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炉》《变形记》和《判决》中的“中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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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人物形象设置的角度看,《司炉》《变形记》和《判决》都是围绕着“儿子”和“父亲以及与父亲持相同意见的一方”这两组关键人物的关系建立起来的,而且在两组关键人物中间都存在着一个“中介形象”.所谓“中介形象”是指作为中间介质来联结作品中的关键人物,并从根本上影响关键人物之间的关系的特殊形象.他们分别是司炉、“甲虫”和格奥尔格在俄国的朋友.作为次要人物,这些形象并非作品主题所追逐的重点,却是主题得以运行、情节得以发展的触发点和动力,在作品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 键 词:卡夫卡《司炉》《变形记》《判决》统一性“中介形象”

《司炉》《变形记》和《判决》按照卡夫卡本人的意愿应该被合成一本名为“儿子们”的书,卡夫卡曾向他的出版商表示,“这三个故事的统一性在我心中的分量与它们中间某一个的自身的统一性是一样的”{1}.卡夫卡对这三篇作品的出版形式的设计,在另一个意义上是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更容易接近作家本人艺术理想的阅读方式,即以“儿子们”为总线索,将三篇作品并置起来进行阅读.在这个模式下,三篇作品在各个不同角度的共通之处得以浮现出来,下文从人物形象设置的角度分析.

《判决》的结构相对简单,只包含着格奥尔格和他的父亲这两个主要人物,在一阵突如其来的责备后,格奥尔格被他的父亲判决投河淹死;《司炉》和《变形记》中的人物相对较多,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复杂:《司炉》中的卡尔一心想要为司炉寻求公正,他只身一人面对的是整条船上的权威们,权威中包括他的舅舅――他在船上偶遇的美国“新父亲”,而这些权威都站在同一个立场(即与卡尔相对立的立场)之上;而《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则面对着一群冷漠的人――他的父母、妹妹、上司、同事乃至佣人和房客.从一开始,所有的人就都在格里高尔的屋子外面围成一个统一的战线,去怀疑他、敌视他、隔离他并最终抛弃他.《变形记》出版时,卡夫卡强调千万不要画出甲虫的形象,他为作品插图提出建议:“我将选择这样的场面:紧闭的门前站着父母和代理商.或者最好是:父母和妹妹在一间灯光照亮的房间里,同时房门开着,通往隔壁一间黑沉沉的房间.”{2}这就意味着,《变形记》的核心不在于人变虫的想象力,而在于灯光下的家人和黑沉沉房间中的格里高尔这两组人物之间的关系.通过比较分析可见,三个故事都建立在儿子和父亲(有时儿子面对的是父亲以及和父亲同心同德的一个群体,可简称为“父亲一方”)的对立关系上.卡夫卡将“儿子们”确定为理解三个故事的总线索也暗示了这一点.“儿子”这个词只要出现就天然地意味着“父母”的在场,而众所周知,在卡夫卡这里,“父亲”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具备了根本性的概括力.因此,单单说“儿子们”无异于是在说“父亲们的儿子们”,而且儿子处于诉求者的位置.

纵观三个故事,全部的情节或者说作品主题的目标可以被精简为“儿子”的失败,或者说“父亲一方”的胜利.当然艺术作品是混沌的整体,永远不能用某个简单的框架对其进行抽象.在此之所以对三篇作品做这样的简化分析,是为了突出三篇作品在角色设置上的共同点.这三篇作品虽然都是明显地围绕着“儿子”――“父亲一方”这个公式聚合成型的,但无一例外地在父子两极之间安排了另外一类特殊的形象.在《判决》中,格奥尔格因为与父亲谈论写信给俄国的朋友的事而引发了父亲对他的责备以及最终的判决;在《司炉》中,司炉对卡尔的倾诉是促使卡尔站在船上的权威们的对立面的唯一原因;在《变形记》中,“甲虫”的出现则让格里高尔的全家人与“怪物”格里高尔彻底划清了界限,而在甲虫出现在其他人的面前之前,格里高尔一直都是以一个人的身份来思考生活的,其他人也是以一个人的标准来要求他的.也就是说,身处俄国的朋友、司炉和“甲虫”在三篇作品中都渗透入“儿子”和“父亲一方”的关系当中,是作品中两股力量之外的另一种因素,并且对这两股力量的关系变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他们本身既不列于“儿子们”的阵营,也不属于“父亲一方”.总之,三篇作品中的基本形象只有三类:儿子、父亲一方以及处于这两者中间的特殊形象.父子两组人物形象对立关系明确,并且是作品主题所追踪的主要人物形象;那么,司炉等耗费了卡夫卡很多笔墨的次要形象究竟起到了怎样不可或缺的作用呢?

回到作品文本当中,《判决》全文被模糊的线条分为了前后两个部分.在前面的部分中,“儿子”格奥尔格给自己在俄国的朋友写了信,怀着轻松的心情思量着自己当前的生活,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他的事业远远比朋友以及他的父亲成功,而且他已经订婚并即将娶亲.他自以为是一家之主,在刚开始和父亲交谈的时候,他甚至“理所当然”对整个家庭的未来做起了安排.一直到他年迈且糊涂的父亲突然宣称自己不仅认识儿子的那位朋友,并且两人的联系十分紧密之前,格奥尔格都保持着自信且有力的姿态.而一旦那个朋友站到了父亲的身边,成为了父亲的支持者,格奥尔格在之前所拥有的一切便都随之转移到了他的父亲那里.我们看到老格奥尔格亢奋地喊道:“我还是要比你强得多.如果单靠我一个人也许我不得不退缩,但是你的母亲把她的力量给了我,我已经和你的朋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你的顾客的名单也都在我的口袋里!”{3}

卡夫卡极其罕见地亲自在日记中对《判决》做了一番阐释,用他自己的话便是“等这个故事(指《判决》)就像是合乎规律地从我身上生出来的满身污浊的孩子,只有我能用手伸向这个躯体.”{4}在一大段科学观察似的剖析中,最核心的部分便是关于那个远在俄国的朋友的:“这位朋友是父亲与儿子之间的联系,他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的地方现在,故事的发展表明,从这共同点,从这位朋友身上,父亲突现出来,并作为对立面在格奥尔格面前出现了等这个共同之处全堆积在父亲的周围等”{5}而在致费莉丝的信中,卡夫卡进一步解释了这个角色在作品中的作用:“那位朋友很难说是真实的人物等故事也许只是围着父子二人转圈,那位朋友的不断变化的形象恐怕正是反映父子关系在视角上的变化.不过这一点我也没有把握.”{6}结合作品文本中的重大转折可见,那个远在俄国的朋友并非是作为一个实际的人物在作品中存在的,他是格奥尔格父子之间的根本矛盾得以浮出表层的契机旋钮.如果没有他,整个故事就不会发生,格奥尔格可能还有很大的机会去掌握住自己生活的走向.他的行为或者说变化也只和格奥尔格父子双方有关而和他自身无关,他本身并不掌握话语权却以特别的方式分配话语权.用卡夫卡的话说,这个角色形象的变化指示着看待同一件事情的视角上的变化.谁拥有这个视角,谁就拥有做出判决的权力.与其讲这个角色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不如说他是一个符号式的容器,里面装着与生活权力相关的化学物质.因而“在俄国的朋友”这一角色可以被定名为“中介形象”――通过他发挥中间介质的作用,父子二人被牢固且深刻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二者所占有的生活能量发生了激烈的互相转换.换言之,“中介形象”的功能就是触发儿子与父亲一方的交流冲突,并且作为核心动力推动作品主题向最终的目标飞跃.它立于父子关系的公式中间,不是作为运算的内容而是作为一种运算符号起作用,是作品情节得以成立、推演以及得出结论的关键所在.三


在《司炉》和《变形记》中,司炉和“甲虫”同样是发挥着“中介形象”的功能而运行在“儿子”与“父亲一方”的关系中间的.司炉和“甲虫”触发父子双方的对立关系的产生,这一点已不需赘述.仅仅通过作品的题目就可以明白,如果没有司炉和变形后的“甲虫”,这两篇作品就根本不会存在.

《司炉》的视角转变是在小说的后半段,当卡尔固执地为司炉据理力争时,司炉却在众多船上的权威们面前打起退堂鼓――司炉不仅认可了权威们的观点,并且着急地祝贺卡尔喜获有权有势的“新父亲”.故事至此,视角就完全从卡尔即“儿子”那里转移到权威们即“父亲一方”,卡尔向自己亲生父亲证明自己能力的尝试失败了,却必须跟随新的父亲前往充满疑虑的未来.小说的最后卡尔提出疑问:“眼前的这个男人(卡尔的舅舅)究竟能否在任何时候代替司炉呢?”{7}而在小说的前半段,司炉不仅粗野强悍,在控诉自己遭遇的不公之时也字字铿锵.卡尔一开始正是以“强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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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炉”的视角来看待船上的事务的,并且认为真理就在司炉这一边,这一视角导致他敌视船上的权威并拥有了莫名的自信和勇气,仿佛他自身遭遇的不公平也得到了确证.

《变形记》的视角转变则出现在当格里高尔的卧室房门终于打开的时候,房门打开之前主要是格里高尔自己的辩白.在格里高尔的思绪中,他全家的生活以及未来的希望都寄生在他的艰辛的销售工作之上,全家人都关注着他却不一定关心他.他醒过来后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变形,但他对这身体只有一些怀疑却没有任何的惊恐,甚至在几次尝试之后慢慢地适应起新的行为方式来.而在房门打开,众人终于看到了一个怪物之时,视角不得不转移到“父亲一方”.首先是父亲激烈地压制他并慢慢地恢复精力,重新穿起了类似军装的制服开始工作,然后妹妹也由同情哥哥逐渐转变为父亲最好的帮手乃至最终的判决者,而母亲自始至终都是以无能软弱的面貌出现的.到最后,格里高尔不仅反过来由家庭的支柱成为肮脏的寄生虫,而且变成了影响一家人正常生活的毒瘤.《变形记》的特殊之处在于,视角转变或者说权力转换的起始是激烈的但随后的过程是渐进的,而且“儿子”与中介形象即“甲虫”是神形一体的,甲虫是形,而格里高尔的精神世界是神.在“中介形象”内部也发生了某种换位,一开始格里高尔的人的精神是“儿子”,甲虫形态是中介形象.随着家庭中的能量的转移,也就是格里高尔慢慢彻底野兽化,甲虫成了“儿子”,而格里高尔的精神世界变成了“虫”与家人之间的中介形象.等到格里高尔自己也善良地认为“甲虫”已经让一家人的生活苦不堪言的时候,他也如“甲虫”选择站在了父亲一方,积极地去消灭“甲虫”其实也就是他自己.

然而,就像卡夫卡向费莉丝坦白的那样,他也没有把握确定“在俄国的朋友”的形象究竟在作品中意味着什么.在日记中,卡夫卡提示出在写作这个形象的时候,他想到过一个朋友,还想到过自己在国外的舅舅;同时他又认为这个形象不是一个实在的人物而是精神层面的抽象物.司炉和“甲虫”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卡夫卡对执着于追问卡尔的原型到底是谁的雅诺施说:“等我不描绘人,我只讲故事.这是图像,只是图像而已.”{8}本雅明将物理学家和卡夫卡进行比较,而卡夫卡正是在用形象来进行推理.卡夫卡使用同一个公式对类似的实验对象进行了三次运算,他将实验结果秘而不宣,但给世界留下了包含着独创性的实验方法和宝贵的经验资料的实验过程记录.

{1}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全九卷,第六卷),叶廷芳、黎奇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2}{6}高年生主编:《卡夫卡文集》(增订版,第四卷),祝彦、张荣昌等译,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第18―19页.

{3}{7}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全九卷,第一卷),洪天富、叶廷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第77页.

{4}{5}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全九卷,第五卷),孙龙生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第243页.

{8}卡夫卡口述、雅诺施纪录:《卡夫卡口述》,赵登荣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页.

作者:王北川,中国传媒大学2012级艺术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传播.

编辑:郭子君E-mail:guozijun082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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