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的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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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学方法论是一门有关经济理论分析中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规律或规则的学问.经济学自身的进步往往伴随着它的方法论的革新、进步与发展,新的方法论出现会导致新的研究领域或新的理论的进展.试图从西方经济学的变化过程来看该学科的方法论的争论与发展,以及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关系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重点将放在经济学说史上有名的几个争论上.

【关 键 词】方法论,实证主义,规范主义,证伪主

一、方法论的定义与作用

在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与发展进行具体而详细的描述之前,必须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定义和作用有一个清晰的说明.方法论的定义也不不是一成不变,随着经济学理论的进展而改变,甚至有人说是经济学理论的变化与发展而导致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的发展与变化.其实,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在后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二者的关系其实是相互促进的.按照马克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定义:“方法论这个术语有时是用来指一门学科的技术步骤,这就完全成为方法的同义词.然而,这个术语更经常地是用来指对论证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经济学方法论是指在经济学领域中用来指导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

关于这个概念可以追索到拿骚威廉思诺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就一直在关心上述问题.关于方法论的作用问题,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一文中写到:“在政治经济学和其他一切道德科学的分支中,先验方法是唯一确定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后验方法或具体经验法,作为一种达到真理的手段,对这些科学来说是不适用.但仍能证明,后者在道德科学种仍具有重要价值,它不是发现真理的方法,而是检验真理的方法,将因干扰项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到了近代,按照丹尼尔豪斯曼的提法,经济学方法论的作用如下:“经济学的方法论”理解为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而科学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一部分,科学哲学因而是认识论.

二、归纳与演绎方法之争

归纳与演绎是任何学科都要用到的两大方法,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也不例外,对于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应用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在该书中,斯密即引用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例来说明他的观点,也采用了演绎的方法来分析得出他的一些重要的结论.在那个时代,数学本身的发现所处的阶段以及它在经济学的应用并不普遍,斯密所采用的演绎方法都是比较简单.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并没有遵循他的这一“二重法”路线,尤其是经过詹姆斯穆勒与大卫李嘉图之后,经济学方法基本抛弃了斯密的综合法,转到所谓的演绎-规则路线上去了.李嘉图无疑是这一方法的杰出代表.这后来则导致了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归纳与演绎的激烈争论最突出的两次争论:一次是发生在18世纪马尔萨斯的归纳主义与李嘉图的演绎主义之争,另一次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归纳主义与英国的奥地利学派的演绎主义之争.此后,争论并未结束.

古典归纳主义认为:“科学始于观察,观察是建立理论陈述的基础”.归纳法是建立科学理论的方法.如果满足归纳原理的条件,从有限单位观察的陈述中归纳出普遍性定律是合理,科学理论发展是真实知识的积累和递增.经验事实是真实,归纳法也是合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科学知识是不会错.运用归纳主义分析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历史资料进行详尽的研究,得出他的劳动分工一般原理,用的就是归纳的方法,又运用抽象演绎法分析经济问题,提倡归纳和演绎二重法.马尔萨斯强调归纳法,他根据其掌握的某些史实,运用绝对稀缺等概念,归纳出了“人口论”.

传统的演绎主义者李嘉图在他的著作中所运用的演绎方法带来了结果的确定性,使得李嘉图的继承者们看到了将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像牛顿物理学那样精确的科学的希望,另一方面李嘉图把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式直接运用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情况,这种偏好被熊彼特称之为“李嘉图恶习”.在李嘉图之后“边际革命”更是带来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大量运用的先兆.亚当斯密主张二重法,是看到了归纳和演绎的各自作用,注重归纳法的倾向性在马尔萨斯那里得到了强化,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提倡用抽象的演绎方法来建立理论体系.穆勒也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归纳法失灵,强调演绎法是惟一适用的方法,但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又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二重法.可见,从斯密到穆勒,中间尽管经历了归纳法与演绎法的论战,但斯密的二重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归.

三、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

经济学方法论第二个重大的争论是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这二者的区别在J.N.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一书中得到了首次正式的区分以来,就一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其实历史上经济学人很早就开始了经济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反思.归根结底,这体现的是方法论上的质疑,即经济学是实证的还是规范的.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实证经济分析和规范经济分析的论战,由来已久.这场争论以哲学上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之争为基础,是科学哲学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延伸,其实质是科学哲学将命题分析方法渗透到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结果.

这场争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尼尔和约翰穆勒,首次有意识地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和“艺术”的区分形式表达了令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视野.在此之前,萨伊曾将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相比拟,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一样,是实验科学的一部分,并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区分将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等逐出经济学领域,他并未有意识地做出实际意义上的实证与规范的区分.在西尼尔和约翰穆勒那里,主张将实证和规范经济学区别为“科学”和“艺术”形式.“科学”是一系列现实经济的真理命题,指实证经济学,“艺术”则是一组规范性的经济准则,指规范经济学.

西尼尔则直接指出经济学家根本就不应该提出任何政策性的建议.这种超科学的伦理价值导向会不可避免地援引价值判断,带上利益主体的主观偏好,影响理论的科学性.讨论实证与规范的区分,不能不提到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休谟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人们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此命题在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之间做了一刀切的逻辑区分,被称为“休谟的铡刀”.其意在表明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分.其后经济学一直围绕“二分法”进行争论.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对实证和规范分析做了更深入的区分,提出经济学“三分法”,即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艺术.他认为,实证科学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事物“是什么”的系统化知识体系,规范科学可定义为关于事物“应该是什么”一类问题的标准的系统知识体系,而“艺术”,目标是产生出准则,是实现给定目标的规则系统,是为达到目的而遵循的规则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论述中的“规范科学”沟通了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科学”与“艺术”之间的桥梁这一提法,为由来已久的实证与规范之争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此后,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接受了源于西尼尔和约翰穆勒的“实证―规范”二分法,凯恩斯的三分法并未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和接受.

四、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之争

经济学的发展到了20世纪,特别是随着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兴起,引起了经济学方法上的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之争.真正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导入经济学的是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一书.认为科学经济学所研究的应当是经验上可验证的命题,对于应当加以验证的是经济学命题的假定前提还是其预言,没有明确的态度,到了本世纪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有关方法论之间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在萨缪尔森看来,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得出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所谓的“有意义”是指在理想条件下做出的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并可以想象这个假说能够遭到反驳.萨氏所关注的是经济学的解释功能,后来他由操作主义转向描述主义就更加表明了他的这种偏好,不过经济学家应力求扩大经济学的客观解释性的描述力.弗里德曼则代表了一种被称之为工具主义的方法论倾向.认为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和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对于理论的预测已经放宽到不仅可以对尚未发生的现象,甚至可以对业已发生的现象做出预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要比萨缪尔森的更加灵活、更具有实用性.弗氏甚至提出,对理论的假设前提的检验是不必要的.假设前提的虚假甚至不是它的缺点,是实证经济学的必要与优点,这类假设在某一特定领域是虚假的,在另一更广泛的场合则是可以加以验证.

他的这一看法也不乏批评者,认为弗里德曼关于假定的概念过于笼统,并区分假定的不同类型,甚至没有区分初始条件、辅助假说和边界条件这三种假定.萨缪尔森认为,精确的预言并不是理论之有效与否的唯一贴切检验,检验假定并不比检验预言来得困难,检验前者所需的证据并不一定难得,其检验结果也并不一定更为模糊.检验假定的意图有可能产生重要的领悟,有助于说明检验预言所产生的结果.萨缪尔森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称之为“弗氏扭曲”,这种方法论实际上认为一种理论的缺点越多,理论就越好.他认为这是科学的堕落,任何一种精确的科学决不会采用这种方法论.但是经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其实无论是萨缪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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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对所谓的防御方法论加以改造,使之免受假定不真实的指责.

五、结论

中国的经济学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对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借鉴才刚刚起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鉴于我国的经济体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区别,需要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发展真正适合自己的理论,这其中是离不开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与研究.

一方面要认真扎实地研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方法论争论,了解其演变的历史,弄清其何以产生的根由、转向和结果,这无疑有助于提高我们理论思维能力和准确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另一方面也只有深入了解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借他山之石,促进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才有可能推动我国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经济学方法论上寻找突破口也许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