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视角的社会资本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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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学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现有研究忽视了对社会资本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兴起背景的考察.缺乏对相关文献系统和深入的梳理.虽然理论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类型尚未形成共识.但是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了理论界的认可：在宏观层面,较高的社会资本存量对促进宏观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并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和提高贫困地区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在微观层面.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收益存在相关联系,此外可以通过降低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金融的发展.同时,社会资本也存在定义模糊和难以测度的理论困境,其非均衡分布还可能造成资源垄断和市场分割,而缺乏普遍性的信任还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关 键 词 ]社会资本；经济发展；非正式制度；信任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05-0019-0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基于特殊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的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08JC790092).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该理论一经社会学家提出,就引起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关注.经济学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尽管经济学领域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总体而言,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的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要素的综合体.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上,众多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一研究领域文献的出现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将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历史文化因素纳入经济学研究框架,人们发现社会资本在促成合作和交易、保证交易制度良好运转、降低交易成本和契约的实施成本、提高资本运行效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提高经济绩效.

一、社会资本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兴起

(一)

“资本”概念的扩展

“社会资本”在概念表述形式上就体现出鲜明的经济学色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本是在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行动中被投资和动员的资源,资本的本质属性在于它可以通过投资实现增值,是一种生产性资源.古典经济学将生产要素分为三类：土地、劳动和资本,这里的“资本”是指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物质资本.长期以来,物质资本作为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20世纪60年代,以Schuhz和Beck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同质性的假设,将“资本”的范畴从实体性概念过渡到了非物质性概念.

循着“资本”与“人”相结合的思路继续前进,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社会因素的影响.Loury在经济学领域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在研究种族间收入不平等问题时提出,存在于家庭关系和社区组织之间的社会资本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以Bourdieu、Coleman和Putnam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然而在广义资本的子概念群中出现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划分.资本概念的扩展反映了人们对资本认识的不断深化,也表明人们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理解更加全面.

(二)对经济增长解释的完善

经济学对于“资本”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同样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古典经济学将有形的物质资本当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强调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使得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完善.人们开始认识到,以教育、培训、健康、迁徙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束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上,即为什么不同国家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速度不同.

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的巨大进步还需要依赖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交易的制度.因此,以信任、规则和网络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家开始将社会资本的贡献作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加以研究①.在微观层面上,主要考虑社会资本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方面发挥的作用；在宏观层面上,主要探讨非正式制度、社会网络等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绩效的.Putnam认为“社会资本增加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利益”.

(三)“东亚奇迹”的启示

在对经济增长的考察中,“东亚奇迹”成为社会资本推动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东亚奇迹”打破了西方国家通过长期的经济微增长实现工业化的传统经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就断言,东方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缺乏类似新教这样的宗教伦理,不能生成资本主义；相反,儒教所主导的东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东亚奇迹”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韦伯的预言.Krugman通过分析也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自于劳动力与资本投资的增加,而非与技术进步相联系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因此,他认为这种增长是难以持久的.然而历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东亚地区仍然表现出持续的经济活力.

对于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理论界较权威的一种观点认为,

“东亚奇迹”只能部分地由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等传统因素解释,和谐的人际关系及儒家文化道德规范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是东亚经济发展的特殊动力和深层原因.东亚社会在经济发展目标上的共识、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念和社会关系结构、政府与社会间较为和谐的关系、以制度安排和组织设计为特征的政府政策,所有这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增强了经济效率,促进了信息交流以及政府和企业间的合作.

二、经济制度中的社会资本：概念和类型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

“社会资本”概念继经济学家Loury首次引入经济学研究之中,社会学家Bourdieu对其进行系统界定后,Coleman、Putnam、Portes、Fukuyama、Butt和Stiglitz等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定义.作为一种具有经济属性的资源,尽管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涉及到一系列准则、规范、网络和组织等,并且对于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以肯定,但是对于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至今没有达成一致共识.

综观各种对社会资本的理论界定.笔者认为 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三种观点.第一种是Putnam的界定,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第二种观点来自Coleman,他将社会资本看成是“一系列拥有两个共同要素的不同实体所构成,这些要素均由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构成,而且它们促进了参加者的某些行动”.Coleman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三种形式：义务和期望、信息渠道、社会规范.第三种观点来自North和Olson的研究,他们提出的观点更为宽泛,认为社会资本还应包括使标准规范得以发展及决定社会结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例如政治制度、法律规则、立法体系和公民政治自由等正式制度关系和结构.

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的三种观点虽然表述各异.但都强调了社会关系与经济结果的相互影响,并且关注经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提高经济效率的途径.三者的区别在于,Putnam的界定强调了个体之间的“横向联系”,并肯定了社会资本具有的经济学意义.Coleman特别强调了社会网络的“闭合(closure)”对于社会资本生成的重要性,在他的界定中,社会资本不仅包括个体之间的横向联系,还包括纵向科层组织.而North和Olson的定义则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甚至将某些正式制度也纳入其中.

(二)社会资本的类型

在对社会资本外延的界定上.部分学者对其进行了类型划分(见表1).Collier区分了“政府社会资本”和“民间社会资本”.Krishna根据集体行动产生的不同途径,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两种类型：“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Uphoff依据社会资本的来源及表现、存在的领域、动力因素等角度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Collier、Krishna和Uphoff划分社会资本类型的标准各不一样,但是他们区分的社会资本的两种类型却分别具备某种共性.“政府社会资本”、

“制度资本”和“结构型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了社会资本的制度属性,它们以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而“民间社会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则主要体现了社会资本的非制度属性,它们以内隐的方式存在于群体中,以此影响组织中的个体行为.关于这两组社会资本,Coleman所研究的“开罗Kahn El Khalili市场”和“纽约批发市场”分别提供了两个很好的例证.

虽然对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但是社会资本所具有的非个体属性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同.在传统的经济学假设中,每个市场上的经济个体都拥有独立的效用函数,而在社会资本范式下,个体的效用函数还受到来自他人和组织的影响.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社会资本的产生来源于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通过重复博弈产生合作解,并使交易双方形成对于声誉进行投资的动机.Uphoff就对社会资本的这种非个体属性进行了精辟的阐释.他提出社会资本的“社会”是指“一定程度的相互关系、一定程度的共同身份、某种程度的相互间而不是个人利益的合作.Coleman也认为”人力资本隶属于人,而社会资本则存在于人们的关系之中.

三、社会资本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

关于社会资本的经济效应,经济学的研究中其实早有涉及.由于市场机制中信息的不对称和交易的不确定性,经济交往中存在着“社会成本”,尤其是在市场上搜集信息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以及保证契约执行的成本.因此,Coase和Williamson等在新古典框架下强调经济制度对于市场效率的重要性,他们将制度看成是减少社会成本和获得信息的正式机制④.North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决定着经济行为和交换的路径、规则和规范同样重要.在有关经济史的研究中他提出,在一个缺乏规范和信任的地方,企业家不可能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要完全依赖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要依赖支撑相互信任的有利的制度框架.North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中其实已经包含了社会资本的思想.Greif在研究中世纪地中海地区交易模式时,通过对马格里布和热那亚两种贸易商的对比,用预期的差异解释了两种交易模式在代理关系上的差异.North和Greif的研究中虽然没有直接用“社会资本”的概念,但是已经涉及到经济发展中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

Serageldin和Crootaert在综合不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的经济作用归纳为“共享信息、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而对于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多的学者通过实证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在宏观层面,主要关注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在解决贫困问题中的作用；在微观层面,主要研究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以及社会资本对于金融发展的影响.

(一)社会资本与宏观经济增长

社会资本被逐渐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索,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是学者最为感兴趣的研究内容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两个典型的区域发展案例的影响,一个是东亚的经济增长,一个是意大利的区域发展差异.

东亚地区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发展被称为是“东亚奇迹”,在探究“东亚奇迹”的特殊动力和深层原因时,人们最后总会将目光聚集在其丰富的社会资本上.甚至有学者将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形式概括为“网络资本主义(Network Capital-i)”,认为以家族或联系密切的种族社群为基础的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信任,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并加速了信息的流动和创新.意大利的区域发展差异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Putnam用了20年时间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以公民参与传统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资本是决定意大利南北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关键因素.意大利北部地区之所以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南部地区,主要得益于良好的合作传统、互惠性规范和市民参与性网络.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假设,Helliwell和Putnam选取“市民团体”、“制度绩效”和“公民满意度”这三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用人均GDP作为因变量,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意大利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高于南部地区,同时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南部地区,从而进一步验证了Putnam关于“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的理论假设.

在衡量社会资本水平时,大多数学者都选择将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进行测度.按照Fukuyama的观点,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础,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程度,取决于该社会普遍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的高低决定现代私营大企业的发展状况,从而决定一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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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信任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Fukuyama的理论假说,揭示了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信任等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证明除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社会资本也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然而此类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一是对于社会资本的定量测度尚无统一标准.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不同,采用的量化指标也存在差异,因此得出的结论缺乏统一的可比性.二是在研究中忽视了信任的标准问题,即没有严格区分“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二)社会资本与贫困问题

除了关注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多学者还将研究焦点集中到贫困问题上.现有文献关于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中作用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组织)层面.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家庭的社会网络,家庭通过它拥有的社会网络来获取资源,从而影响就业、家庭福利和贫困的改善.

然而更多的学者还是从社区(组织)层面对贫困地区公共资源管理系统中的社会资本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最具代表的是Ostorm的研究.她运用博弈论分析了自组织资源治理系统中的社会资本.通过对尼泊尔灌溉系统的案例研究发现,依靠合适的激励机制和有效的参与合作,可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并提高公共资源的管理效率.Uphoff对斯里兰卡“合作性水资源管理”案例的研究也表明,通过非正式的组织网络和有效的合作,可以提高灌溉系统水资源的管理效率,实现帕累托最优.Narayan和Pritehett对坦桑尼亚乡村社会的调查研究还发现,乡村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会引起乡村全部家庭收入的相应增长㈣.

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作用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构建贫困者的社会资本网络、增加贫困者的社会资本存量已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贫困治理的目标.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提供了一种组织信息共享、合作以及集体决策的非正式制度框架,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缓解贫困起着明显的作用.在我国当前二元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反贫困治理要由目前的物质资本范式和人力资本范式转向社会资本范式,应当通过构建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贫困群体的社会合作来增加其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有效解决贫困问题.

(三)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Coleman在经典文献“Social Capital in theCreation 0f Human Capital”中首次分析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二者的关系.他把通常的“家庭背景”变量划分为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将家庭的社会资本看成是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认为存在于家庭和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对于下一代的人力资本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在Coleman看来,由于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属性,导致人们向社会资本投资不足.在Coleman的开创性研究之后,部分学者就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Boxman等发现,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会随着社会资本的增加而变小.Flap和Boxman通过进一步对荷兰企业高管人员的研究发现,无论人力资本处于什么层次,社会资本和收入都存在正相关；但当社会资本处于较高层次时,人力资本的回报将下降.

揭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虽然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社会资本是和人力资本一样重要的生产要素,但是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转化还缺乏深入的分析.个体或组织拥有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关系,个体社会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于收入决定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别,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四)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却有不同的解释.部分学者将社会资本概念运用于区域金融发展的研究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Guiso等人的著名研究.Guiso、Sapienza和Zingales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利用献血率和选举参与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水平与家庭持有率呈负相关,而与家庭证券持有率呈正相关,即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居民对金融工具的选择更偏向证券,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意味着金融发展水平较高㈣.Guiso等人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它解释了影响金融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但是没有就社会资本影响金融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说明.

社会资本在微观金融制度中的积极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⑥”.乡村银行主要面向农村贫困群体开展小额信贷,这一模式获得了极大成功.Van Bastelaer考察了社会资本如何降低小额信贷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他认为乡村银行主要的社会资本是员工和成员之间持续的关系,是信贷官员与借贷者之间庇护人和受庇护人的关系等.对于这种微观金融制度的成功,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社会资本促进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良好的信息流,并且降低了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四、社会资本的理论困境和非均衡分布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和理论模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兴趣,而且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发展的困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rrow就建议放弃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个重要概念：信任、规则和网络都不是新东西,博弈论中的“声誉理论”早已涉及,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概念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测度性和定义的模糊性㈣.此外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olow也认为,讨论社会资本与经济运作的关系是难解、复杂的,

“社会资本”概念完全可以代之以“行为模式”一词.

在肯定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问题.Portes和Lan-dolt首次提出了“消极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将社会资本的消极因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圈内信任导致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第二是对团体内个人成员形成限制；第三就是社会资本具有负外部性,黑手党家族、卖淫集团和青少年犯罪集团就是例证.正因为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很多学者认为它可能为腐败、裙带关系和寻租行为提供基础,而在经济领域还可能造成资源的垄断和市场的分割. 同样,Fukuyama也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这种非均衡分布问题.他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曾将不同的文化区分为“低信任度的文化”和“高信任度的文化”,他认为中国、意大利南部地区、法国等属于“低信任度的文化”,而日本、德国、美国等属于“高信任度的文化”.前者的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上的社会,后者是指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Fukuyama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缺乏超越家族关系的普遍性信任,强势的家族主义使得难以创建大规模的经济组织,而规模的限制终将阻碍家族企业的进一步成长㈣.他认为社会资本的非均衡问题表现为以社会的“特殊信任”替代了“普遍信任”,而这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Fukuyama的推断仍有待商榷,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五、总结和简评

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网络、共同规范和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为解释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经济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很多研究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意义.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社会资本理论的学术价值正日益凸显,然而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相关基本理论问题值得加以关注.首先,要明确社会资本的不同表现层次.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存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面主要指个体通过社会网络所调动的资源.中观层面主要指社会资本特定网络和组织的结构及其特征,宏观层面则涉及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等的影响.现有研究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存在争议,很大程度是因为忽视了社会资本的这种多层次性特征.其次,在同一分析层面上,要深化对社会资本测度的研究.虽然社会资本被确信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理论的说服力有待实证研究的支持.社会资本的测度问题一直是研究中的难点,这需要进一步提炼整合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并建立相关指标体系,通过实证研究揭示社会资本影响经济政治发展的内在机制.

从研究的现实立足点看,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富有价值.中国传统社会向来强调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强大的家族制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正是构成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的要素之一.这种微观和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团体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短期内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成本；然而从长远看.它强化了团体的排他性,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消极作用.因此,中国社会当前亟需构建的是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如社会信用体系的保障、公民参与网络的建立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等.在社会资本的培育中,既要立足基于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同时还必须高度重视法律、正式规则和组织结构的制度功效,政府在社会资本的投资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