完全可以取代比较文学.但十多年过去了,巴斯奈特发现事与愿违：“翻译研究在过去30多年里发展并不快,对比依然是翻译研究的核心.”她继而“轻描淡写”地提出：“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巴斯奈特对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科地位的否定,似乎又回到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经常争论的老问题上来了：比较文学究竟是学科还是方法

巴斯奈特对比较文学的反思,其着眼点是欧洲比较文学.巴斯奈特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中曾指出：“欧美之外的比较文学正在开拓新的领域.追寻这种发展可以受益良多.”但她在这篇文章中却认为,南半球、后殖民语境中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式,对欧洲比较文学的发展帮助并不大.她认为斯皮瓦克基于后殖民等理论所提出的政治化的新型比较文学范式,并不适合欧洲比较文学情况,由于欧洲文学、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欧洲学者与后殖民语境中或第三世界国家的比较学者所面对的问题不同,前者的核心问题,既是政治的也是审美的.

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来自学科内外的“危机”之声不绝于耳,想来,比较文学学者当对此早已司空见惯、处变不惊了.因此,巴斯奈特对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否定,当不至于让我们感到特别震惊.实际上,否认比较文学或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并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所在.巴斯奈特反思的焦点,是比较文学的观念问题.她认为,比较文学危机的症结在于对研究范围、对象的过分规定性,再加上将明显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法论作为研究规范,人为设限,束缚了比较文学的发展.她认为,比较文学未来发展之道,“在于放弃任何规定性的方法来限定研究的对象,而聚焦于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承认文学流传所带来的必然的相互联系.”其具体途径就是“凸现读者的作用,对阅读过程本身进行比较,而不是预先定界来选择特定的文本进行比较.”巴斯奈特建议“放弃对术语和定义的毫无意义的争辩,更加有效地聚焦于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勾勒跨文化、跨时空边界的书写史和阅读史”.

巴斯奈特强调文本跨越时空的接受问题,因此,她虽然不再认为翻译研究应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依然认为翻译是文学革新和变革的重要力量,“翻译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文类、新的文学样式”,“是促进文学史中信息流形成的关键方法,因此,任何比较文学的研究都需要把翻译史置于中心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1993年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中,还是2006年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巴斯奈特对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比较文学发展,一直持肯定的态度.她曾指出：“正值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在西方面临危机和衰微之际,世界很多地方因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超越殖民遗存必要性意识的增强,促使了比较文学卓有成效地发展.无论在中国、巴西、印度,还是在非洲很多国家,比较文学所使用的这种方法富有建设性意义.在比较文学中运用这种方法来探讨本土传统和外来(强加的)传统,努力解决文学经典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种形式的比较文学不存在危机意识,也不会在具体比较时为有关的术语产生争论,因为那些术语已经被搁置一边了,所作的就是研究民族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方式,其关注的核心是民族文化.”

尽管巴斯奈特认为欧洲比较文学发展有其特殊性,但她所提到以上国家,包括中国的比较文学的某些成果和经验,当可对欧洲比较文学有借鉴意义.比如,巴斯奈特认为,欧美的翻译研究在过去三十多年里还是以对比为中心,但中国学者的译介学研究,就不是以译文优劣的比较、或原文、译文的对比为研究宗旨,而是以文学译介现象为切入点,探讨文学作品在跨文化、跨语际转换过程中文学的接受和文学关系等问题,充分体现了翻译研究的比较文学性质.

巴斯奈特教授的这篇文章虽然关注点在欧洲比较文学,但她所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反思,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可以反思其反思.比如,如果说比较文学的危机在于过分的规定性,那么如何确定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对象若比较文学放弃对研究范围、对象的基本界定,又如何从学理上阐说自己的学科性质巴斯奈特认为比较文学不应视为一门学科,而是文学研究方法,这是比较文学观的“倒退”,还是为遏制学科泛化、守护比较文学“文学性”的权宜之策巴斯奈特强调了欧洲文学的特殊性,由此我们当思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文学,有着不同的发展条件和文化语境,比较文学应是多元化发展,还是应遵循某种统一的研究范式就目前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现状,比较文学观念应是一元还是多元的另外,巴斯奈特认为,(欧洲的)比较文学“需要着手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关注经典和奠基性文本在欧洲和北美之外的作用和地位”,那么,我们也可同样反思中国的经典和奠基性文本在亚洲之外的作用和地位问题.

关于当代国际比较文学发展情况,近年来,我刊曾陆续发表过苏源熙的报告(2004年第3、4期)、大卫达姆罗什的《比较文学的问题与选择》(2003年第4期)、《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2007年第1期)以及对达姆罗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2005年第4期)和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的书评(2007年第3期),还发表了张英进(2005年第3期)、张隆溪(2005年第4期)等学者评述当前欧美比较文学发展现状和趋势的文章.本期翻译发表巴斯奈特教授的新作,意在及时介绍国外比较文学界新观点、新动向.本刊还将继续译介国外比较学者的重要文章,以加强中外比较学者的沟通和对话.欢迎比较文学界同仁结合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现状和经验,就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发表评论和意见.

摘 要：斯皮瓦克所倡导的政治化的新型比较文学范式并不适合欧洲比较文学.对欧洲学者来说,核心问题既是政治的也是审美的.翻译研究在过去30多年以对比为核心,未能取得理想的成就.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看作是学科,而是文学研究和文学阅读的方法.翻译是促进文学史中信息流形成的关键方法,任何比较文学的研究都需把翻译史置于中心位置.传统的比较文学观念束缚了比较文学的发展,其症结在于过分的规定性,因此,比较文学的出路在于放弃使用任何规定性的方法来限定研究对象,凸显读者的作用,对阅读过程本身进行比较,聚焦于对文学本身的研究.

关 键 词：比较文学观念；翻译研究；经典观；跨文化阅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8)04―001―9

我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在与比较文学较劲.“较劲”是我有意使用的一个词.要认清比较文学的观念并不是那么容易,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个学科该向哪里走也还不明朗.一方面,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确有其繁荣的一面,数十个国家设有分会,相关杂志、学术会议、研究生项目,以及各种学术组织的繁荣景象证明,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坚实的研究领域而存在；另一方面,20世纪晚期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近来,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出版了名为《学科之死》(DeathofaDiscipline)的论文集,她认为一个衰亡学科的出路在于走出欧洲中心的原点,承认比较文学目前只是未来一个明确学科的前身,是一个“将成”的学科,一个具有“将发生”性质的学科.

新的比较文学需要“颠覆和摧毁”强势文化对新独立文化的挪用(Spivak2003:100),换句话说,它需要超越西方文学和西方社会,在星球化语境中重置自身.根据文学主题、文学运动、文类,不同时期、时代精神和观念史,跨国界来阅读文学,比较文学的这种最初想法已经过时,需要依照新独立文化中的书写来对此重新思考.因此,这是―个政治化的比较文学维度.斯皮瓦克反对全球化而提出了星球化的观点,她认为全球化强迫人们接受相同的价值观和无处不在的交换体系.与之相对的是,斯皮瓦克提出想象的星球化,是星球内的前资本主义文化,它不受由国际商业所决定的全球交换流的控制.

斯皮瓦克的观点很具个性,也很激进,从她的贱民观和对贱民的研究来看也是合理的.这种理论源自她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由该历史所决定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由巴西作家和理论家所提出的食人主义理论的另一个版本.食人主义源自20世纪20年代的食人主义运动.奥斯瓦尔德安德拉德(OswalddeAndrade)构想出了一个宣言,来解释清楚自己所处的社会：在同一个国家疆域内,既要重估巴西与欧洲的关系,却又似乎并存着现代性和史前性.埃尔莎维埃拉(ElsaVieira)很好地总结了安德拉德的食人主义理论的意义,作家与源头的关系,特别是与西方源头的关系,就像食人者为了摄取被俘者的知识和德行,仅吞食那些被认为最尊贵的、最值得珍视的被俘者：

《宣言》中指出,要吞食莎士比亚、复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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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紧要的是,与早期的模式不同,它提出多声音或复调主张.早期模式是由主张单一意义的殖民强权来推动的.现在可以听到其它的声音,而非单一的占统治地位的声音.复调观是后殖民思想的核心.

当然,后殖民语境中此种观念值得称道,特别适于巴西的比较文学学者,就像斯皮瓦克的主张对那些从其它地方来研究北半球的伟大文学传统那样有效.然而对我们这些以此传统为出发点的学者来说,这样的范式没有任何的帮助.对欧洲的学者来说,问题依然是探索比较文学的新方向.这些学者学术的形成深受希腊、拉丁经典的影响,圣经、日耳曼史诗、但丁、彼特拉克、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卢梭、伏尔泰、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后浪漫主义、19和20世纪的小说家等无不彤响着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或借用、或翻译、或剽窃、或强占经典而创作的作品,其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阻挡地贯穿到今天任何人的书写意识中.

19世纪早期,比较文学的源起就表现出各种文学观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和新兴的民族文学观.要尝试定义比较文学就得关注民族或语言的边界问题.当时认为要想使研究的主题可信,比较行为必须基于差异：文本、作家或文学运动的比较最好是跨越语言边界,这种观念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我的导师还告诉我同一语言内的作家不可对其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因完全忽略文化语境的差异,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被认为是相同的.也是在70年代,渥雷索因卡(WoleSoyinka)作为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无法在英语系做讲座,因为非洲文学还未得到认可,他被迫在社会人类学的庇护下来讲学.伟大的欧洲传统所带来的沉闷负担,引发了后殖民学者猛烈的反抗,这不足为奇.

过去的30年里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后殖民以及其它理论对经典现状的挑战,其影响是相当大的.然而,今天有必要再次审视我们的经典观,尤其是要审视西方的奠基性文本进入到其它文学的途径――以各种新奇的方法对西方经典的翻译、模仿与改写,如自然主义对印度南部文学的影响,圣卢西亚诺贝尔奖得主沃尔科特(DerekWalcott)对荷马以及史诗传统的创造性运用,以及中国当前繁荣的翻译.比较文学需要着手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关注经典和奠基性文本在欧洲和北美之外的作用和地位,它们似乎得到更高的评价,而那些对自身殖义和帝国主义历史感到紧张的一代,学者对其的评价要低得多.

对斯皮瓦克和南半球的学者而言,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确实政治化了.然而,我认为对欧洲学者来说,核心问题既是政治的也是审美的.整个欧洲,为了适应那些无能力阅读近代早期以前文本的这一代学生,我们改写了学术课程,也在彻底地再评价文学知识的构成.古典语言的消失,紧接着是中世纪语言的消失,关注的重点逐渐落在16世纪以后的文学.这无疑会影响我们怎样思考文学史,怎样追溯不同主题、形式和文类在不同时期的消亡与新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似乎重新燃起了人们对古代世界的兴趣,特别是一些当代作家对古典希腊戏剧的关注,这种文学现象涉及改写和翻译.

1993年我出版了一本比较文学的书,我认为该学科处于死亡的阵痛之中.这个看法是基于所谓的比较文学危机的辩论,认为比较文学继承了19世纪实证主义的传统,而没有考虑跨文化转换过程中的政治含义.在西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个学科的衰落,而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比较文学,或贴上了其它标签,却一派欣欣向荣.我认为它或许该是一个更加自信的学科――新兴的翻译研究学科占据舞台,“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等跨文化研究全面地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把翻译研究看作主要的学科,而将比较文学视为一个有价值但次要的研究领域.”

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具有煽动性的声明,一是要宣布比较文学的死亡,一是想提升翻译研究的形象.今天,反观那个主张,看来基本上是错误的：翻译研究在过去30多年里发展并不快,对比依然是翻译研究学术的核心.要是我今天来写这本书,我会说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比较文学的危机,源自于过分规定性与明显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法论的结合,它们实际上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也互不相关.

斯皮瓦克反对全球化观念,赞成想象的星球化,但全球流动的话语对比较文学学者是有益的.文学和哲学运动中的交换和转换模式,可与全球信息流的转换模式进行比较,文化资本及其传输理论是非常有价值的比较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对某个特定事件的纪念让各个不同学科的学者走到一起来,也是很有意义的,甚至可称作最好的比较研究.1755年万圣节这天,在里斯本发生的地震毁灭了这座城市,2005年11月在此召开地震发生250周年纪念大会,就是一个跨学科和比较学的典范.里斯本地震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发了很多文学创作,如伏尔泰的《老实人》；在绘画方面,荷兰和德国艺术家以此为主题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绘画；科学研究方面,促成了筑造学科学的发展；许多国家还从不同角度对此举行了神学辩论,甚至质疑上帝是否存在这个深层次的存在问题.尚处幼年的歌德,后来还记得里斯本地震故事所激起的恐怖情绪.与大会同步出版的《里斯本大地震：自此而变》(OgrandeteKramotodeLisboa:ficardiferente)一书中.由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撰写的章节,尽管并未宣称是比较文学,但可认为是21世纪比较文学的典范.这也是一种多声音现象,不同的声音以一种合唱的形式汇集到某个特定的历史运动中.比较行为既存在于不同学者对同一话题的研究方法之中,更重要的是还存在于阅读过程中.单篇的文章可以提出一些比较的点,但真正的比较来自于将不同的文章并置以及读者对这种并置的反应.

过去,迷失方向的比较文学要确定比较该如何进行,就人为地划定一些界限,并对某些理论进行规定.20世纪上半叶所谓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就是如此.相反,其他比较文学研究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选择了“一切皆行”的办法,任何种类文本的任何比较,不论是书写的、影视的、音乐的、视觉的还是其它任何形式文本的比较,都可宽泛地称作比较文学.这两种方法受制于对边界的限定,而与比较观自身在较劲.

要让这个学科有意义,要提出真正创新的研究文学的方法,就要凸显读者的作用,对阅读过程本身进行比较,而不是预先定界来选择特定的文本进行比较.在历史语境中考察这些要研究的文本也很重要,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阅读过程,改变比较的整个观念.

比如,庞德翻译的中国诗歌《神州集》(假如能称作翻译的话)的意义,在于这些诗歌出版的那个历史时刻是怎样被阅读的.休肯纳(HughKen-ner)在其著作《庞德时代》中指出,《神州集》最初是对中国古诗词的翻译,这也是庞德的意图,但在接受过程中转变为战争诗歌,被佛兰德斯战壕中的士兵用来对付战争的恐惧.肯纳认为,庞德模仿费诺罗萨的作品,就像蒲柏模仿贺拉斯的诗作,18世纪的约翰逊博士模仿尤维纳利斯的作品,(其目的是)“提供一种类似的系统和话语结构”.结果使其变成了一系列特别的诗歌,人们把它当作具有强烈意象的诗歌来阅读,并与大战的痛苦与茫然形成了共鸣,而主要不是当作一种异域的翻译来阅读.这些诗歌一方面成为新一代诗人的典范,争相把战争的恐惧作为特有的诗歌主题,另一方面在英语读者头脑中设定了一种中国诗歌的定势,也为后来译者建立了基准.因此,比较文学学者的目标,就是在此语境中来认识诗歌,并把它和同时代创作的其他战争诗歌进行比较.

《神州集》的意义在于它凸现了翻译作为一种文学革新和变革的力量,这就是翻译研究用于比较文学的方法之一.过去翻译被看作比较文学的一个边缘的研究领域,现在,翻译在文学史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已得到公认.文学革新的重要时期之前,总是出现翻译活动的高发期.因此,不能低估翻译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重要性.今天,中国向西方开放,与世界其它国家进行频繁的经济活动,翻译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样地,凯末尔阿塔土克(KemalAtaturk)在20世纪20年代带领土耳其进行现代化变革,他思想的核心就是系统翻译那些被认为是西方文化关键性的奠基之作.翻译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文类、新的文学样式,而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长期不认可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性,这让人深感意外.

谈到比较文学,我曾把它看作一个研究主题、一个学科、一个研究领域,现在却不能确定该使用哪个术语.这种不确定反映了比较文学本身的不确定性,这使我回想起伟大的意大利批评家克罗齐对比较文学的高度怀疑,他认为比较文学这个模糊的术语遮蔽了显而易见的东西：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学史,“文学的比较史就是真正意义上把文学作品置于各种关系之中,置于世界文学史(否则还能置于何处)的整体之中,来全面解释文学作品,来研究它在这些关系中存在的理由.”克罗齐认为比较文学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史,这的确没错,但既要把它理解为实际文本生产时刻的历史,也要把它理解为文本跨越时空的接受史.最近在伦敦老维克剧团上演的克里斯托夫马洛(ChristopherMarlowe)的《帖木儿大帝》(TamburlainetheGreat),可能会冒犯伊斯兰观众,但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重新阅读的实例,这种文本的阅读要考虑社会政治语境.任何比较文学学者研究该剧作,既要考虑马洛创作时的历史时刻,也要考虑2005年刚刚遭受7月伦敦爆炸事件对当代英国导演所带来的困难,面对那些想要保存当今古典英语戏剧完整性的观众,去权衡老维克剧团在创作中的审美妥协.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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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的未来在于放弃任何规定性的方法来限定研究的对象,而聚焦于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承认文学流传所带来的必然的相互联系.没有哪一个欧洲文学可以孤立地来研究,欧洲的学者要重新评估他们所继承的文学遗产.南半球学者的视角有很多值得学习,视角的转换必然激发其观点的改变,但作为欧洲的学者,不能忘记我们的立场与我们自己的文学史的关系,这也很重要.翻译是促进文学史中信息流形成的关键方法,因此,任何比较文学的研究都需要把翻译史置于中心位置.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大多比文学评论家早出生20多年,欧洲越来越多的当代作家回溯以前时代的文学,接触它们,重写它们,作为拷问这个世界的方法.但愿文学研究者追随他们,放弃对术语和定义的毫无意义的争辩,更加有效地聚焦于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勾勒跨文化、跨时空边界的书写史和阅读史.

(后记：原文“ReflectionsonComparativeLiteratureintheTwenty-FirstCentury”刊登于英国比较文学协会(BCLA)所属ComparativeCriticalStudies,3,1―2,pp.3―11,2006.该期刊的网址.省略/journal/ccs.本文得到作者、杂志社和出版社Edin-burghUniversityPress三方的翻译授权.在此,一并向SusanBasst教授和杂志主编RobertWeninger教授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