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杂志与民初科学教育思潮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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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刊于“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教育》杂志,依托举办机构聚焦国际知名教育家的来华考察活动,助推科学教育；译介实验教育主张,关注国内教学实验的施行情况,对“实验主义”推崇备至.《新教育》的办刊活动和教育主张,在20世纪20年代宣传科学教育的洪流中独树一帜.

关 键 词：《新教育》；科学教育思潮；实验主义；教育测验运动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3-0093-04

收稿日期：2013-01-13

作者简介：王博（1972-）,男,湖南隆回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教育测量与评价杂志社副社长,主要从事教育期刊、教育评价研究.

科学与教育的联姻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主题之一.1914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并于次年元月创办《科学》杂志,力倡科学教育.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主张“科学救国”,以科学改造社会.在这两种刊物的影响下,国内宣传科学的报刊一时风起,约400种以上刊物卷入了这场宣传科学的潮流之中[1].在众多报刊中,创刊于“五四”运动前夕、由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和陶行知等人先后担任主编的《新教育》杂志,依托主办机构新教育共进社（后改组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平台优势,坚持“发健全进化之言论,播正当确凿之学说”,在20世纪20年代宣传科学教育的洪流中独树一帜[2].

一、聚焦国际知名教育家来华考察,助推科学教育

国人对科学教育的关注自新文化运动以后日渐升温,并在20世纪20年代掀起.这一时期,国际知名教育家杜威、孟禄、推士、麦柯尔等先后来华演讲、考察,他们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建议,特别是对科学教育的内容、方法的阐述,引起了国内文化教育界的极大兴趣.而这些知名人士的来华考察活动从组织发起到跟踪报道,都与《新教育》杂志密切相关.

1.《新教育》与杜威热.杜威是“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教育家”[3].杜威访华能够成行与《新教育》杂志的努力密不可分.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都是杜威的学生,当时他们听说杜威正在日本讲学,便商请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等,筹集基金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并分担全部费用[4].《新教育》杂志精心策划了对杜威思想的宣传.1919年3月,刚刚创刊的《新教育》就在第2期以近10个版面,刊发了郑宗海翻译的《杜威氏之教育主义》一文,从5个方面比较全面地译介了杜威的教育思想,为杜威来华做铺垫、造声势.1919年第1卷第3期,杜威刚刚抵达中国,《新教育》便迅速推出“杜威号”,集中刊发了胡适的《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杜威的教育哲学》,蒋梦麟的《杜威之伦理学》,刘经庶的《杜威之论理学》等介绍杜威教育思想的重要论文,还刊载了杜威在江苏省教育会关于“平义与教育”的演讲大要及其弟子胡适在江苏教育会上的演说《实验主义》,对杜威的教育哲学、知识论、平义的教育、伦理学以及道德教育思想做了全面阐述,把宣传介绍杜威的教育思想推向.

2.《新教育》与孟禄的中国“实际教育调查”.1921年9月,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应邀来华调查中国实际教育问题.为配合孟禄的中国之行,黄炎培、范源濂、严修、郭秉文、蒋梦麟、陈宝泉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专门机构——实际教育调查社,成员以《新教育》记者和编辑为主.为给孟禄之行宣传造势,孟禄来华前夕,《新教育》就在第4卷第1期发表了庄泽宣先生的《介绍门罗博士》一文.孟禄来华后,《新教育》对其活动进行全程、全方位的报道,其陪同人员、口译人员,以及他演讲、论著的翻译人员,许多是《新教育》杂志的编辑或工作人员.第4卷第4期,该刊精心策划出版了“孟禄号”,主要内容有：孟禄的背景资料及在华行踪介绍、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孟禄的演讲、孟禄与中国各地人士的交流与谈话、中国教育人士对孟禄来华的感触.

孟禄是一位教育科学化的力倡者,他“以科学的目光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5].《新教育》第4卷第4期刊发了《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指出我国中学科学教学之不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令学生背名词,重分类.殊不知科学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应用.科学的教学,最重要的,就是实验.中国中学之科学,教学不给学生实验的机会”；“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概念不明了.即视科学为名词与分类的事体”.他在文章中还说,“中国之困难,不在财政,而在缺乏科学工作的人才”,“我想中国要利权不外溢,非想法发达科学不可”[6].孟禄这番关于中国科学教育的把脉和建言,对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

3.《新教育》与推士、麦柯尔的中国科学教育考察.1922年6月,应《新教育》的举办单位——中华教育改进社等团体之请,美国科学教育家推士来华专程考察科学教育,帮助中国发展自然科学教学.来华后,推士发表一系列关于科学教育的演讲,《新教育》杂志均予以刊载.比如,1922年10月,该刊全文登载了推士的由北京大学朱经农教授口译的演讲稿《科学与教育》.在演讲中推士说：“教育有一种艺术,而且有一种科学,中国教育之改进（此即本社之名义）之程度如何,将视此种教育的科学为人所晓、为人所精通的范围而定”[7].第6卷第5期,该刊发表了推士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演讲词《科学教学与中国》.文章说“中国对于自然科学,素不注重”,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是“民本的国家”,而“科学教育是民本主义的根本”[8].在华两年间,推士先后考察了10个省的248所学校,广泛地深入中国科学教育的课堂.1923年,他专门撰写了《中国科学教育之概况》一文,从“理科教员”、“学校教室实验室及其设备”、“学校行政及经费之供给”等方面对中国科学教育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就“自然研究于学校之裨益”谈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颇为中肯的意见[9].《新教育》杂志率先刊发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除此之外,《新教育》还先后刊登了《推士考察及改进中国自然科学教学之计划》,以及推士的调查报告如《奉天科学教学调查报告》、《皖省科学教育状况调查报告及关于科学教育之建议》,等等.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心理教育测验组,并于同年秋聘请美国教育测量学家麦柯尔来华专程调查科学教育.来华后,麦柯尔主持编制了多种测验,撰写了《中国教育的科学测量》.在麦柯尔的指导下,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历时3个多月,对全国22个城市和11个乡镇的9.2万名小学生进行了测验.这一段时间,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机关刊,《新教育》杂志不仅热情译介麦柯尔的主要学说,而且全程报道了麦柯尔在华的科学教育考察活动.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报刊对杜威、孟禄、推士、麦柯尔来华的宣传可谓铺天盖地,由于中华教育改进社每次都参与或牵头发起了这些教育家的来华考察活动,作为它的机关刊,专业教育期刊《新教育》杂志在宣传推介这些教育家的学术主张时,其报道热情、参与程度、关注力度、反应速度自是超过一般报刊.

二、对“实验主义”推崇备至

实验教育学理论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是“作为赫尔巴特唯心主义教育学说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试图站在自然科学的立场上研究教育现象”[10].客观地说,实验教育学派对教育学理论的构想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他们的探索却在教育实验发展历程中树起了一块科学主义的里程碑[11].

五四时期,由于实用主义大师、美国现代教育试验运动的领袖杜威访华,实验主义一度成为中国教育界关注的热点,在许多大城市,实验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国外新兴的教学实验迅速引入中国并在各地蓬勃开展.这一时期,刚刚创办的《新教育》杂志对于实验主义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

1.积极推介实验教育主张

《新教育》杂志一创刊,就发表了陶行知的《实验主义与新教育》.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对实验主义推崇备至.他说：“试验之消长,教育之盛衰系之”；“既能塞陈旧之源,复能开常新之道,试验之用,岂不大哉!”[12]同一期杂志刊载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刘经庶的《试验的论理学》一文.他认为,杜威所主张的试验之精神,“既不同普通经验,复又异于十七八世纪纯理派及近今各国过激派所宗之纯理.等试验主义不惟可以发明新知,亦可作人生之向导也”[13].胡适在美留学期间,发奋通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可以说是深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之要旨.1919年4月,为迎接杜威来华讲学,胡适写了《实验主义》一文在《新教育》等杂志刊载.胡适在文章中指出,实验主义是“是十九世纪科学发达的结果”,“实验的态度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试验的态度”,“我们人类当从事实上求真确的知识,训练自己去利用环境的事物,养成创造的能力,去做真理的主人”[14].

除了重点介绍实验教育理论及杜威实验主义的主张外,《新教育》杂志刊有其他文章介绍了美、德、英及苏俄等国的实验学校的现状.如1924年5月刊发了Roman氏著、程宗潮译的《德国之试验学校》一文,就介绍了德国兴盛的三类试验学校,即生活学校（TheLifeSchool）、汉堡制（HamburgSystem,或称为“友伴学校”、“社会学校”）、工作学校（Theworkschool）[15].

“实验主义”的大力倡导,有力地促进了人们教育观念的转变,引领中国近代教育界逐渐摆脱了传统思辨式、经验式的教育研究范式,催生出一大批以践行西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为主旨的实验学校.

2.助推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在中国的实验推广

在杜威实验学校及其思想体系的推动下,美国各种新教学制度和方法的实验不断涌现,如“设计教学法”、“道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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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2年第4卷起,《新教育》先后刊了陈宝泉的《对于设计教学法辑要的感想》、曹刍的《设计教学法原理》、赵欲仁的《设计的小学教育法》、俞子夷的《设计教学法问答》等一大批文章,对设计教学法的基本理念进行阐述和译介.比如,《对于设计教学法辑要的感想》开篇就指出“这种教学法,是哥伦比亚师范院各教授最新的发明,能为儿童造幸福,为教育界放异彩,是决无可疑的”[16].“设计法的价值很合于养成真正之共和国民”[17].除了理论类文章,江苏二女师附小的《社会研究科的一个设计》,潘志征的《这里玩够了——一个社会地理的设计》,蒋石洲的《小学校设计的手工》等文章,关注的则是设计教学法在各科教学中的实施.

《新教育》对道尔顿制实验也给予了热情关注.该刊第6卷第1期刊发了朱经农的《达尔顿方法（DaltonPlan）述要》,通俗地介绍了道尔顿制的由来、主张和实施流程.第11卷第2期刊发的《道尔顿制概要》一文则指出：“道尔顿制非仅方法上之改良,实为精神上之改良.”

以上文章,既有对国外最新研究的译介,也有国内专家的理性解读；或作理论分析,或作实践反思,或谈试验心得,或报道实验动态,有力地推进了国内新兴教学实验的蓬勃开展.

三、为教育测验运动推波助澜

教育心理学奠基人桑代克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凡物之存在,必有其数量.”美国测量学者麦柯尔也于1923年指出：“凡有数量的东西,都可以测量.”民国初年,随着西方心理测验的渐次传入,我国也尝试进行了教育测验理论的译介、研究和应用工作.中国教育测验运动的第一波,则出现在1922-1923年美国教育测量学家麦柯尔教授应邀来华讲学之时.

麦柯尔是桑代克的高足,在教育统计、教育测验及教育实验方法等方面研究精深.他是由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来华主持教育测验工作的,作为该社主办的专业期刊,《新教育》杂志宣传推介教育测验理论和技术特别是麦柯尔的学术主张,自是不遗余力.1922年12月,麦柯尔来华不久,该刊就发表了他的《教育科学》一文[18].《教育心理测量》是麦柯尔在华的一篇演说,文章强调了教育测量的重要性.在这篇演讲中,他对当时中国教育界在心理测量研究和推广中表现出的“互助和合作”,尤其是中华教育改进社所付出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19].教育测验理论传入中国后,国内教育界从不同侧面对它进行了研究,有理论层面的解读,更有实践层面的探讨.《新教育》杂志这些研究成果不惜版面予以推介,引领着教育测验运动向纵深发展.胡叔异的《标准测验简说》一文介绍了“什么叫标准的测验”、“个人测验与团体测验”,并分别阐述了“智力测验”、“学力测验”、“练习测验”的功用和目的.而陈鹤琴的《一个算学测验》、《一种国文测验：词句重组》、《初小默读测验编造程序》,朱公振的《测验式的试验的报告》,俞子夷的《编造小学书法测验方法的概要》,徐敬修的《各科测验法》、《一个初级中学入学试验的报告》等,推介的全都是国内研究者的经验总结和测验报告.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出,当时国内的教育测验已经渗透到国文、数学、史地、社会等不同科目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