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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猖獗的活动,合肥市市长张庆军提出,合肥2014年争取摘掉“整治重点城市”的帽子,“三年时间打造无城市”.
2014年3月,一份由网友制作的“合肥地图”惊现网络,详尽列出合肥聚集区域,让许多人闻“传”色变.近年来,合肥已渐成继广西后的“天堂”.一方面,打传铁拳不止；另一方面,痼疾不绝.
面对猖狂的态势,2013年底,合肥市表露打传的决心,提出目标,争取2014年摘掉“整治重点城市”的帽子,实现“三年时间打造无城市”的目标.
据“中国反传志愿者联盟”的保守统计,合肥市大军已经有20万人之众,吞噬资金数十亿元.人们不禁疑问,一个位于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合肥为什么会成为的新聚集地?是什么成就了合肥猖獗的之势?
进化史
合肥的起源,要追溯到13年前或者更早.
目前有案可查的合肥特大案发生于2001年7月10日,合肥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与蜀山派出所联手,在蜀山村杨岗一带,查获了一起由河南人组织的“全球得利案”,现场缴获全球得利卡及大批海豹油等产品和数十本课讲义的笔记本.据统计指出该案涉案人数近700人.
此后,合肥势头一度平息.但从2006年后至今,随着合肥滨湖新区、政务文化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新区的大力建设,在合肥各大新区又肆意蔓延.
2007年,伍明领导的“康和斯公司案”发展下线300多人,涉案金额694万元；2008年,合肥市查处组织数十个,捣毁窝点67处,立案查处9起,抓获大小头目78人；2009年,刘海领导的“假天狮案”涉案129人,涉案资金100多万元；2010年,“国家工程”“1040工程”“皖江开发工程”等一批案先后浮出水面；2011年6月,合肥警方成功打掉了挂牌督办的“统一会”特大组织领导案件.清查、捣毁“统一会”非法窝点130个,抓获该组织成员384名,涉案金额数千万元；2012年,陈某以“资本运作”为名领导的合肥史上最大案宣判,56名被告人均构成组织、领导活动罪,判处4800多万元的罚金.
以时间为脉络,不难发现,合肥从形式到模式上都发生了质的改变――从早期的公司非法运作,逐渐发展成国家项目骗局；从人身自由,转化为考察洗脑.
“合肥采取的是异地,组织一般不收本地人.不会限制人身自由,业绩不佳还会开除组织.组织多以‘1040工程’和‘资本运作’为主,以获得国家暗中扶持为由,臆造天鹅湖景区和市政大楼等建筑构造中暗藏的‘1040’‘21’‘制’等数字信息,对新人进行现场洗脑.组织还将国家的打传行动称作‘调控’行为,谎称打传的目的是防止行业过快无序发展.迷惑性之大,危害之强,前所未见.很多合肥的组织是从广西、浙江分流过去的,他们全国打游击,保持组织的生命力.”从合肥脱离组织的徐先生这样说道.
“合肥的模式已经不是单一的虚拟经济,很多组织有实体产品,有办公场所和空壳公司.手段上也不再是简单的骗亲人骗朋友那样的老套路.很多女孩子为了拉人直接采取献身献色的‘潜规则’方式；待其上总（组织中的级别称谓）后告知骗局真相使其无法脱身.”有着上总经历的反传专业人士胡老师在采访中表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倾家荡产,六亲反目,自己也陷入终生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之中.”
“反传联盟在卧底合肥组织取证、救人及讨债过程中,往往也会遇到黑社会势力干涉.大型组织管理严密,且有很深的社会背景,在运作过程中,软硬兼施的手段让活动的危害性更隐蔽,更具有破坏力.”胡老师透露,“有些被救助者进入了上总级别,有了更大的利益纠纷和量刑顾虑,明知道是骗局也不愿意回头.”
合肥重灾区：
包河区：近年来,包河成为合肥的“首重之地”,滨湖新区更是沦为合肥“大本营”.2014年5月9日,仅一个上午,240名执法人员就在滨湖新区打掉窝点123个.
2006年底,滨湖新区投入建设,数年间人口增加近50万,偏远的地理区位和高速的发展为活动提供了发展契机,人员多以“管理工程”“找工作”甚至“恋爱”等借口为幌子骗取人员加入,项目以“1040阳光工程”骗局为主.从事人员结构主要集中于三类人群：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下岗失业者；面对就业压力的高校毕业生.有着参与人数众多,打传行动中暴力抗法趋势明显的特点.
蜀山区：位于合肥西南部,合肥市四大主城区之一,“市政大楼”“天鹅湖景区”也成为了当地“教材”,堪称“1040工程”的“洗脑课堂”.蜀山区的窝点曾搜出支,发生过“绿怡居命案”“金星家园命案”.
庐阳区：位于合肥市区中心和北部,是合肥市的核心城区,安徽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合肥城市崛起的代表性窗口.屡次曝出以大杨镇多个小区为据点的特大活动,乡镇地带的社区、街道等角落肆虐.
北城新区：紧邻合肥市主城区,合淮同城化发展战略核心区,在合肥界有“南有滨湖,北有北城”的说法,合肥的新根据地.
原因
合肥位于中国中部,相较邻近的省会城市,经济并不算发达.根据合肥市统计局3月24日发布的《合肥市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2013年年底,合肥市的常住人口为761.1万人.相较2010年统计的常住人口为570.2万人而言,短短3年的时间,合肥市的常住人口增加了近191万人.
合肥交通较为便捷,气候适宜,合肥人说普通话,排外观念较轻,饮食结构较易接受,物价不高,作为省会城市,却有着三线城市的物价.外部条件非常符合‘乐园’的构建.
能够在合肥大行其道,现象的背后有着更多深层次的原因.“合肥的活动呈分片集中的趋势,基本上以南派为主,多打着公司旗号,接待人往往以考察项目为名,带新人进入高档酒店吃饭,入住高档小区,不限制人身自由,讲究精神控制.其计酬方式是几何倍增骗局.”反传救助咨询人士醒梦向记者介绍,“南派的迷惑性非常大,且很难取证.”
与此同时,组织不断地吸收新元素,千帆竞过的创新演变模式,让人防不胜防.而且,有关打击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不少组织利用法律漏洞,逃避打击,以至于让执法机关的执法方式也尴尬不已.
“出局”的诱惑
合肥的模式主要是“1040工程”和“资本运作”两种.以“1040工程”骗局为例,参与者投资的第1份产品费用为3800元,其中3300元是“门槛费”,另外500元是实质产品（产品五花八门,西服、化妆品、保健品等,有些组织直接使用虚拟产品）.每个参与者最多可以认购21份,除第1份外的其余每份3300元,共计投资69800元,“出局”时可赚到1040万元.
“1040工程”实行“制”,组织谎称69800元中45%交给国家,剩下的55%做为从E级（实习业务员）到（高级业务员俗称老总）的奖金分配.55%当中还有3%作为“老总”级别的效益返还.当个人发展29名下线,认购600份产品即可上“总”的级别,实现6～10万的保底工资.实际上,大部分钱全部被上层瓜分,且从来没有人能够出局.
“参与者上总后,老总往往会组织高层召开‘上总宴’,揭示骗局,并将上总的人和下面的人隔离,上总人员不会再从事实质性的活动,也不会得到所谓的保底工资,要在地定居,接受组织的控制.因为此时,上总的人大多是靠骗亲戚朋友上位的,且人数上刚好够30人的刑法量刑标准,出于事态考虑往往瞒着真相往下捱日子.”胡老师说道,“下线不发展人,上总后也没有收入来源.”
而资本运作和“1040工程”的模式类似,同样的投资额,同样的晋级制,同样的1040万元“出局”骗局.
钻法律空子
2013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组织领导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进行了新的立案追诉标准,对组织和领导活动的人员数量及层级作了新的量化,规定“组织、领导的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
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体系,“聪明”地控制在27人左右来规避惩处,钻法律空子,而且,一些人员拒不承认自己从事的是活动,也不会指认上下线,导致证据不足.多数时候,打传的执法者对于人员只能规劝教育,不能起到“治本”的作用.
“轰麻雀”式执法
近年来,正试图融入合肥生活常态.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员一方面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又繁荣了当地房屋租赁及餐饮行业.许多合肥当地人虽然不堪其扰,屡次,却屡禁不止,让打传执法陷入“轰麻雀”式的尴尬.
“现在的现状和立法滞后有很大的关系,打击应该通过立法来进行取缔.”合肥市长张庆军说,目前我国对定罪的法律依据不强,的情况和人群也分多种,如果仅仅依靠驱逐,并不是打击的长久之计,必须依靠一些法律手段来起到威慑的作用.
成果
2013年5月4日,合肥滨湖区,300多名人员聚众暴力抵抗执法,造成数名执法人员受伤,轰动全国.随后,合肥市发起“皖剑-2013”等系列行动集中打击活动,有效遏制蔓延的势头.合肥市还陆续出台《合肥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合肥市关于严禁公职人员将房屋出租给人员使用的若干规定》《对窝点实施“停水、停电、停气”措施工作流程》《2013年合肥市打击工作考核办法》,防止出现“打而不死、驱而不散、散而又聚、遣而又返、死灰复燃”问题,积极建立市、县、街道社区、村（居）四级打击格局.
“分子利用建筑物和景点编造谎言骗人已成为一大公害.”合肥市打传办透露,针对此类以景点为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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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相关部门专门开展有针对性的打击行动.蜀山区聘用15名保安每天坚守在市政中心广场严防死守,在天鹅湖周边安排50名保安不间断进行巡查.包河区针对人员利用安徽名人馆、渡江战役纪念馆、滨湖艺术馆等场馆设施进行洗脑的情况,组织多部门连续开展集中打击清理行动.一记记猛拳之下,打击已见成效.据了解,目前,重灾之地滨湖新区区涉传投诉同比下降45%,房屋出租价格由年前均价2000元/套一房难求到现均价1200元/套难以出租,并且出现了每日都有人员搬离滨湖新区的现象.
据统计,2013年以来,合肥市共出动执法人员32965人次,取缔窝点6188个,教育驱散人员19727人.机关抓获头目863人,刑拘322人（其中2014年抓获52人、刑拘19人）.工商机关行政处罚活动案件56件.
2013年6月以来合肥打传行动部分成果展示：
2013年10月28日,蜀山分局侦破了以刘某为首的、团伙成员超3000人的特大“组织、领导案”,一举抓获违法犯罪人员117人,刑事拘留头目60人.
2014年3月28日,王丽娟领导的、发展下线8500人的“安徽特大案”在包河区法院一审开庭审理,42名被告人出庭受审,涉案金额高达2.4亿元；
2014年3月31日,蜀山区在当天的联合执法行动中,就捣毁窝点72处,抓获分子318人.
2014年4月2日,执法人员在北城新区某小区入户调查185户,遣返202名人员；
2014年4月3日,执法人员在北城新区某超市搜出大量为宣传服务的非法出版物,包括挂历、台历、杂志、资料书、画册等近300件,还有伪造的国家“红头文件”；
2014年4月9日,庐阳区局抓获以“区长”程某某在内的核心犯罪嫌疑人15人,捣毁窝点17处,将涉案人员达1000余人的特大网络连根拔起；
2014年5月14日,庐阳区局整治了40个小区的活动,检查疑似窝点688户,清理取缔503户,现场教育2000多名人员.
隐忧
之所以在合肥屡打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背后隐藏的利益隐忧.
为合肥带来了大量人口,不仅带动了新城区建设,还繁荣了新城区经济.以滨湖新城的商品房为例,2010年,滨湖新区商品房的房价还在3000元至4000元,到了2013年,就涨到了8000以上,比肩合肥主城区房价,租房价格也节节攀升.
“这些人员租房不问价格,导致此地房租至少被抬高了三分之一.”合肥市丁岗社居委有关负责人介绍,100平方米的房子,一般月租金1600元左右,人员租住后,能给到2000多元.
但这种“经济”背后却埋下了巨大隐患.如今,政府加大打传力度,却不能根治,只会驱离人员进入更新的城区.
打击往往需要多部门联合执法,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即使配合“刑罚+罚款”的模式,惩治范围和惩治效果依然有限,这也冲击着执法者的执法信心.“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打传往往以罚款为主,陷入打传‘死循环’.”徐先生颇为无奈地对记者谈道.
,作为合肥经济领域的“邪教”,在2014年的“摘帽”严打行动中,力度、决心及最终走向还有待观察.当下,合肥三年内打造“无城市”,依然道阻且长.
编辑：陕丹vipp-vipg@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