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与典律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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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文学边缘化之后的“后文学”时代谈论文学,在一个“解构经典”或者说“非经典”的时代谈论经典,多少有些尴尬,尤其谈论的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问题.其实关于什么是“经典”、“经典”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的许多文艺学家都做过阐述,但很难形成一个普适性的界说.2004年,黄曼君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一文中认为经典本身就存在着一系列悖论：“既是永恒的和绝对的,又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既是自足的和本体的,又是开放的和超越的；既是群体的,又是个人化的.”在对“经典”进行了词源学意义上的考察之后,他认为经典的内涵和特征至少应从三个方面进行把握：“从本体特征看,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在存在形态上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从价值定位看,经典必须成为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而具体到文学经典,黄曼君也指出,文学经典除了具备一般的经典特质外,还有自身的特点,它“更强调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来理解‘人’”.这种观点应该代表了中国学者对“经典”的最新认识.当然,这一认识是预先假定了一个本质主义的基点,即认为“经典”内部存在一些永恒的质素,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只要具备上述质素,一部作品就有成为经典的可能,反过来说,也只有具备上述质素,一部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

但历史地考察,任何作品的经典化都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并非一部文学作品只要具备了经典的必要质素,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被人们认可的经典,经典的身份是在不断的阅读、阐释、批评中逐渐被赋予的.因此,如果说对于什么是经典或者经典的本质要素究竟为何,由于往往受制于视阈的局限而很难超越时代并且获得今人以及后人的认可,从而带有不确定性的话,那么“经典化”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过程.一部作品从发表、进入传播的流程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其经典化的历程.当然在经典化的道路上,有的作品走的比较远,最终可以跻身被认可的经典作品之列,而更多的作品则是刚刚起步就被淘汰,丧失了成为经典的机会,当然也有的作品会在某一时间段内跻身于经典之列,但时过境迁之后,随着那种时代性的经典质素其价值意义的丧失,经典的身份又会悄然退去.这种阶段性的经典,或者带有某种限制性定语的经典——比如“民国文学经典”、“共和国文学经典”、“红色经典”等等等,其实未必会成为真正的经典.因为真正的经典是超越时代、也不须加以修饰限定的.加有限制性定语的经典,充其量只能算是某一限制性范围内的较为优秀之作,离普遍认可的经典还有一定的距离.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这种距离的存在,才需要在“经典”二字之前戴上一顶限制性帽子,以显示与真正经典的区别.说白了,带有限制性定语的经典,都是非经典或者伪经典.而这种带有限制性定语的经典一旦铺张开来,经典也就会随之泛化,实际上构成了对经典严肃性的一种消解.

当然,经典性作品的筛选过程或者说经典作品的建构过程,会涉及到各种权力的博弈.政治权力、宗教权力、知识权力等等在经典的建构过程中都会以单独或者合力的方式参与其中并且发挥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那些不具备话语权的普通读者大众是被排斥在经典的建构程序之外的,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经典的结果.只有到了大众文化蓬勃兴起并且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及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成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之后,作为大众文化主体的普通读者才开始在经典的建构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并且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相应地,政治权力、宗教权力、知识权力等这些在历史上对于经典建构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其作用力也开始逐渐弱化.

经典建构的过程其实也是作品经典性逐渐累积的过程.依据斯蒂文·托托西这种“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的观点,黄万华先生曾著文指出“在文学作品经典性累积的过程中,‘选辑’、‘论述’、‘改编’构成最重要的环节.而一般读者在这三个环节上的参与也越来越明显.”而对于“选辑”,黄先生认为“就是运用一定的选择原则,在某段时间里从众多作品中编选一套文本提供给读者,除了大系（包括文库、选集等）和文学教学课本等具有传统影响力的选辑外,文学评奖、评选、排行榜等选辑行为也日益具有影响力.”历时地考察经典化的过程,“选辑”的确是作品走向经典化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不过具体到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考虑到当下的文学生态,“选辑”的内涵还可以有所扩大,或许在“文库”、“选集”、“文学教学课本”等“具有传统影响力的选辑”之前,还可以加上“文学期刊”这一条.

在传统纸质文学生产的流程中,文学期刊只是文学作品发表的第一个场域,编辑在编选作品时尽管也有个“选择”的过程,但将其视作经典化的第一步似乎有些言过其实.当然,这只是就发表原创作品的文学期刊而言,而那些“选刊”类文学期刊,如新时期以来的《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长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诗选刊》等等则在实际上已经在做“选辑”的工作,自然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步骤和助力.比如《小说选刊》,1980年创办的《小说选刊》原本就是为每年小说评奖做前期准备用的：“为评奖活动之能经常化,有必要及时推荐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可作年终评奖候选的短篇佳作.为此,《人民文学》编委会决定编辑部增办《小说选刊》月刊.”在这个意义上《小说选刊》不仅本身就是一种“选辑”实践,而同时也为另外一种“选辑”——评奖奠定了基础.“据统计,1981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20篇作品中,有14篇在《小说选刊》上选载过,占70%；1982年获奖的20篇作品,全都在《小说选刊》选载过,占100%.”1983年《小说选刊》从《人民文学》分出后,“新版《小说选刊》不同于其他兄弟选刊的另一特点,是在选发作品的同时配发评论文字,尤其看重人选作者的创作经验谈等”而这也就涉及到了“选刊”类文学期刊在作品经典化过程中所具备的另外一种功能,那就是为“论述”——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提供文本.事实上,在《小说选刊》创办之初,就有批评家注意到了这种“选辑”工作为文学批评带来的便利：“广大读者,当然也包括如像我们这样的、从事文学组织和文学评论工作的读者,为了能够在有限的时间中,较少遗漏地阅读到一个时期内所出现的优秀作品（其中包括那些引起争议,却具有明显艺术特色的作品）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样的需求：希望能有人来从事一种‘拔萃’的工作,从数量浩繁同时又是水平不一的新作中选拔出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并将之推荐给广大读者.——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小说选刊》,就是一种将要努力进行这种‘拔萃’工作的文学读物.”考察那些已经被写入文学史的优秀作品（或者说经典作品）可以发现,新时期以来进入文学史的大多数作品都有被各类“选刊”选载并重新发表的经历,例如池莉的《烦恼人生》、阿城的《棋王》、刘恒的《狗日的粮食》等等等,都是由“选刊”重新发表,从而引起评论界的关注,被不断阐释、论述,最后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经典而进入文学史的.因此,正如张颐武所言：“经典成为经典的道路是由刊物的编辑发现,然后进了选刊,同时被评论家所发现,进而走入经典行列.”而关于作品经典化的过程,吴义勤也有过精彩论述：“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存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他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等”这种当论家对作品的“当代认可、当价”,其文本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各种“选刊”类文学期刊所做的“选辑”工作.因此,“选刊”类文学期刊对于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在作品经典化过程中还有一种专门从事批评、阐释等“论述”性工作的“批评”类或“研究”类文学期刊,如《文学评论》、《文艺争鸣》、《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等都是,这些刊物以批评、阐释介入典律的建构,其重要作用不须赘言. 如果说在1980年代,相对于其它发表创作的文学期刊,《小说选刊》等“选刊”类期刊已经在为作品经典化做一种“选辑”的基础性工作的话,那么在当下的文学场域中,“选辑"32作就已经不再局限于这种专门的“选刊”,原先那些单纯发表原创作品的文学期刊也已经具备了“选辑”的功能.当下,我们在考虑文学生态场域的时候,不仅应当注意到纸质文学这一传统领域,更应当关注到日益发展壮大的网络文学领域.因此,今天的文学场,是由纸质文学跟网络文学共同构成的.而在网络文学的发表过程中,除一些专门的纯文学网站在发表作品时会有编辑的有限介入之外,其他绝大部分网络文学作品的发表都处于一种随写随发的自在状态,没有经过任何的编选或者“选辑”.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先是作为网络文学发表,在网络上受到读者关注和欢迎之后,才被纸质文学期刊或出版社的编辑注意到,并推出纸质版重新进入文学场.在这种意义上,网络文学作品的平面化或纸质化,已经可以看作是其经典化所迈出的第一步,也就是说,不仅以往的“选刊”类文学期刊,其它“原创”类文学期刊也已经参与了经典的建构.以2011年由《山东文学》、《齐鲁晚报》和网易共同主办的“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为例,在收到的53600余部参赛作品中,先由评论家对大赛平台上各网站推荐的驻站和作品中选出优秀之作进行点评,然后《山东文学》、《齐鲁晚报》选取初评得分比较高、获得初评委肯定的作品开辟专栏发表.而这些被《山东文学》、《齐鲁晚报》选登的作品自然就获得进入终评的资格,参加终评角逐等同时,这些被《山东文学》等纸质文学期刊选载的网络文学作品有的又被《诗选刊》等“选刊”类文学期刊再次选载等在此过程中,《山东文学》等以往不具备“选辑”功能的纸质文学期刊就已经参与了“选辑”,并为作品的经典化迈出了第一步.这可以说是网络文学兴起之后,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变化.

当然,无论是“选刊”类文学期刊还是“原创”类文学期刊,在选择什么作品发表或是重新发表时都有一种话语权在起作用,体现出编选者的文学欣赏趣味与倾向性.在中国现代文学阶段,文学期刊大都是同人刊物,刊发作品时侧重刊发那些符合或者接近期刊同人文学理想和审美趣味的作品.比如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侧重刊发“为人生”的文学作品,而创造社的刊物则侧重刊发那些感伤浪漫的文学作品.如果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来加以解读的话,此时经典建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知识权力.而1949年以后（实际上从19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开始）,在经典的建构过程中,尽管表面上经典化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仍然是知识分子在做,但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空间已经被高度压缩,起主要作用的已经代之以政治权力了.但随着结束后新时期的到来,文学经典化过程中政治权力逐渐淡出——并非完全淡出,知识权力又在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改制”以前,文学期刊在发表或者“选辑”文学作品时,思想性、文学性和可读性成为考量作品的最重要标准,而政治倾向性则逐渐退居次要位置.当然其中也仍然贯穿着“二为”方向、“三贴近”原则等更为具体的要求,比如《长篇小说选刊》“发刊词”中就表示刊物侧重选的是“那些将思想性、艺术性融为一体,既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弘扬民族精神,又能够陶冶情操、获得审美愉悦的作品”.

但随着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推进,第一次文代会所建立来并延续了数十年的文学体制也在发生着变化,文学期刊依靠政府拨款而维持运转、完全无视市场反应的局面被打破.随着政府拨款的逐渐减少乃至完全断绝,文学期刊被迫开始面对市场并适应市场.在此情势之下,无论是“原创”类文学期刊还是“选刊”类文学期刊,要想在市场化的浪潮中生存下去,就再也不能无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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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下文学期刊对于文学作品编选理念的最为集中的表达是2010年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小说选刊杂志社主办的“全国文学期刊主编2010年北京峰会”上发出的倡议书中所强调的：面对文学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文学边缘化的危机,“我们应更加关注那些用事与思的精神观照生命,勘探和还原生存本相,引领人类疲惫的精神走向还乡之旅的作品,以使我们的生活和生命能在凤凰涅槃之后,能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我们应更加关注那些既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又具有世界眼光、世界情怀的作品”等这样一种编辑、选辑理念,势必会影响到文学创作的走向,进而影响到经典的选择与生成.内中尽管没有提“可读性”,但实际上“可读性”却是基石.

要而言之,文学期刊在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无论从“选辑”还是从“论述”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其对典律的构建,也反映出各种权力关系的博弈与消长.正是文学期刊,构成了作品经典化过程的第一个重要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