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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充满各种意外与诱惑的竞技场,少数官员搞一张假文凭,完全符合投入小、收益高、风险低的特点.
2012年5月,山西省河津市新任住建局局长薛新民因11次擅改年龄、4次谎报学历被媒体.6月8日,河津市市委免去了薛新民的局长职务.
有统计显示,在近期换届的各省省委常委里,四个人中就有一人戴“博士帽”.高文凭,早已成了官员升迁之必备砝码.亮眼的文凭似乎是一种炫耀的资本.
学历的诱惑
在官场上,薛新民的个案绝不是孤立的.翻看这些年关于官员学历丑闻的新闻,很容易看出,因学历问题被牵出的官员,要么是早年在街头买的假文凭,要么是因为贪腐等其他原因而顺带牵出假文凭问题.显然,后者占了多数.
坊间广为流传的一个例子便是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其所持有的是北京大学函授書和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报道称,胡长清“通过自己在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院的关系,办了一套函授本科学历和法学学士证書,把这些假材料装入档案.借此,胡被几所大学聘为教授,满足了要‘名’的”.随后,北京大学专门出面澄清此事.
原来,在胡长清东窗事发后,中纪委办案人员曾到北大调查取证,最终查实胡所持的書和学位证書是从社会上贩假、制假的小贩手里买来的書.
1992年,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室主任的胡长清利用国家税务总局与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合作办学的关系,找到当时在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担任教务管理办事员的焦某(1994年借调到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1995年正式调入,离开北大),让其为自己搞个北京大学成人教育書.由于北大成人教育管理严格,焦某一直没有找到可乘之机.直到1993年,在胡长清的催促下,焦某自己花钱在海淀找了一个贩卖假書的“小贩”,让小贩做了假的北京大学函授書.
1995年,已经调离北大的焦某又用同样的办法,为胡长清在街上买了一份假的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证書.
令人啼笑皆非的还有广东省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当她被查处后,学历问题才露出水面：只有小学文凭的她,却拥有广东省委党校的研究生文凭.
2007年7月4日,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公用科技”因资产重组停牌.到8月20日复牌时,连续14个涨停板,股价涨幅高达300％.知悉交易内幕的人在此过程中轻松一夜暴富,其中也包括李启红.
李启红文化水平很低,虽然做过党校校长并获得过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但水分太多,从她各种场合的讲话来看,只要不是秘書起草的讲稿,就语无伦次,经常不知所云.
这样的窘境太正常不过了,因为李启红虽然具有“党校研究生学历”,但她实际上只有“读完小学”的经历,14岁就辍学到镇上的藤草工艺社做工人.荒唐的是,李启红15岁时就成为革委会委员,16岁时成为居委会主任,20岁时成为公社干部,21岁时成为镇党委副書记、办事处主任.
有意思的是,在强调依法治国的改革开放时代,仅“读完小学”的李启红依然官运亨通.20世纪90年代,李启红的职务从中山市妇联副主席到主席,再到中山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此后,她分别担任中山市委副書记、市委党校校长、代市长等职务.2007年1月,李启红担任中山市委副書记、市长、市政府党组書记,这也是她权力的顶峰.
2010年5月,因严重的经济违纪,李启红被“双规”.随后,她震惊世人的学历问题也仅仅是拔出萝卜时被带出的泥而已.
还有陷入学历的唐骏,其母校西太平洋大学也出过一位曾任河南省旅游局局长的官员校友苏福功.2010年,因年龄问题,他任职于河南省政协.
由此看出,官员如果只是单纯地弄个在职文凭,没有任何风险可言.
制度的根源
在实践中,知识化的标准其实就一条,那就是看官员文凭的高低.
1995年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一般干部要有大学专科以上的文化程度,省部级干部要有大学本科以上的文化程度.2006年,中组部更是明确指出,县级党政正职干部应该具有大学本科以上的文化程度.2009年,重庆市发文规定2013年后尚未参加大专学习的35岁以下基层干部将被辞退.
这么多具体的规定,无非就是一个意思,没有一张能“hold”住人的文凭,想在官场混那是很难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官场几乎没有一个官员仅仅因为文凭的问题而受到处理.少数受到处理的,那都是因为被媒体,而且是官级较小的.
中组部曾在全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干部和中管企业领导人员共67万多人的学历、学位中发现了1.5万多例误填、错填或虚填、假填.但是,并未见到有任何公开的处理结果.
面对这种局面,党建专家钟岩回忆道,改革开放初期,认识到干部老年化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干部“年轻化”.当时,按“年轻化”标准选拔的干部大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年轻,二是有文凭.正如人们一度所说的“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这给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即组织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时,简单化地套用“年龄格”和“文凭格”这两项指标.
对自己的文凭有清醒认识的干部毕竟不多.据了解,目前的干部假文凭已经集中在硕士和博士,只能拿本科文凭的培训班对于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在各种各样的函授班、研究生班学习的人中,任职于党委和政府的干部远远多于在人大和政协任职的干部.一位熟知内情的党校老师说,干部提高学历主要是为了升职,而人大、政协的干部再提升的可能性很小,积极性自然不高.
相比国外,中国官员的任职条件显然算高的.在美国,招聘外交官的要求中,学历一栏是“高中毕业”,即只要接受过美国的义务教育就可以了.与此相比,中国对干部的强制性学历要求已经相当高了.
据调查,现在不少地方和部门把学位等同于能力的现象很普遍,有地方甚至列出了“学位—官级换算表”：学士相当于科员,硕士相当于科长,博士相当于处级,博士后相当于厅级.有的地方大量选拔博士进入领导层,形成博士兵团,被媒体报道为亲近知识、拥抱科学.某市在编的博士就有82人,他们均担任副县(处)级及以上领导职务.某省副处级以上公务员中,已经有1/10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
专家们认为,中国数千年的科举制度造成了“只有读書人才能做官”的传统理念.有专家表示,现在清理假文凭和“文凭公示”其实质都是“唯文凭论”,“如果文凭在干部升迁中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那产生‘寻文凭’的现象终究是难免的”.
附录
外国官员假文凭丑闻
1.美国奥委会主席桑德拉鲍尔文,科罗拉多大学英语学士学位,2002年辞职.
2.以色列旅游部长埃斯特里娜塔特曼,伪造希伯伦大学研究生学历,2007年遭刑事指控.
3.联合国人力资源信息技术部主管乔纳森布兰克森,从文凭工厂购买硕士学位,2007年被开除.
4.俄罗斯达里尼格尔斯克市前副市长亚历山大杰列比洛夫,曾因使用假文凭被送上了法庭,失去官职并被判处5万卢布的罚金.
5.2005年8月,美国调查人员追查一家网上销售伪造文凭的公司,调查人员爆出惊人内幕：至少135名白宫工作人员曾购买伪造文凭.
6.2007年,葡萄牙政府对总理若泽苏格拉底是否采用虚假学历一事展开刑事调查.后来,在葡萄牙政府网站上,苏格拉底的简历悄悄地从“土木工程学士”学位降格为“土木工程专业文凭”.
7.2010年,巴基斯坦政坛多达上百名议员卷入假学历丑闻,他们被指控为了达到学历要求而提供了伪造证書.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2年7月上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