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沉默之后,建筑依然在大地上歌唱:记我的建筑师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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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前还应有两句名言：“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我从小就知道这话,是学建筑的爸爸妈妈告诉我的.在他们眼里,建筑作品是韵致而律动的乐章；在我眼里,建筑师的生命在这凝固而灵性的乐章中延续.

父母巫敬桓和张琦云是同学加同事,二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是四川人,是原大学建筑系四一级的同窗,一同在大学任教、一起加盟兴业公司、一起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同任高级工程师,是当年院里唯一的一对高工夫妇,可惜又同在50多岁盛年之时相继离世.

他们虽已离开多年,但老朋友们说起他们,依然是栩栩如生.他们的建筑作品历经半个世纪依然屹立而光彩不减.

如果说杨廷宝,杨宽麟,梁思成等留学归来的第一代建筑师是将现代建筑引进中国的先驱,那么在国民政府时期学成的为数不多的建筑系学生,就是将这些老师的理念与实践在中国传播开来的承上启下者.我的父母就是其中一员.

国立大学曾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所高等学府,其中建筑系很有名,门槛也高,要加考绘画.父亲从小喜欢绘画,在参观中大建筑系时,被建筑绘画所吸引,又学美术又学工程技术,还能把画的变为现实,于是选择了建筑系.他在建筑系里如鱼得水,成绩优异,每次参加设计竞赛都能赢得奖金.

母亲张琦云也是那个年代能跨过高门槛的极少数优秀女生.爸妈班里只有十多名学生,女生仅四位.妈妈功课好,还“官”居班长.据《一代宗师梁思成》一书记载,抗战期间,梁思成协同杨廷宝等搞了两次建筑设计竞赛,“第二次是1944年,题目是后方的某农场.得奖的第一名是朱畅中,第二名是王祖垄,第三名是张琦云.他们发现的这些高材生后来都成了建筑界的骨干.”

1945年,爸爸毕业后被杨廷宝老师留下做助教,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誉院长戴复东在文章中这样说“助教巫敬桓先生曾是建筑系中异常拔尖的学生之一,从而留校任教”.

父亲教书的同时,还参与学校的工程设计,也曾任职国府的民用航空局设计处、银行工程科,这期间设计的工程有大学学生宿舍楼、九江航空站、上海龙华航空站,民航局宿舍楼,还有未建成的民航局办公楼、银行南京招待所及台北银行大楼等.

据清华大学的老同学回忆,他们班里女生漂亮,是“学校级”的,很受高年级男生青睐.但能成百年之好也不容易,我父母算是携手到底的一对.

这难得的一对也差点生离死别.妈妈由于生病休学一年,1946年毕业.这一年,父亲先随大学复员从重庆到南京,年底母亲也飞往南京.当时美国飞行员想赶到南京过圣诞节,不顾南京上空雾大,起飞后无法降落,转飞上海,强行降落时飞机失事.妈妈坐在机尾,成为仅有的两个幸存者之一.

当时人们以为全机人遇难,在上海的同学赶去认遇难者,见一遇难女士眼熟,就电告爸爸说张遇难.父亲赶到上海,悲痛万分,与同学一起办后事买花圈.这时又听说有一受伤小姐正在医院抢救,他们赶去一看,满身满头包扎的正是我妈妈,二人皆笑.我妈还很委曲：我都这样了,你们还笑！

据说是爸爸送的订婚戒指救了她看尸的人看到戒指,一摘,发现小姐微出一口游丝气,这人心好,马上送人到医院,救了人,也成全了一个家庭.这事后来在设计院里也广为人知,几十年后,老同事们还说当年你爸爸白哭了！

1951秋天,老师杨廷宝在北京接了工程,特召他们进京,进入兴业公司建筑设计部,得意门生变成得力干将.1954年兴业公司设计部并入北京市设计院,他们又随杨宽麟老师来到设计院.

20世纪50年代,他们风华正茂,满腔热忱共绘蓝图.在两位杨老师的带领下,爸爸与结构工程师孙友明、设备工程师杨伟成等密切合作,在著名的王府井大街从南到北留下一串凝固的建筑乐章：新侨饭店、人民日报楼群、百货大楼,和平宾馆、八面槽百货商场,全国文联办公楼等.那几年他设计的工程还有汽车局的楼堂馆所.全国工商联大楼、石油学院教学楼,中小型使馆,河南医学院、北京师范学院楼群、解放军俱乐部等等.妈妈参加设计的工程有和平宾馆、百货大楼、新侨饭店、北京市委党校、苏联大使馆等及国家大剧院的方案设计等等.

其中具代表性的是王府井百货大楼,这是当年北京最大的商业建筑.在杨廷宝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反复做方案,精心设计.

1963年11月19日《北京晚报》的一篇专访《建筑师和绘画――访建筑工程师巫敬桓》中这样写道：“他在设计王府井百货大楼时,曾画了五六个方案进行比较.最初画的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房屋,满足了百货大楼的功能需要,但外形却不够美观,最后才改成现在的样式,使它更富有韵律和节奏,很大方.”

时隔30年,1993年11月29日《北京日报》又刊文推举王府井百货大楼参选“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建筑”,文中这样介绍

”坐落在王府井商业街的北京市百货大楼建成于1956年.建筑高30m,4层,局部5至6层,建筑总面积21508m2,是王府井商业街具有代表性的建筑.

百货大楼采用框架梁柱式结构,等顶屋之间做成空廊,采用了具有民族风格的雀替与额枋的形式.等二层以上外墙均贴棕黄色面砖,并间有装饰性的民族风格图案,这样的设计处理,使方正,庞大体量的百货大楼在细部处理上透出了民族建筑特色的韵味.北京市百货大楼由于处在古老的王府井商业街中心位置,在全国人民心中已成为王府井的象征.

这座建筑是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主持,已故著名设计家巫敬桓夫妇为主设计的.”

一心只画“圣贤”图的建筑师也绕不过政治运动去.在做建国门外中小型使馆设计时,爸爸请教五室经验丰富的陈占祥总建筑师,二人挺说得来.后来陈工被打成,父亲没积极参与揭批,辜负了组织上的动员与期望,虽没被划成,但也属右倾之类,对后来具有政治性的工程设计参与不多,但有时也出来应个急.如在征集人民大会堂方案时,他带领五室同仁做图,后来突然通知说周总理要看方案,他和林开武连夜赶出渲染图.沈勃在《人民大会堂建设纪实》一文中写道：“等第六稿方案送到中南海周总理办公室.等周总理听了汇报后,又重新看了一遍各个方案,然后用商量的口气,指着北京4市建筑设计院巫敬桓、林开武设计的方案说：大会堂是不是这个方案比较好一些”.当然后来又经几轮设计,最后采用的是综合各家所长的方案.

后来西单百货大楼立项,这是规划占据西单十字路口东北角的规模更大的一家商场,甲方点名希望做过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父亲主持设计.于是爸爸和老搭档孙有明又兴奋起来,精心设计,很快完成施工图,可惜遇困难时期,已开工的工程下了马.

老朋友们说起父亲,交口称赞他的绘画功力.他画设计图和渲染图又快又好,又有些修图小绝招,因此经常画图赶图,还修图.对不出名不留名的助人之事、救急之事,他乐此不疲,老同事们至今仍津津乐道.

但最令大家感动和感慨的还是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中小学设计.

1961～1965年,爸爸接受了主持北京中小学新校舍设计的任务.他这个做过大型建筑、已小有名气的建筑师,对小工程也极其认真,竟把无名无利、不起眼的中小学设计当一门学问来做,年复一年,下的功夫比做大工程还要大.

在他的遗物中有一打已发黄发脆的稿纸,那是1964年9月在北京市“五好集体”和“五好职工”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从这里,还有老同事的回忆里都能看到他做中小学设计的细致与用功.

他带领设计组全面调研了北京中小学的设计,到40多个学校蹲点,到小学上课,与高中学生座谈,拜访老师工友：到上海天津取经,还与卫生部门一起做教室采暖,通风、照明的试验.

比如教室的采光照明,他们测定了教室四季从早到晚的光线变化、灯光照度,仔细确定教室窗子的大小间距及与地面、墙边的距离.比如教室的通风换气,先借鉴国外的通风洞,后发现冬季进凉气,他们又与北京医学院和防疫站做试验,测定通风洞换气与开窗换气的效果,1964年的方案取消了教室的通风洞,并作了课间开窗换气的规定.

为确定课桌椅与教室的关系,他们测量了7～19岁青少年身高,与卫生部门、家具厂一起研究订出课桌椅的规格.为确定教室挂衣钩的高度,他到百货大楼量了各种小孩棉猴的尺寸.为确定黑板的高度,他特到小学一年级去听课,还动手写黑板,反复琢磨这个“小”问题.他们还观察楼梯疏散情况,统计厕所使用人数,对学生的喝开水热饭问题,都做了特别细致的研究.

儿时小学开家长会,总是爸爸去.他在走廊上教室里东观西察,还琢磨课桌椅,说这与你们小学生的身高很有关系哩.我听着很新鲜.

那几年大批儿童入学,但又值困难时期,因此设计中还要降低造价,争取多建学校.为此他们不断审核质量标准,一项项算,一件件核,一年年改进图纸,造价不断降低,质量却逐年提高.

他带领设计组共完成设计图集32套,用这些图集建成了130多所学校,使北京中小学的设计上了一个大台阶.他亲手写下的一大摞调研资料是一笔丰富的遗产,许多设计标准沿用至今.

1963年父亲被评为北京市的“五好职工”,遗物里有一枚当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颁发的五好职工奖章,也许就是对他这些平凡而艰辛的付出的表彰.

在父亲苦心琢磨中小学时,母亲张琦云正埋头于住宅的标准化设计中.她从1959年主持龙潭湖高层公寓设计起,20多年与住宅和小区的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开始试点装配式住宅建设,妈妈接到设计任务后,成天琢磨,反复推敲,在满足使用的前提下,使墙板构件规格大为减少,并结合外装修的改进,提高了装备化程度.她的设计曾被评为优秀设计,她也被评为设计院技术革新标兵.她主持了1960、1962通用住宅设计、1964装配式住宅设计,还有水碓子小区规划,独立式试验住宅(1963年)设计等.

1964～1965年她主持的北京龙潭小区规划设计工程,在小区建设中作了先驱探索.龙潭小区是市建委抓的试点,采用了当年少见的“五统”建设方式,即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投资、统一施工、统一分配,统一管理.区内有住宅楼40栋,并有配套的教育和商业服务设施.1964年春开始规划设计,7月一开工,设计小组就进驻现场.妈妈那时就像长在了工地,有时节假日也不回家.他们与施工单位配合协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先地下后地上”地进行建设,仅一年多就建成占地10ha多,建筑面积约10万m2的装配式住宅小区.

20世纪70年代她除了主持设计向阳化TU的工程和小型使馆、参加北京前三门大街的规划外,又主持设计了张金庄小区规划(1972年),西二环“全装配”高层住宅(1975～1976年),北环西路小区规划和配套项目工程(1976～1977年),北环西路小区的南区北区规划《1980年》等等.

妈妈一直认为“建筑工作者必需具备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工程不论大小,她都精心对待.例如1978年做的龙潭湖公园大门设计,约60m2的任务,她这个主持过众多小区设计的专家,还身体力行到公园守门收票,体验生活,在功能需求和艺术处理上反复比较后,才确定了设计方案.

妈妈虽然天分不低,是院里唯一的女高工,但她不像爸爸那么才华横溢.她更多的靠勤奋,下“笨功夫”：她加倍付出,全力以赴；她经常早出晚归,加班加点.晚饭时爸爸这只先到家的“快乌”总要仔细地夹一盘子菜,留给她这只还在飞的“慢乌”.

爸妈同样认真、同样勤勉、同样敬业.从小就见他们忙,总有赶不完的工程.晚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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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学业职业相同,爱好也相同,都喜欢写生绘画.早年假日带全家郊游,他们一人一块画板、一盒水彩,坐下来写生,以独到的观察和取舍,捕捉自然色彩与光线的变幻,沉浸在建筑与环境的透视关系、明暗虚实的描绘中,其乐无穷.

1960年11月《北京晚报》的专访写道：“学习绘画,也锻炼了巫敬桓的观察能力和审美能力.由于他经常出去写生,对自然界的色彩、各种建筑物的造型,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观察,对美的感受和辨别力也更加深刻和敏捷了.这些,都不知不觉地运用到他的设计图里.”

1962年爸爸的画参加了建筑工作者绘画展览会,还被重点介绍.当年7月20日的《北京晚报》是这样报道的“等展览会上有一幅百货大楼的画,远远望去和照片一样,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建筑师巫敬桓画的.画成这幅画的时候,百货大楼还连个影子也没有,但是大楼建成以后,却和这幅预先画好的画完全一样.等建筑师做画的目的是把设计思想画出来等”

但是以后,带家人出游的闲情逸致没有了,生活越来越简单化,他们衣着朴素得与当年的西服革履,旗袍烫发有着天壤之别.被全院上下称为“张大姐”的妈妈更忙了,她舍弃了过去的业余爱好,一心扑在工作上.

而爸爸还是放不下手中的画笔,20世纪70年代初即使出差到天津,在“铁三院”支援坦赞铁路的车站设计,也不忘忙里偷闲到街头写生.当时因达累斯萨拉姆车站的多次设计方案未被坦赞方接受,北京方面去人支援.以父亲为首的三人小组经过调研,很快做出方案,连爸爸的建筑渲染图一起送出,立即被坦桑尼亚总统拍板留下.他的作品留在非洲化成恢宏的建筑,他带回来的却是几张天津的街头小景,或繁华闹市,或跨河桥梁,或白日水彩,或夜景渲染,趣味盎然.

由于爸爸出众的绘画才能,前一直在院里的“北京市业余建筑学院”教授建筑绘画,白天画图,晚间授课,忙得不亦乐乎,院里不少年轻同事又是他的学生.去世前他也还在筹备恢复职工业大,备课绘画课程.

老同事们都说巫工幽默风趣,是个活跃人物,有他在,周边总洋溢着恢谐与活泼.在家里,爸妈都喜欢说笑,有时他们画图,我们凑进去捣乱,他们就放下画笔,跟我们嘻哈一阵子,没大没小的.

我和姐姐从小就羡慕他们,理想是长大后当个像父母一样的工程师.可惜遭遇,学业中断,工程师没有做成,倒去了农村边疆.

后来我们先后回城,可就在一家人刚刚团聚不到3个月,1977年9月17日的下午,爸爸在办公室画图时突发脑溢血,送医院已抢救不过来,年仅58岁.他长年血压高,那时没什么特效药,他一年四季坚持打太极拳,在做最后一个工程――纪念堂南大厅的设计时,还坚持在复兴门到天安门之间步行上下班.9月21日追悼会的那天,多年不见的杨廷宝爷爷赶来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妈妈拉着老师的胳膊,小女孩似地哭了,杨爷爷父辈似地劝慰她.

爸爸走后,失去支撑的妈妈一下子就老了,虽坚持上班工作,并在1980年评为国家级的高级建筑师,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她曾因手术取掉几根肋条骨,特别瘦弱.终于在我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妈妈因肺炎住院就再没出来,我和姐姐天天轮流陪护,也没留住她,终因肺心病于1982年7月6日去逝,仅59岁.

在爸妈离去的二三十年间,北京的变化翻天覆地,建院改名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原来就是国内一流的民用建筑设计单位,现在更加发达起来,不断承办国家重头的现代化工程的设计.他们当年教过的学生,带过的小青年,都已成栋梁之材.

可惜二老没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没赶上在建筑创造蓬勃的时代大显身手.在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他们被认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了大半生.他们一辈子搞建筑设计,竟没来得及住上宽敞的房子.

但他们的建筑作品留存在了大地上.他们设计的商场、宾馆屹立于繁华之中而几十年光彩不衰；宏伟的车站建筑在非洲大地上依然熠熠生辉：众多的新式住宅小区的规划设计,高层公寓的探索、中小学新校舍的实践,都成为北京城市现代化进程画卷上不可或缺的段落.20世纪90年代,我曾到王府井百货大楼采访,正值那里内部加固装修,接待者说,这座建筑的外形是不能随便动的,因为是我国已故的著名建筑师的作品.

倾注心血的作品映证着新北京建设的历程,他们与许多老一辈建筑师一起,用平实的探索与实践为这座城市的腾飞铺垫了坚实的基石.

如果说他们站在前辈老师的肩上,开拓了新中国的建筑设计,谁又能说以后一批批新秀不是站在他们的肩上,继往开来,创造出中国建筑设计新的辉煌

他们并没有远去.

整理着他们的绘画、照片,文字,处处感到鲜活的生命力.他们依然光彩照人,潜行在这些文字图像之中,显影于不能遗忘的记忆深处.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当音乐沉默的时候,建筑依然在大地上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