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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面对全球生态危机形成的“人类中心论”和“环境伦理学”本质上都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化的解读.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对作为“人类中心论”和“环境伦理学”之本质的理性形而上学的清算,在本体论上确认了历史与自然的统一,在此基础上的生态思想,才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关 键 词：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生态危机；自然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223-03
怎样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当前全人类所必须予以解决的最基本问题.20世纪后期,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愈来愈严重的破坏,全球生态危机作为人类与大自然矛盾冲突的一种后果,开始凸显出它对人类的严重威胁.人们已清醒的意识到,克服生态危机,除了依赖经济和法律手段,还必须有理论支持.国内在研究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出现了两种生态理论,“人类中心论”和“环境伦理学”.①这两种理论对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生态问题有着积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但是笔者认为,这两种理论都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化的解读,对解决当代生态问题不具有现实意义.
一、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境域对“人类中心论”的哲学批判
本文在广义上,把旧人类中心主义、新人类中心主义和国内新近提出的人类中心观点统称为“人类中心论”.之所以作此归统,是因为几者的共同本质乃是西方近代形而上学.
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是主—客二元关系型.这是由西方近代哲学两大流派共同创立的.经验论的开创者培根首先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主张通过对自然秩序、自然规律的认识来获得支配自然的力量.唯理论之父笛卡儿则以“我思”确立了主体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的终极裁判权.前者使自然作为客体向人敞开,后者则使人作为主体登场,并最终确立了其对于自然客体的至尊权威.这种主—客对抗的关系型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实质是确立了人征服自然的强势态度,这正是后来人类中心论的滥觞.
新旧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哲学家布赖恩·诺顿（BryanNorton）对“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旧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新人类中心主义）的区分,前者是“仅从人的感情偏好、感性意愿出发,一味纵容和姑息人们那种把大自然视为满足人的感性偏好的原料仓的掠夺性的开发方式”；后者是“从理性偏好出发,理性偏好是一种经过审慎的理智思考后才表达出来的或需要,它不仅能满足人的偏好,而且能根据一定的世界观对这种偏好本身的合理性进行评判,这就使得它能够对那种一味掠夺大自然的行为提出批评,从而从源头上防止人们对大自然的随意破坏”[1].旧人类中心主义在它的时代对于突破以神为中心的宗教统治是有积极意义的,它让人类发现了自己,充分展示了主体的力量,从此人类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自然的支配,有利于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但是这种主体性后来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对它的过分强调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引起了人类发展中更深层次的矛盾,即人与环境的矛盾,进一步破坏了人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转变根源于旧人类中心主义在本体论上对人类与宇宙万物的中心与从属、征服与被奴役的关系的确认,它也由此成为当代生存危机的深层根源.新人类中心主义是在对前者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称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新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应从历史观和价值论的意义上来研究人类中心主义,而不再从本体论、认识论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它强调的是人类整体利益和需要.在价值观层面对“合理性评价”的引入,实质是以理性对人类依据感性偏好随意破坏大自然的行为作出限制,避免了前者仅强调人作为感性主体的片面性主张.理性的限制的确有助于缓解人对自然无所顾忌的掠夺,但不能从根本上使生态危机得到解决.因为无论是感性的偏好,还是理性的偏好,终究是人的偏好,通过协调人的感性与理性,以感性与理性达到“和谐”的人去善待自然,仍然保留了人对自然先验的优先权.这仍然没有脱离近代形而上学之主体性哲学的窠臼.
国内学界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提出的“人类中心”观点,否认了一般存在论意义上“中心”的存在,这无疑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那么,“人类中心”如果不是在存在论意义上的中心,它将在何种意义上成立呢?中国政法大学的李德顺教授认为,所谓“人类中心”的真实含义,只能是“人是人类全部活动和思考的中心”,“人是人的世界的中心,人是人自己的中心”.这一定位的实质是：尽管在事实领域,包括人在内的任何事物都不能成为中心,但在价值领域,人是必须居于最高的、主导的地位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观念：人类中心可以抛开现实世界,而在价值观的领域独立成立.笔者认为,价值观作为人对世界和自身的总体看法、目标和理想,固然具有对于现实世界的独立性,然而这种独立性终究是相对的,以人本身为目的、尺度、标准和根据的实现是有前提条件的,这就是作为社会、历史和自然相统一的外在世界的辩证运动.诚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没有人感性的实践活动,人的直观能力也不可能存在,遑论人的价值观念的成立.所以,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2],因为他看到的只是在感情范围内抽象的人,而全然不考虑人所处的社会联系、生活条件等因素所构筑的现实的社会系统.同样,剥离了“世界存在与事实”（作为人的实践活动,而非作为抽象的事实描述）的价值概念,也只是在理论领域的自圆其说,它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实际上重返了费尔巴哈.因而即便在所谓“应然”的意义上,“人类中心”也是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提这样的旧形而上学概念,在今天根本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二、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境域对“环境伦理学”的批判
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依照其立论基点的不同大致可分为生命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前者认为所有生命个体都有维护自己生存的道德优先性,因此主张把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后者依据莱奥波尔德在《大地伦理》（1949）中提出的基本道德原则“当一事物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时,就是正当的；反之,就是错误的”,认为应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和整个生态过程都当成道德关心的对象.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兴起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和批判起过积极作用,它批判了人类是宇宙中心的论点,批判了人类只图自身利益而征服自然的利己动机,批评了人类过于自信的将经济增长作为唯一发展目标的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人道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观对于人类道德完善和道德实践都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