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跃进”运动中众行为的社会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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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群体效应,从众行为对“大跃进”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较多于各地刮浮夸风、共产风和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导致人们从众行为的主要因素有,传统的文化心理、群体压力和群体凝聚力以及新闻传播的影响等.“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具有场景性、互动性、无序性和爆发性等特点.它的意义和作用是正反两方面的：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广大干部和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整合了群体行为,为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充分的人力资源,弥补了其它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和领导集体的决策,使“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左”的错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得不到根本纠正.

关 键 词：“大跃进”运动；从众心理和行为；社会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4-0134-05

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说：“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心理上的事实.”“大跃进”运动,是在国内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国际环境下,广大干部和民众参与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是在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从众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的群体行为,“大跃进”运动中的个体和群体的行为大多是受其他人和其他群体行为的影响而产生的.从众行为对“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进程和后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大跃进”运动中从众行为产业的主要因素

“从众,指个体在实际存在或想象存在的群体压力下,在知觉、判断、信仰以及行为上,改变自己的态度,放弃自己原先的意见,表现出与群体中多数人一致的现象,这就是从众现象,或称从众行为.”从众行为是群体压力直接作用于个体的结果.群体压力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也可能是主观想象的,而且这种压力可能是在人们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了作用,使人们通过理性选择,采取从众行为.也可能是在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作用,使人不自觉地跟随多数人的行为.衡量从众现象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主体内在的态度变化过程.

根据外在行为是否从众以及行为与内心的自我意愿是否一致,可将从众行为分成以下三类：第一是真正的从众.即外在行为与内心的意愿与群体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表里如一的从众.第二是暂时的从众.个体在内心对群体的选择表示怀疑,但迫于群体的压力,而暂时在行为上与群体保持一致.第三是悖众.一种是内心倾向虽与群体一致,但由于某种特殊需要,行动上不能表现出与群体一致；另一种是内心观点与群体不一致,行动上也不从众.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表里一致的悖众.

导致“大跃进”运动中人们从众行为的因素主要有：

1处在群体中的个体容易表现出从众的本能,这是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人类是天生的社会动物,都希望被社会认同,“所有人都表现出来两个强有力的动机：希望被别人接纳,被别人喜欢,希望自己是对的”.人类“虚伪”本能使人掩饰自身,猜测他人,特别是在面临群体压力下,人类都有一种将自身偏好伪装起来以取悦众人的本能.集聚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移到同一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团性心理.法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将之称为心理群体,并认为“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他还认为,群体中个人的个性等即使没有任何外力强制的情况下,他也会情愿让群体中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更多地表现出人类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一些原始本能.美国的查尔斯,和约瑟夫·德·拉·维加更直接指出：“群众是多么容易被误导,人类是多么喜欢模仿别人的举动,多么喜欢‘随大流’,又是多么具有聚生性.”“大跃进”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处在群体中的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从众行为就是这种本能的体现.

2好面子、求同、法不治众的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支配着人们的是传统,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中国人注重群体判断,避免与他人不一致的文化取向使“群体的从众心理抑制了超群出众的观念和行为.”参与“大跃进”运动的广大干部和民众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尚同、好面子和法不责众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存在着不愿意与多数人的想法相左或迷信权威的思维定势.“大跃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浮夸风,就与当时的国人特别是地方干部爱面子的心理有关.

3群体压力.“从众的压力来自于许多情景下那些明确的或者是不成文的告诉我们该如何行为的规范.”参与“大跃进”运动每一个个体,作为他所在的群体中的一员,其心理和行为必定会受到这个群体的规范、价值观、内部结构与关系的影响.当时,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干部和民众群体的价值标准.这就是一种群体规范,在实践中,它们也就成为衡量人们政治立场的标准.而在运动中,是否保守与冒进,是否赞同和搞“五风”也就成了衡量人们是否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为规范.如果干部和民众对党、对社会主义及其建设事业表示怀疑,轻者损失的可能不仅仅是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甚至包括作为一个普通社会成员的资格,他可能被放到集体利益的对立面上被疏远甚至被隔离；重者就被视为批判对象,不仅被带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且挨斗受罚.

4群体凝聚力和士气.从社会心理学解释,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吸引以及成员愿意分担群体目标的程度叫群体凝聚力.“大跃进”时期,整个社会成员普遍具有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共同信念,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互相团结、互相支持,整个社会和各个群体都表现出了比较大的集团凝聚力.群体的凝聚力越强,群体成员之间意见的一致性以及对群体规范的从众倾向越强烈,越容易产生从众行为.

5党和对“大跃进”战略的鼓动和号召,对干部和民众的引导和暗示,容易引起民众的从众行为.社会心理学认为,地位高的人容易使地位低的人顺从.处于心理上位的由于职位高、能力强、资历深,对处于心理下位的职位低、能力弱、资历浅的民众形成一种居高临下的心理态势,特别是他对干部和民众的引导和暗示,会引起他们的从众行为.的号召和鼓励,党不断提升高指标的决策行为,都是一种直接的暗示,它层层传递下来,对下级形成一种刺激,让人民群众接受并按这种方式行事.在当时,人们的情绪已经处在狂热状态了,又受到这种来自的权威信息的反复持久的刺激,人们的行为在这种暗示的作用下更趋于不理智而产生盲目的从众行为.如多次称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把供给制与吃饭不要钱当做共产主义因素大加推崇的行为,对公共食堂的一哄而上起了很大的作用.6导致从众行为的个体原因.“大跃进”期间,广大干部和民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5亿农民群体,他们的文化水平、政策水平不高,更易于从众.而知识水平和地位比较高的中高级干部本应该不会轻易地从众,但由于党内家长制作风比较严重,特别是公开提出要反“反冒进”后,更没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大跃进”运动.群体中没有非从众者,就会导致其他人的从众行为大大增加.

此外,“大跃进”运动中,新闻媒介片面、失真和浮夸的报道,盲目跟风的做法,使人们往往把这些臆断的信息作为参考的依据,倾向于相信多数人的舆论,便产生了随大流的从众心理和一哄而上的从众行为.传播媒介的反复刺激、影响,导致并不断强化了“大跃进”时期特有的从众行为.

二、“大跃进”期间的从众行为表现及其社会心理学分析

“大跃进”运动还没有正式开始时,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就提醒大家,各省不要一阵风,让河南今年试一年,各省可以在明年“大跃进”.但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大跃进”运动一哄而起,而后在各种大办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如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命令风等跟风的从众行为.

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一哄而起所形成的产物,短短几个月,公社化热潮遍及全国,公社化目标就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实现了.公共食堂的一窝蜂地出现,就与人们的从众行为有很大关系.当公共食堂在全国出现了几个典型后,特别是全国农村公共食堂的第一个样板——河南省嵖蚜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的出台和推广后,大家都竞相效仿,各地一哄而起地大办人民公社大食堂.当在1958年9月16日,在视察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时发表了“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的讲话之后,很快引起了群体效应.据不完全统计,到10月底,全国农村共举办共食堂265万多个,“至1958年年底,全国的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占农村总人口的90%”.

下面以公共食堂为例来对从众行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作简要分析.1958年夏,北京大学的胡代光老师,对北京郊区的一个大食堂做了调查研究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从这个个案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人对公共食堂态度各异.积极拥护赞成办食堂的是贫农、下中农、单身汉、小孩、劳动力少者、妇女,以及口粮标准低的缺粮户.这些人迫切要求摆脱许多家务劳动,以便积极参加生产,同时也好改善生活.表示反对的,首先是富裕中农,以及有额外收入的家庭.他们在家里伙食吃得好,怕参加公共食堂后,降低原来的生活水平.有的人甚至先在家里杀鸡买肉,大吃几餐后,才参加公共食堂.其次是懒汉,怕办公共食堂后被动员出来干活.另有30%左右的人对办公共食堂持观望态度,他们在等待,盘算着在哪里吃饭省钱,如果在公共食堂比在家里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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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种态度颇具代表性.其实,在大办食堂过程中,“任何一个地方公共食堂的开办,群众对此不外乎是这几种态度：一是积极拥护,二是表示反对,三是观望”.但最后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加入了吃大锅饭的行列.

由此可见,一开始,并不是所有的人就表现出吃大食堂的意愿,拥护的人也主要出于对自己切身利益的考虑,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他们的态度,但他们的态度会影响了其他人.观望中的人受积极拥护的人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形成了拥护的态度,而反对的人在绝大多数的人都表示拥护的态度影响下,迫于群体压力,最终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态度而表示参加.这里面有真正的从众,即表里如一的从众；暂时的从众,即个体在内心对群体的选择表示怀疑,但迫于群体的压力,而暂时在行为上与群体保持一致.

我们还可以从湖南湘潭地区所属的平江县谈岑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后又恢复的情况,说明民众对办公共食堂的复杂心态,以及由这些心态的转化导致的从众行为及其对恢复大食堂的影响.

1959年6月初,湖南湘潭地区所属的平江县谈岑公社稻竹大队的63个食堂,“除了青年突击队和副业生产队的食堂外,其余全部散了.散的原因,是群众对食堂议论纷纷,有的说好,有的说坏,有的要办,有的要散.要办的是单身汉,一些劳力好的青壮年妇女,生产队、作业队的干部、积极分子.主张散的,一种是富裕户；二种是一家有个把弱劳力,基本上没有参加农业生产的；三种是家有辅助劳动,如有五六十岁的妇女在家能煮饭的；四种有一定能力的孤老.其余的人是介于可办可不办之间.干部中,对办食堂也存在矛盾心理,一面认为办食堂方便,集体生产方式需要相应的生活方式,觉得要办；一面又看到食堂存在许多问题,觉得散了会好些,导致稻竹大队食堂散伙的直接原因是口粮紧张.大队总支书记考虑到食堂难办,菜又不够吃,不如把食堂散了.就这样,到了6月中旬,这个大队的食堂全散了.这些食堂散了二十天后,又同时恢复了.恢复的原因：一是部分社员尤其是单身汉要求办.有的单身汉说,不办食堂就去江西.因为平江与江西邻近.二是有的生产队长、作业队长因为食堂散了后出工不齐、开会人也不齐,派工不方便,感到生产难领导,提出还是要办食堂.最主要的是散食堂之事受到了上级批评.县委、公社党委都对稻竹大队的总支书记解散食堂进行了批评.那时的干部很听上级的话,上面一批评,总支书记意识自己解散食堂不对,乃决定恢复食堂.于是,总支的干部在各队、各组社员大会上,宣传食堂仍然要办,说办食堂是方向等于是,这些食堂又恢复起来.要重新回到食堂吃饭,部分社员是很勉强的,但该大队总支书记与群众关系好,社员都比较听总支书记的话,所以尽管不情愿,还是加入了食堂.”

“对食堂议论纷纷,有的说好,有的说坏,有的要办,有的要散”表明社员参加到大食堂中来时,心态复杂、动机各异.大队总支书记考虑到社员在大食堂散了后,劳动积极性下降,“感到生产难领导,提出还是要办食堂.最主要的是散食堂之事受到了上级批评”,于是,总支的干部改变了态度,在各队、各组社员大会上,宣传食堂仍然要办,说办食堂是方向.这些食堂又恢复起来.但部分社员是不情愿的,只是“由于该大队总支书记与群众关系好,社员比较听总支书记的话.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群体规范和群体压力对恢复大食堂的影响.解散食堂,受到了上级批评后,总支的干部说“办食堂是方向问题”.许多人在群体压力下,从心理上害怕因为不加入大食堂而被大队这个群体的成员孤立、疏远甚至惩罚.这就是群体规范的压力,它导致了许多人内心不情愿,但最后都在行动上重新加入了大食堂,选择了从众,导致了大食堂恢复的结果.当时在一系列文件中,把公共食堂看做“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把反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当做“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级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可见,民众为了避免被视为右倾保守或资本主义思想严重,为了避免遭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的批斗,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愿,选择从众.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群体规范的压力对个体从众行为影响的过程：首先是合理辩解阶段.在这一阶段,群体成员自由发表意见,如果意见有分歧,最终会形成多数派和少数派.第二个阶段,劝说阶段.在这一阶段,多数派会劝说少数派接受大家赞成的意见.第三阶段,攻击阶段.如果少数持不同观点的人不肯改变,那么群体成员就会对他们进行攻击.最后,是心理上的隔离阶段.如果少数人的态度和观点仍然不改变,大家就会采取一种孤立的措施,使个别人感到群体成员对他的冷淡和拒绝.经过以上几个阶段后,个体最终可能会放弃自己最初的观点,从而产生从众行为.大食堂产生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群体压力对个体从众行为发生影响的过程.

总的说来,“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有不同的表现：第一种是表面顺从,内心接纳,这是表里如一的从众.加入到大食堂中的许多人,是从心底里积极拥护吃大食堂的,因此表示出了自己对公共食堂的由衷的赞美.这些人有妇女,单身汉,鳏寡老人等.下面的新民歌就反映出了他们的这种心理：“公共食堂一枝花,单身汉子有了家,妇女不绕锅台转,一心生产无牵挂”；“劳动归来进食堂,食堂饭菜喷喷香,端起饭来想起党,浑身上下添力量”.第二种是表面顺从,内心拒绝.这种情况也可称为顺从,它较多见地之于党的高层领导干部对“大跃进”的态度以及刮共产风和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在“大跃进”发动之初,在党领导集体成员中,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领导人和各省市不少领导人对主张搞“大跃进”,从内心讲是不太赞同的,但后来,随着对反冒进批评的升级和各地跃进气氛的日益浓厚,党的高层领导中找不到反从众的声音,其他领导人产生了集体从众心理.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受明显或内隐的压力,而在对待“大跃进”问题上,努力与多数成员或最高权威的保持一致态度,转而表示支持“大跃进”运动.领导集体的从众行为一是迫于的家长制作风带来的压力,二是出于法不责众的心理.“权威人物减轻了那些服从命令的人对其所从事行为的责任.”许多领导干部认为,只要是集体研究决定的事情,便不需要个人负责,也就因为大家共同决定的,大家都有责任,即使出了问题,也不能只追究一个人.

在各地刮共产风的过程中,广大干部和民众也不同程度的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反对的态度,但在最后都又在群体规范的压力下无可奈何地表现出了从众行为.如由于在平调的过程中,不仅社员的生产资料全部要上交人民公社,就连生活资料包括自留地、树木、房基、锅碗瓢盆乃至银行存款和海外寄来的汇款等也收归公社或无偿调拨.这种损害农民利益的做法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满.他们或买掉了自家的缝纫机、或杀鸡宰鸭、或瞒产私分.但这种不满被上纲上线为资本主义,“社员稍有不满,轻则批判辩论,重则开展批斗罚跪、不给饭吃,并扣上破坏公共食堂、破坏人民公社的罪名”.表面顺从,内心拒绝的情形,在“大跃进”期间普遍存在.

至于各行各业的浮夸,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和广大干部、民众希望迅速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急切心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这种急躁心理支配下的互相攀比和盲目跟风的从众心理.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宣布在过去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创下亩产2105斤的丰产纪录后的第二天,湖北谷城县乐民社紧跟其后,宣布他们的小麦亩产达到2357斤.二十多天后,河南西平县和平社把小麦亩产量数公布为7230斤.到最后,河北徐水县宣称,徐水小麦亩产将达到12万斤,将浮夸的狂热推到了极致.

在1958年10月开始的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的狂热中,各地不甘示弱,你追我赶、抢先过渡.10月,当山东寿张县委提出二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后,山东莒县很快就制定出一个“大战200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而范县唯恐落后,修改了3年或5年建成社会主义的计划,在10月宣布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徐水在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别的县也纷纷宣布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范县5年才实现共产主义,速度显得太慢,于是,他们将范县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定为两年.

从浮夸风的产生发展和表现情况来看,当时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是存在极大的模仿行为的,你比我的干劲大,我比你的产量高,盲目攀比和赶超其他人和他地的做法就是一种自觉的模仿.人们在这种模仿中,感受到了只有跟上形势,才不被排除在“大跃进”的潮流之外,这种模仿行为一旦扩展开来,就会形成从众的连锁反应.

“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通过个体之间的感染、文学作品的感染,大的群体之间的感染,从而形成连锁反应.人们的狂热情绪互相感染和发展着,引起强烈的从众情绪爆发,人们的从众情绪具有强烈的传染性,由个体的从众性发展成为群体的从众性.群体一旦出现从众,就具有盲目性和狂热性等非理性的特点,导致了“一窝蜂”的从众行为的发生.

三、“大跃进”运动中从众心理和行为的特点

“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具有如下特点：

1场景性.“场景性是群体心态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没有场景因素就难以形成群体行为；没有群体行为就等于群体心态失去了其形成、存在和作用的载体和方式.”所谓场景性,就是指群体里的人在心理感受上是一致的,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聚集到一个特定的空间,形成一个特定的群体,有一个特定的行为方式.在大炼钢铁和各种大办运动的场景中,人们为了以“大跃进”的方式使祖国富强和人民生活幸福,为了把社会主义建设好这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所以他们聚集在各种劳动竞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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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中的群体心理的情绪性有同频共振的规律,人们往往在受到暗示后,产生模仿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冲动性、狂热性和传染性.如在劳动竞赛时、浮夸各种产量时,在受到伟大领袖接见时这些特定的场景中,民众都表现出极大的狂热性和冲动性,这些情绪和行为一旦产生,便具有很快的很大的传染性,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互相传染,把气氛搞得异常狂热.“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具有传染性等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对立的倾向,如果不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很少具备这样的能力.”勒庞的这段话就解释了“大跃进”时期的从众行为是处在群体中的个体在特定的场景下诱发的.

2互动性.“群体行为中的互动性是对群体从众性的一种补充等互动性也是从众性的一个‘给养’因素和过程.”“大跃进”运动中的群体从众行为的走向是群体中每个个体进行互动的结果,也是每一个新加入的个体或群体与原来的个体和群体进行碰撞和互动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的互动性非常频繁,互动使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互相碰撞、互相启发,使从众行为更加频繁和升级.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速度如此之快,浮夸现象如此之普遍,对领袖的盲从如此之狂热,都是群体问从众行为互相影响的结果.

3无序性和爆发性.无序性即人们的从众行为表现得没有理性.作为一种群体互动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大跃进”运动中,干部和民众表现出来的从众行为,其性质主要是没有秩序的政治行为,特别是群体的从众行为,更多地具有盲动性和狂热性等非理性色彩.如当时人们在劳动时,唯恐落后,那么拼命、那么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劳动场景那么狂热和壮观,这说明,当时的劳动远远超出了经济和生存的理由,而是一种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气势,一种轰动的效应,爆发性反映了群体心态和行为的快速形成、快速发展的特征,即速度和力度.人民公社化运动、公共食堂就是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开始的,而后又以快速的方式席卷全国,来势凶猛、发展迅速,惯性很大,即使是也无法控制其规模和速度.

勒庞认为,群体具有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等特点.以上特点正说明了这一观点.

四、从众行为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及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从众行为的结果非常广泛,从有益、高尚到歇斯底里、悲剧都有可能.”但从众心理和行为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它带来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从众行为本身的性质和社会意义.

“大跃进”期间的从众行为,其意义和作用有正反两方面：一方面,它具有创造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广大干部和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某些场合,群体的品格可以高于组成群体的个体的品格,只有集体能产生高度的无私奉献精神”,“只有集体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大跃进”期间,人们冲天的干劲,“像原子核爆炸一样地迸发出来”,在一个接一个运动中表现出来.同时,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昼夜苦干,在许多战线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从众行为还有整合群体行为的作用,使党和有效地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社会动员,为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充分的人力资源,弥补了其他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消极的从众具有压抑功能,会抑制个体的思维,扼杀群体成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使人们陷入盲目从众的习惯中.从众心理还使许多干部和民众没有把某些正确的意见表达出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和领导集体的决策.这就使得“左”的社会思潮和“左”的行为方式越来越得到发展,进而使“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左”的错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得不到根本纠正.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社会心理将随着社会的转型发生激烈的动荡,并在不同阶级、阶层、集团之间造成某些新的社会心理因素.“大跃进”期间普遍存在的从众行为在当今社会普遍存在,主要表现为：追星现象、房地产热、炒股热、出国留学热等热潮、败中的从众现象等.这些现象反映出了目前社会心理的浮躁甚至疯狂的非理性特点.这些非理性的从众心理和行为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加剧了转型期的混乱无序和动荡不安,因此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对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是对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的总结.

从众行为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启示我们：一方面,我们要避免盲目和狂热的从众,因为它会阻碍社会进步；另一方面,要引导人们正确的从众,通过运用社会规范的从众机制,鼓励人们以有益于社会的方式行事.运用社会规范（一个社会对可以接受的行为、价值观和信念的规则）巧妙地引导人们顺从正确的、社会倡导的行为.

责任编辑：立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