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用行政机关的办法来管理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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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年11月22日在其网站发布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名单,周文彰不再出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职务.

周文彰的履历,可以归纳为从教师到官员,再回归学校去教官员.在海南的20年,周文彰从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成为“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8年7月,他调任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4年后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9年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多年教学和从政积累的经验在行政学院这个教如何从政的课堂上得以施展,仅仅4年的时间,周文彰在国家行政学院推出了一系列力度不小的改革措施,理顺教学管理制度,在学员结业式上独创“一句话礼物”,收到强烈反响.日前,本刊记者专访刚刚离任的周文彰,解读他的行政学院风云录.

从“会什么教什么”到“要什么找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来到国家行政学院任职?

周文彰：我做这个副院长,与在行政学院学习过有关.2008年9月到12月,我在行政学院英语强化班做班长.英语强化班停了6年没办,我来的时候是第一年恢复.班上面临如何把学风带正、如何把各种意见统一起来,保证培训的正常进行等问题,我这个班长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学校就对我有印象,班里组织部的同学也对我有印象.后来调我来北京的时候,行政学院一些老师要调出去,中组部就征求我的意见.

《瞭望东方周刊》：来国家行政学院之前,对它了解多少?

周文彰：一无所知.我长期为学,在小学中学中专大学这一系列的阶梯我都教过,从小学一年级教到博士,一级不落,所以对教学方面我不陌生.在海南工作的20年对来行政学院帮助也很大,怎么处理问题、怎么做领导干部都是在海南学会的.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你上任以来在行政学院推动了不少改革措施?

周文彰：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理顺教学培训管理体制.这个体制在实际运行当中,我感觉到有一些摩擦、错位.摩擦就是由于工作的体制和机制不畅通,经常在教务部、教研部、培训部、进修部,还有行政后勤部门,有一些摩擦.

我采取的第一个改革措施,就是建立教学培训联席会议制度,这三大部门和行政部门全部的一把手参加,每个月开一次会,任务非常简单,就是大家总结上一个月教学培训存在的问题,然后一起来研究解决.后来的联席会议内容超过了这些部分,有一些教学方面的改革都是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完成的,先达成共识再上报党委.以前没有这种制度连接沟通这几个部门,所以就会导致各自为政.

第二个改革是调整一部分部门的职责,把小教务变成大教务.

我们有三个教学培训部门,一个叫进修部,主要是培训省部级、国企领导干部；第二个是培训部,主要培训地厅级、少数县处级,和师资培训；第三个是培训中心,主要接受社会部门和企业的委托和合作培训.

后来增加了“应急管理培训中心”,2001年成立.国家的突发事件逐渐多发,自然灾害,件比较多,西方国家早就把应急管理提上日程了,中国和欧盟有应急管理培训的合作,我们在应急管理培训中心的基础上设立了一个中欧应急管理学院.

每个培训班我们都要制订一份详细的教学方案,比如教学目标和任务、教学课程安排、教师队伍的考核评价等.以前,进修部的教学方案都是由进修部牵头制订的,进修部和培训涉及相关政府机关统一制订.培训中心主要听取委托部门的意见,唯独培训部的教学方案是由教务部门制订的.这就造成了整个行政学院的教务部只为培训部服务,教务部成了培训部的教务部.这就导致了第一个弊端即教务管理体制不统一,第二个弊端就是影响了教务部去管其他事情.

我来了之后做调研,提出把教学方案的制订统一交给学院部门来做,教务部不再搞培训部的教学方案的制订,它的任务是参与,最后审核发布.教务部集中起来现在统管全院的教学培训改革.

2009年7月份我给教务部提出了18个调研课题,他们经过一个暑假,绝大部分都拿出了调研结果,这些稿子绝大多数都变成了后来学校的文件.

“一句话礼物”讲哭厅级干部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教务改革院内有反对声吗?

周文彰：有反对声,主要是教研部门有意见.教研部门安排课程的权力受到了一些制约,他们的长处就是对教学业务熟悉,对课程内容熟悉,对学科前沿熟悉,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会什么教什么”,容易照顾老师,而不是严格以培训任务为导向.

我们提出了围绕政府工作设置班次,围绕政府工作配备课程,围绕政府工作编写教材,围绕政府工作建设学科的要求,先把课程确定下来再找老师,这叫“需要什么找什么”.

实际上教研部门还是有很大的自主权,比如经济管理专题班、社会管理专题班都是他们做的.综合性的培训班、进修班、青干班,这种一个月以上的,由培训部切成几个板块,比如公仆意识、公共管理、社会管理、应急管理等版块,然后分别由教研部去做具体内容.

评估质量方面,我把观摩教学,学员评课和专家听课称为“铁三角”.学员评课过去一直有,过去有很多指标,比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姿态等,学生打分打得很繁杂,可行性逐渐降低.我改成了只打一个印象分.有意见可以写在下面.

《瞭望东方周刊》：你最初是如何设计“一句话礼物”这个活动的?

周文彰：最初我的考虑是改革结业式.我们结业式的大体流程是学员代表谈体会谈收获,培训部门做总结,校领导发结业证书.感觉缺少新意,结业式是教学培训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我们把它升华成教学培训的最后一课,让学员们带着思考和感动甚至震撼离开岂不更好?

2009年12月9日,在第十七期青海班结业典礼上,最后由我代表学院送一句话,这句话就确定为党性教育和公仆意识教育,“一句话礼物”.我作了题为“做官、做事与做人”的讲话.现场反响很热烈,学员上来纷纷和我握手要名片. “一句话礼物”讲话内容有两类：一个是针对性,针对学员组成和培训主题.比如一个培训班的学员是市长,我就提出“诚信政府的关键看市长”；如果这个班是食品管理,我就讲“牢记民以食安为天”,主体功能区建设我就讲“把生态文明建设贯彻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始终”,西部地区来了,我就讲“缺什么都不能缺精神”.

第二类是共性的,不管你来自哪个培训班、什么培训主题,都要铭记于心的,比如“把群众当亲人”等.

有一次我讲官僚主义,话说得很诚恳也很重,下面几个正厅级干部都听得眼里噙了泪.我的这些结业式讲话很快传播开来.北京行政学院那里,校园培训信息几乎大部分登了我的讲话.

三个学期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一共送出去80多句话.我知道自己快退休了,我就跟学院说,我做的其他改革你们都可以推翻,但唯独这个“一句话礼物”希望能坚持下来.

干部培训机构也要去行政化

周文彰：习总书记讲了一个“问题意识”,问题通过改革不断解决,问题又在实践中不断产生,这是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我在学院的管理思路也是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学院的管理形象比喻为农民把种子往田里一撒就不管了,望天收,而我做的是除草、施肥、松土的工作.

周文彰：比如职称评定规定,要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外校评委,主要是专业评委.我感到这样的构造不合理.我的设计是初评有外校专家参与,只看业务,只要业务能力达到了都通过,不设名额限制；然后到高评,高评委应该全部由我们学院有正高级职称的领导组成,评的是教师的思想道德品质,是不是有团队精神等.

有一次评完后我就感到很沉重,我把职称办的人找过来谈话,职称评定要求副高升正高以上要有一本书或一篇在核心刊物发表的文章,可是有3本书有5本书的呢?有8篇文章有20篇文章的呢?结果当中著作少的人上去了,多的反而下去了.这证明里面有人情关系,而且专家委员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一旦通过了连党委都没有办法否定.

我建议做细化工作,应该有一个分数,一本书的文章是多少分数,分数出来后再给大家,但是这个目前还没有解决.

现在讲高校去行政化,行政学院有它的特点,它本身就在党政系列,它是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有行政级别.但是我们一定要尊重教学规律,按照教学科学化、有效性来安排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要围绕教学培训这个工作为中心.

干部培训机构也要去行政化,是指的管理方面,防止用行政机关的办法来管理行政学院.

中国特色培训干部模式

《瞭望东方周刊》：能给我们概括下中国特色培训领导干部的模式吗?

周文彰：中国培训干部,一方面要放眼世界,在学习理论、培训理论和培训方法的研究和探索方面,发达国家是有不少走在前面的,比如案例教学法、行动教学法、组织行为理论等.

我们教学培训要开放办学,不能封闭,就是请进来,走出去.但是再好的经验都不能套搬.教学培训也是同样的道理,要符合中国国情.

我们干部从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工作,政府管理也要适应这个国情要求,所以干部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和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大不同.

此外,干部本身来源不一样,有自身特点,学历有高有低,有的在基层时间长,有的在机关时间长,教学也要有针对性.

中国处在转型时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观念要创新,思想要解放,是处于一个动态过程中的,教育政府管理者的内容因此也是动态创新的.

案例教学是从法国行政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先做起来的,案例教学比较适合成人教学.两个学院的教学方法有不同,哈佛大学用资深教授去采写案例,法国行政学院是管理者本人讲自身的管理经验,我们就综合采用了这两种办法.

应急管理的培训,找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一线领导来讲课.机关作风建设和政府效率,我们请徐州的来讲,有的地方有自己的独到经验,他们做得很好.

我们也鼓励老师自己采写教案,比如《雾霾挑战中国》的课题.我们的老师每年都参加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和亚洲联合会.每到国外一次就有新东西学回来,比如我们去澳大利亚学习,学到了每天早晨做小结的做法,每天用15分钟回顾前一天的内容,收效良好.

《瞭望东方周刊》：就你的观察,我国整体干部队伍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周文彰：自从小平同志提出“干部四化”以来,经过35年来的不断建设,我们干部队伍已经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教育背景基本都是本科以上学历,博士硕士有相当比例；执政能力不断提高,这个能力包括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群众工作和发展的能力等诸多方面；眼界和思路也在更加开阔,现在通过多种渠道,互联网、出国培训等,都让干部有了国际化的思维.

我到过基层很多地方,接触了很多基层干部,我感到基层干部绝大多数都是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有不少干部有群众情怀,主流还是好的.但是宏观来看,干部队伍还有很多问题,能力需要提高以及败等等.

《瞭望东方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许多重大改革,例如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干部队伍要怎么与时俱进地提高执政能力?

周文彰：这是体制改革.我们最大的思想准备是要准备向自己开刀,向自己手中的权力开刀,比如要舍得放权,把不该管的事,不需要审批的事情坚决下放到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把以前长期忽视的事情抓起来,就是适度地做好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五个方面,一级抓一级.

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解放思想,因为这次改革刷新了我们许多思想观念.比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等.

此外,要有勇气,任何改革都是现有格局的打破,现有利益的再分配,所以就需要对传统改革的勇气,不能在改革面前缩手缩脚.这个勇气现在地方的基层干部还是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