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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正在成为现阶段宏观经济的新焦点?
危机至今并未终结,新暴露出来的美欧资产负债问题严重,未来美欧的消费需求很难像危机前那样大幅攀升.全球经济需要新动力和新需求,人们把目光投向亚洲尤其是中国,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需要改变发展模式.在此推陈出新之际,世界各主要国家都面临在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间建立新平衡的问题.同时,危机以来的情况进一步表明,没有哪个国家能与全球经济脱钩,世界上每个经济体都是互相关联的.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呼唤相应全球治理结构的加强和改善.
复苏中如何平衡市场与政府
只有实现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平衡,才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现阶段的各国经济复苏中,至关重要的“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作用正在此消彼长间建立新的平衡.
近现代经济史表明,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间必须建立恰当的平衡.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政府长期实行自由放任、不干预大企业垄断的经济政策的恶果.1933年,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后实施“新政”,它没有改变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而是对市场运行的局限性和缺陷进行了补充和纠正.这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开端.二战后,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干预.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着重强调自由放任和“更少的政府干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规模急剧扩大的过程中,美国金融监管缺失,以致爆发了此次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
此次危机爆发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纷纷推出了救助措施并加强宏观干预,从而经济不同程度地都有复苏.然而现在值得注意的是,要防止从“市场至上”演变为政府“包办一切”.
危机发生后,各国经济的复苏大都靠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后果是什么呢?西方发达经济体从家庭到企业,然后再到政府,出现的问题就是资产负债表的不平衡.个人的次贷、金融机构的坏账,最后都是政府去帮助了,政府的债务不断地积累.
就世界范围来看,目前的新情况是：一方面,“凯恩斯政策”执行以后形成了对市场机制的破坏.这种机制的破坏,使得发达经济体真正领先于世界能做的事情（比如说科技创新）或者是其可以继续起到重要作用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出现复苏以后,欧美发达经济体可能还会出现“二次探底”,发达经济体要衰落、新兴经济体要起来,在“衰落”和“起来”之间政府要发挥作用.
上述问题都涉及到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之间如何建立一个新的、较好的平衡,使得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能相辅相成、各尽其责.正因如此,与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关的很多问题还有待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建立新的“全球治理结构”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改善,是世界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在现阶段的世界经济复苏中,由于发达国家的衰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正在形成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亟需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全球治理结构.
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日益加快,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世界经济格局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要求有全球性的治理结构,帮助各国更有效地解决当今的问题.如今,在国际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7国集团转向20国集团,清楚地表明世界经济的“天平”开始倾向于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像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全球治理机构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必须看到,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许多国家带来了巨大冲击,为避免未来再次发生类似情况,国际社会更需要找到一种“且平衡的全球治理体系”,尤其是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使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不能用20世纪的机构来面对21世纪”.
此次危机后,世界经济虽然出现了基于预算刺激和企业补充存货所拉动的经济复苏,但这是一种疲软的经济复苏,全球层面面临的新问题很多.例如,面对经济复苏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各国如何调整自己的行动使其更加贴近当今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进行改革?对于劳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工作条件问题,力量越来越大的跨国公司由谁来管?等等.
特别地,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围绕银行业监管问题,大家议论纷纷.人们认为：小到银行业的监管,大到金融市场的监管,必须在全球层面上进行彻底改革.新的监管制度必须对商业银行的活动加以限制,这样,它们才不再会对实体经济造成直接威胁.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表示：“我希望看到旨在使实体经济尽可能地免受金融创新影响的监管体系.这或许需要限制商业银行的行动自由.”又如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席丹尼斯・,斯诺尔表示：“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国际问题是如何监管金融市场,各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抵抗金融体系的庞然大物.对冲基金几乎不受监管,也几乎不纳税.怎么会这样?”由此可见,就未来监管进行国际合作,对预防监管套利至关重要.而对于监管套利,金融机构可以在不同司法辖区对监管采取不同的对策.而要想真正有效和可信,任何监管框架都必须得到全球范围的认可.它还必须拓展至对对冲基金等至今不受监管的实体的活动.不过,考虑到协调全球危机应对措施的难度,推动建立一个全球监管机构或一套得到全球认可的规则,为银行业的总体监管设定标准,这些想法也许太理想化,但这些问题很值得人们探讨.
此外,新形势下的亚洲如何合作并在全球治理结构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天的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中国和日本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再加上迅速崛起的印度,亚洲势必是未来很长历史时期中世界经济的重心,而中国已经成为这个重心的中心.从而世界各国都会把其注意力放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但中国是外向型经济,高度依赖于进口能源来维持经济体的运作.而在二十国集团中,韩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程度最高（据联合国等机构的报告）.因此,在亚洲国家目前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已经达到极限的情况下,亚洲国家如何在转变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合作并在全球治理结构中充分发挥地区作用的问题也亟需人们探讨.
可见,“经济复苏中的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全球治理结构”正在成为宏观经济的新焦点.
作者系复旦大学证券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