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书法赏析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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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亦旧亦新 兼容并包

五四时期的那一批文人中,平心而论,蔡元培先生的字是算不上最好的.据说钱玄同有一次在北平（今北京）公味斋素菜馆吃饭时,还开过蔡元培的玩笑：“你写的字这样蹩脚,怎么还让点了翰林?”面对钱的玩笑,蔡先生也不以为忤,反笑着说：“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一位主考喜欢黄山谷的字,他说我写的字像黄,所以取了.”

说来有趣,钱玄同居然有资格可“嘲弄”一下蔡先生,至少他自认为在书法上或许胜蔡一筹.而同样在书法上也毫不逊色的鲁迅先生,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却可以毫不客气地批评钱玄同：“（此公）议论虽多而高,字却俗媚入骨也.”

其实,蔡元培先生的字,虽算不上最好,但也远非如钱玄同玩笑中所说的“蹩脚”.由于他深厚的旧学基础、渊博的学识修养,再加之其开阔的艺术思想,体现于他的字里行间,尤其是一些行草书的诗词和尺牍手稿,就有一种自然挺秀、蕴藉清新的气息.他的书法,至少在我看来,是亦旧亦新、自有法度于其间的.

蔡元培先生是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革命家.他对中国教育文化的贡献,是中国近代史上无人可比的.甚至有人认为,在中国要讲最伟大的教育家,古代是孔仲尼,近现代就是蔡元培了.

虽然,蔡先生是一位从传统科举道路上走出来的学人,但他的思想在当时则完全属新新一族.蔡元培由秀才、举人、进士,直到被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严格的科举训练应该说对他的文章和书法都有过极其规范的训练和约束,然而他的文章却以“怪八股”闻名,书法也极力挣脱当时翰苑所流行的“馆阁体”.所谓“怪八股”,就是指他作文不按八股成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以“新概念作文”获得老师的青眼,让时人耳目一新.蔡元培先生是浙江绍兴人,在周氏兄弟的眼里,是乡贤.因此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幼时他家里有一本蔡元培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文的规矩”.

他的书法,一扫清代科举制下书坛的清规戒律,而以线条粗细自然变化,用笔提按顿挫徐疾有致来体现其作品的节奏感.在整体上,布局虚实结合、疏密得当,虽他的字结体有左低右高的略微斜势,但通篇则行气连贯,反而有顾盼生姿的动态.难怪近代学者、书法家马叙伦在《石屋续沈》中有《蔡元培逸事》记谓：“其人翰林也,试者得其卷大喜,评其文盛称之,而于其书法则日‘牛鬼蛇神’.”其词乃一括蔡元培先生行草书法形质、气格、书风之大概.此所谓的“牛鬼蛇神”,意即“虚幻荒诞”也.与前所说的“怪八股”一样,也可以说都是“不守规矩”的意思.

作文或作书的“不守规矩”,正好体现了蔡元培先生早年不满现状、变法图强的创新思想.其实他的“不规矩”,正是从极“规矩”中走出来的.这也如《书谱》中所谓“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的道理相同,蔡元培青年时受聘于同乡徐树兰家校书,徐家藏书甚富,给蔡提供了大好的读书机缘,得以“遍览徐家藏书,学业大进”.由于蔡自小熟读经史,深谙八股之法,于徐家不断开卷后,他似乎又豁然开朗,从此“不再以八股作文”.学书的经历也颇雷同,他在《自写年谱》中说：“六岁习字,先用描红法”、“进一步摹写墨印或先生范本”、“再进一步临写,是选取名人帖子,看熟了,在别纸上仿写出来.”他早年习书以楷书为主,诸如颜真卿《自书告身》、《多宝塔碑》以及虞世南、褚遂良等法帖均下了不小的工夫,对一些汉隶书法如《史晨碑》、《张迁碑》等也多有涉猎.今天我们看他的行草书似乎纵横随意、自由洒脱,然若仔细品读,还是不难看出其线条中圆融厚劲、亦篆亦隶的书味.

蔡元培先生是一位温厚宽容的人.这在他质朴气清、疏朗宽薄的书风中似乎也可体现.他一生从事教育,并提倡美育,对有关涉及美育者,即文艺、诗歌、音乐、书画、建筑、雕刻等都有所爱好.虽然他自己曾接受的是旧式教育,但在中国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上,蔡先生却做了许多开风气的事.民国时期他作为第一任教育总长,将充满官僚旧习,尽是乌烟瘴气的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而当他执掌北大时,又对其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改革,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一办学方针,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北大.在延请师资人才上,他不问党派、信仰,只问学问.于是各学派的大师名家相继来到北大,一时贤能云集,荟萃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教师阵容.如新文学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保守派和国粹派的有辜鸿铭以及刘师培、黄季刚等.这也充分体现了蔡元培的办教育观点：大学必须要集中一大批的大师,要有非常宽容的、学术自由的精神.

林语堂曾有一段对蔡元培的评语说：“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此论可谓精彩而概括.

蔡元培先生不囿古今、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不但受到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欢迎,即使是有顽固旧思想的人,他们对蔡校长也很佩服.就连有“文化怪杰”之称的辜鸿铭,在接到北大聘书时也禁不住激动地说：“现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了,蔡元培一个,我一个.”

黄炎培：做官作书何曾殊

平时经常路过雁荡路南昌路口,会瞥见一幢西式洋房,楼下的石拱门旁有一竖牌,上书“中华职业教育社”.虽我从没进去过,不清楚是作为旧址的纪念还是现在仍有这“教育社”的机构,但我知道,这“中华职业教育社”就是民国早年黄炎培先生发起并创建的,现在木牌上的那一行行楷书字体,看得出依然是保留了黄炎培当年所题的墨迹字样.

中国革命家、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应该是彻彻底底的上海人了,他老家在江苏省的川沙县（今属浦东新区）,1878年黄炎培出生在川沙镇的民居“内史第”沈宅.说起这“内史第”沈宅,可是大大的有名.多年前我曾专程到川沙镇游览过作为黄炎培故居——兰芬堂七十四弄一号的“内史第”.这是一座坐北朝南、占地约三百平方米的两层砖木结构院落,原为清咸丰九年（1859年）举人、内阁中书沈树镛的住宅.沈树镛是一位博学多才、能诗善画的学问鉴赏家.又是一位古籍、书画、金石碑帖的大收藏家,连文学家俞樾都称他的收藏是“富甲东南”.其中最珍贵的是他于同治二年（1863年）所得的汉代熹平石经宋拓残片,原为“西泠八家”之一黄易收藏,上有翁方纲、毕沅、孙凋如、王念孙等名家题跋.沈树镛后又得孙承泽藏熹平石经残字,于是便在“内史第”内宅楼上专辟一室,名曰“汉石经室”,有何绍基、赵之谦等书法家为之作题记. 黄炎培的童年及青少年读书时期,基本都在“内史第”的书房汉石经室度过.因为黄家与沈家有着非常密切的亲戚关系：黄炎培祖父黄典谟是沈树镛的姐夫,外祖父孟庆曾是沈的妹夫,而沈树镛子沈肖韵又是黄炎培的姑父.黄家四代都居此屋.黄炎培出生于此,“汉石经室”的大量碑帖、典藏古籍以及近代中外名著,为他青少年时临帖读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黄炎培十多岁时父母先后病殁,虽然他九岁入私塾,儿时的识字做人受母亲的教育颇多,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其姑父沈肖韵,黄炎培少时学问、道德以及爱国思想,多由其姑父引导,他写过一篇《题肖韵姑父遗像》诗,题记道：“川沙百年来文化中心,必推我姑父沈肖韵先生家,先生禀承家学,器识文艺,为时推重,与物无忤,对之如饮醇醪.甲午后,锐然以新知识授我后进”.由于阅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熟谙诸多经典名篇,黄炎培二十一岁就中了秀才,二十三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老师乃蔡元培、张元济等一流名家,同学中最知名的如李叔同等.但没多时南洋公学解散,他又应姑夫沈肖韵的函约,第一次参加了江南乡试,不料轻而易举地只一次便中举了.

黄炎培虽然思想开明,接受新学,并不懈推行职业教育和革命,但他的旧学根底、八股文章以及书力都非常的深厚,这些主要得自其渊源家学的熏陶和他少年时的用功苦读.黄炎培的书法,用墨丰润,纵横自如,虽然其楷书也带有一点馆阁体之风,但略经变化,则巧拙相济,写得雍容雅逸而不俗.晚年黄炎培曾写过一本自述体的回忆录《八十年来》,书中详记了他少年时代在内史第的汉石经室读书情景,虽然没提临池摹帖之事,但汉石经室内大量的珍稀法帖、名碑宋拓一定使他如鱼得水、大开眼界,若非整日沉浸其中、经年累月地潜心研习探求,安能造就他那圆润刚劲、儒雅自然的独特书风?邹韬奋创办《生活》周刊时,“生活”两字即请黄炎培先生题写.他题后还分析道：“生”字有点倔强,敢于作艰苦奋斗；“活”字的“口”我将之放大了,说明大家有饭吃,也象征大家有话都可以说.

在民国期间黄炎培概不做官,由于他子女众多,所以一段时期他宁可“卖字疗贫”,也不愿接受当局的丰厚俸禄.他曾有一卖字润格的短文颇妙,云：“渊明不为五斗折腰去做官,我乃肯为五斗折腰来作书.做官作书何曾殊,但问意义之有无.做官不以福民乃殃民,此等官僚害子孙.如我作书,言言皆己出；读我诗篇,喜怒哀乐情洋溢；读我文章,嬉笑怒骂可愈头风疾；有时写格言,使人资儆惕.我今定价一联一幅一扇米五斗.益人身与心,非徒糊我口.还有一言,诸君谅焉.非我抬高身价趋人前,无奈纸币膨胀不值钱.”这段话,既反映了他对世俗不满的愤慨,也显示了他作为读书人的独立高尚人格品性.

早在辛亥革命前,黄炎培由于办学宣传新思想而被当局以革命党罪名逮捕,本已被判为死罪,幸好在“斩决令”前一小时获保释后逃亡日本.次年又回国办学、加入同盟会并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搞革命.据说北洋政府时曾两次电召他就任教育总长,他均坚辞不就.所以袁世凯曾无可奈何地送他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不过,曾经一生拒不为官的黄炎培,至七十多岁时反而改变了初衷,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周恩来总理的一再动员和说服之下,黄炎培就任了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在此期间,还有一则向黄炎培借观王羲之的真迹帖本的故事在坊间流传甚广.据说,主席听说黄炎培珍藏有王羲之真迹秘本,就向黄炎培借阅,言明借期一个月.但借后不到一个月,黄炎培怕夜长梦多,就三番五次地打通过警卫员催问,询问看好了没有?

被问得不耐烦了,大为不悦：“不是讲好一个月吗?到期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后一个月到期,让警卫员将珍帖完璧归还了他.此事是否闹得彼此都不痛快,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这件事似乎也可看出,黄炎培“与官不做”的观念是改了,但“遇事生风”的脾性好像没变.

傅雷：一怒而安天下民

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毕生致力于译介西欧名著,尤以翻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小说最为脍炙人口.在他身后出版的一册《傅雷家书》,记录了他与钢琴家儿子傅聪谈论艺术人生和道德问题的文字,也是见解独到、影响深远的一部名作.曾经看过几页傅雷家书的手稿,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但法度谨严一笔不苟,从中我看出傅雷先生的认真和执著.不过,真正使我感受到傅雷先生的认真和执著并为之震撼而心碎的,是读了他的那封遗书手稿.

很多年前,好友小萍兄知道我喜欢“文人书法”,一次在旧书店偶然觅到一本有关傅雷的画册,其中刊登了一些傅雷的手稿照片等,特意买下送我.在那本书里,我第一次读到了那页傅雷用毛笔写下的“遗书”,时间落款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岁月,傅雷不堪凌辱,准备以一死来表示他的抗争.但就在他决定离去的前夜,他以那特有的行楷书,写下了一封八百余字的“绝笔书”.他在遗书中首先简单申明了自己的态度,然后有十三件事委托处理,其中包括如：缴当月的房租55.25元；留六百元存单给保姆作过渡时期的生活费；姑母寄存的饰物由于被红卫兵抄家时没收,以自己存单数张赔偿；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等每每读至此,我总忍不住泫然欲涕!旧时的知识分子,在即将自己了断生命的前夕,竟然还能如此的沉着冷静,一笔一画,事无巨细,为他人而想,为自己的尊严,不带走一丝尘埃.

傅雷先生有一字“怒安”,又号“怒庵”,取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民”之义.不过,他的善“怒”,在朋友圈内确实颇有名气的.他和刘海粟在上海美专共事时,曾为了一老师的待遇问题,他一“怒”而和刘校长绝交二十年：后来应滕固之请在昆明任国立艺专教务主任仅两月.又因和滕固校长意见不合,一“怒”而挂职回家；此外,和施蛰存,和钱钟书也曾因翻译上的不同观点而争论而发“怒”.然而,你若仔细分析还会发现.傅雷的“怒”从来都不是为自己,也不为功利,他大多都是因见解不同或学术的分歧而“怒”.柯灵说他们尽管有时争得不可开交,但都是“从善意出发的,不含有任何渣滓,因此不但没有产生隔阂,反而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虽然朋友可以如此,但在险恶的政治风云中,像傅雷这样耿介刚直的文人性格,最后的一怒而死、一怒而安了——不过,他所求的是自己的心安. 傅雷先生的书法,能楷能行,且均以小楷面世.我见过他的墨迹,几乎全是手稿和书信.其楷书规范自然,取法《洛神赋》,但落墨丰腴,捺脚厚重,大有唐人写经之趣味.他的行书尺牍体胎息“二王”,写得潇洒雅致,流畅老练.据杨绛回忆说,傅雷和钱钟书一起谈书论道时,两人都有对书法的喜好；钱钟书忽发兴致用草书抄笔记,傅雷则临摹十七帖而遣兴.虽说在书法上,傅雷先生没写过什么专论文章,但他对西洋美术史以及中国传统绘画的研究,却有很深的造诣.在法国他所学的就是西洋美术史,后来回国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此间他编写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讲稿并翻译了《罗丹艺术论》等,对于绘画艺术和理论,傅雷常常有自己的理解.一次他游黄山回来,对刘海粟说：“只有登上了黄山,才能达到萧然意远,恬静旷达,不滞于物,不碍于心的境界.中国画家向大自然寻求灵感获得了成功,这种意境,西方画家很难梦想得到!”

在国画界,傅雷与黄宾虹的忘年交,是艺坛上众所共知的一段佳话.他对宾虹老人的艺术成就相当服膺,不遗余力地为之四处奔走推介、筹办画展等等.1943年11月,黄宾虹生平第一次个人书画展在上海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开幕,这就是傅雷等几位策划努力的成果.为此,黄宾虹非常感动,将他引为平生一大知己,并经常与之一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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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认为：“学习初期,状物写形,经营位置等等,免不了要以自然为粉本,但‘师法造化’的真义,还须更进一层.那就是：画家要能览宇宙之宝藏,穷天地之常理,窥自然之和谐,悟万物之生机；饱游沃看,冥思遐想,穷年累月,胸中自具神奇,造化自为我有.”

我们在书画艺术上也时常会提到“师法古人、师法造化”,但傅雷觉得所谓“师法”,其实并不单单是技术方面的事,而更是一门修养人格的终生课业.修养到一定功夫,就能“不求气韵而气韵自至,不求成法而法在其中.”当有人认为黄宾虹的书画虽笔清墨妙,但仍“给人以艰涩之感.不能令人一见爱悦”时,傅雷有一段“看画如看美人”的评述,非常精妙：

古人有这样的话：“看画如看美人”.这是说,美人当中,其风神骨相,有在肌体之外者,所以不能单从她的肌体上着眼判断.看人是这样,看画也是这样.一见即佳,渐看渐倦的,可以称之为能品.一见平平,渐看渐佳的,可以说是妙品.初看艰涩,格格不入,久而渐领,愈久而愈爱的,那是神品、逸品了.美在皮表,一览无余,情致浅而意味淡,所以初喜而终厌.美在其中,蕴藉多致,耐人寻味,画尽意在,这类作品,初看平平,却能终见妙境等

我们品味书法艺术大致也是如此,老子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其理一也.有些隐藏深邃的“山形物貌”,非得“虚心静气,严肃深思,方能于嶙峋中见出壮美,于平淡中辨得隽永.”反观傅雷先生的书法,初看也是平淡无奇,然慢慢咀嚼,反复品读,则能体会到他文字中一以贯之的坚韧与刚毅.傅雷先生一百多封家书,基本都以毛笔书就,有的甚至是数千字的蝇头恭楷,一路写来形神不散.他不但以毛笔写中文,也可写英文法文.据说他有一封毛笔英文信写了一丈之长,轻重徐疾,线条粗细变幻,写得煞是流畅而潇洒,虽为洋文,而似乎同样具有书法之美.1961年初,为了提高傅聪的艺术修养,他还从自己所译的《艺术哲学》一书中,挑出一编《希腊的雕塑》,共六万余字,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用毛笔抄录并加了注,寄往侨居英伦的儿子.傅雷就是这样的认真与执著,不仅是对工作,对艺术、对朋友乃至对人生,他无不如此.

我读过很多名人撰写的回忆傅雷的文章,他们都是傅雷的好友,如楼适夷、柯灵、施蛰存、杨绛等,他们几乎都说到了傅雷的认真与执著,并觉得他有时认真得“过头”,甚至是偏执了.柯灵说“他身材颀长,神情又很严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在傅雷的身上.传统文人的耿介刚直他是表现得最为强烈的.1958年时,尽管傅雷被错划成“”,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愿继续印行他翻译的书,只是嘱他改用笔名,可傅雷的回答说：“不!”至1959年国庆前夕,傅雷将摘掉帽子,有关部门告诉他这个喜讯,让他有个承认错误的表态,而傅雷的回答仍是一个“不”字.

前后这两个“不”,充分显示了傅雷他坚定孤傲、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独立品格.这样的文人,也许他看似不容易与你亲近,但他留在你心目中坦荡、刚毅的形象,却是永远值得你钦佩与尊敬!

（选自2012年第3期《上海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