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唐山地震大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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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汶川地震发生以后,电视台不到30分钟即发出首条消息,不到1小时就启动了直播,各地传媒也持续地进行跟踪报道.对于如何处理唐家山堰塞湖泄流工程,水利部长还亲到唐家山现场,向广大电视观众介绍各种方案的得失利弊.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信任和亲近民众,努力做到以人为本,信息公开,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此时此刻,对照和回顾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真是恍若隔世,令人感慨.

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3时42分,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一次强烈大地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房屋建筑绝大多数倒塌倾毁,伤亡惨重,举世震惊.可是当时正是“”猖獗期间,他们掌管着全国的宣传舆论大权,不但尽量息,不公布伤亡人数,而且不准记者拍摄抢救伤残人员的悲惨场面,否则就扣上“违反保密”的大帽子,没收照相机,把人带走.现在人们看到唐山地震的照片都是“见物(倒塌的房屋)不见人(死伤人员)”,其因盖在于此.更荒谬的是他们居然想把地震当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好机会和推动力,趁势把文章做足做透.

请看“”一伙的独特表现.1976年7月29日即地震后第2天,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王知常等人担心主子会出意外,立即写信问候在北京的姚文元的安全,姚文元依然“豪情满怀”,提起笔来在朱永嘉的来信上批写了这样一首诗：“批邓反右,人定胜天,山崩地裂,视若等闲,愈经磨炼,意志愈坚,人,永远向前.”然后发还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其党羽打气鼓劲.

从这首不能算“诗”、只能算顺口溜的东西中可以看出,在姚文元眼中,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至于唐山大地震,完全可以“等闲视之”,否则就是经不起考验,“意志”薄弱的表现.无怪乎、王洪文等人把抗震救灾全推给了、李先念等人,他们不但一次也不听取灾情汇报,相反照旧钓鱼打鸟,悠然自得,同时又竭力污蔑别人是转移方向,用抗震救灾“压”阶级斗争：

主子下了动员令,南北各地的党羽赶快跟上,北边的《红旗》杂志在1976年第9期(9月1日出版)发了一篇署名樊子山的《愈经磨炼,意志愈坚》,南方的《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9期马上发表署名忻启明的《山崩地裂,视若等闲》.明明是广大人民对“”和批邓痛心疾首,前文却胡说：“我们的党和人民正是因为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批林批孔和批邓的阶级斗争的锻炼,才有这抗震救灾斗争的胜利.”明明是广大人民对“”进行了坚决的抗争,后义却气势汹汹地污蔑道：“山崩地裂,天下大乱,这只能吓倒那些神经衰弱的修正主义蓬间小雀,丧魂落魄地去寻找什么仙山琼阁.”(注1)“出了刘少奇一伙,昆仑山不是没有被推倒吗现在又出了,煽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闹事,他们的阴谋被粉碎后,天安门不是显得更加雄伟壮丽了吗”这一切正如王知常当时对别人所说的那样：“你们要搞清楚,这些文章看起来是写地震,实际上是讲阶级斗争、政治斗争.”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为了把文章做足,姚文元又出了一个黑点子,《红旗》1976年9月号发表了署名岳定的长文《我国地震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文中说到1853年2月,太平军攻克南京,4月,南京地区发生地震,句容“旬日之间大震数次”,洪秀全特地颁发了《地震诏》,提出“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同时今日好诛妖(引者按：指清朝政府)”,“一统江山图已到”.姚文元在审阅样稿、刊物还未正式出版时看到这个《地震诏》,觉得有机可乘,立刻在8月中旬向朱永嘉、王知常(注2)下令写文章,后者一考虑,觉得如果抓紧的话,还来得及放到尚未正式付印的《学习与批判》第9期(后于9月6日付印,9月14日出版),和忻启明的《山崩地裂,视若等闲》一起推出,于是王知常马上找来了两个复旦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当面对他们说：“你们突击写一篇关于《地震诏》的文章,这篇文章要突出自然灾害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唐山地震有坏人造谣,太平天国地震也有人造谣,但是太平天国没有被震垮,马上开始北伐西征,继续‘诛妖’,地震之后,正是太平天国大发展的时期.当然,任何革命总会有阻力,地震也是考验.”随后,王知常就得意洋洋地背诵起姚文元那首“山崩地裂,视若等闲”的诗来了,他要作者在稿件中体现这首诗的思想,又特地关照说：“这篇文章是有把握的,是能写好的,只是不要捅出去.(按：指姚文元所作的诗)”

这两个学员回去以后,发现太平天国的地震史料极其缺乏,硬着头皮花了十天写出了两稿,连自己都不满意,所以没有及时往上送.8月26日晚上,王知常打来催稿,知道写稿的情况后大发雷霆,在中骂道：“有材料,你们不会用,发稿的时间来不及了,还是我自己搞倒反而快了.”他命令作者马上把有关太平天国材料送去,复旦大学在上海市东北郊江湾五角场,而写作组位于上海市西南部,二者距离很远,但两个作者不敢怠慢,赶快来到康平路写作组总部办公室,王知常接过稿子,匆匆看了一遍,就是一阵大骂：“你们在写些什么,空话连篇,怪头怪脑.写文章就要有材料,否则没有战斗性.”两个作者辩解说：“有关太平天国的材料只有这些,文章能用的材料全在这儿了,只能写成这个样子.”王知常一听更加发火,说：“现在已经是半夜十一时了,明天上午十时,你们再来,我写出来给你们看,究竟有没有材料,写得出写不出.”第二天两位作者接到通知,要他们去看王知常重写后的稿件.两位工农兵学员跑去一看,发觉稿子由王知常推倒重来,文中对《地震诏》等史料的引用和叙述存在不少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之处,当即作了反映,不料王知常听了以后哈哈一笑,说：“材料要活用,不在于多少,像你们这样用材料,是拿着金饭碗讨饭.”隔了几天,一篇《地转实为新地兆――读洪秀全的(地震诏)》就在《学习与批判》9月号上发表了,王知常为主子效劳的劲头由此可见一斑.发表时为了遮人耳目,突出所谓“来自群众”的心声,王知常不顾初稿作者的不署自己姓名的要求,决定仍署原来两个工农兵学员的名字,还得意洋洋地说：“这不算什么,我为别人捉刀,可说是老手了.”

在这篇文章中,王知常竭力宣称：《地震诏》是“宣言书”,是“进军令”,是“声讨书”,把我国人民遭受的巨大灾难说成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好时机.大家知道,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天人感应”的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对“祥瑞”(或灾变)都抱有敬畏心理,洪秀全自然也不例外,奇怪的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从姚文元到王知常还大力鼓吹这一套,认定唐山地震是“”“一统江山”的好兆头,这真是冲昏了头,荒谬透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