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华人社会的形成与中国小\戏曲的传播\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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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而言,中国本土之外的海外华人无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这种传播和接受伴随着华人移民海外的步履而展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还参与了海外华人文化的重塑.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不仅满足了海外华人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延续文化薪火的愿望,也使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更为广泛地传播.在对传统小说、戏曲的研究中,海外华人学者是一支独特的学术力量,他们的研究成果颇多可借鉴处,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

关 键 词 :海外华人社会;小说;戏曲;传播;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2)02-0079-06

探讨中国传统小说、戏曲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本土,而应有更为宽广的视野和眼光,这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并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传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学艺术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传统小说、戏曲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越来越广泛,影响力日益增加,与其他国家、民族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密切,相关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已经逐渐变成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正如有位学者所说的:“在我们面向21世纪的今天,回顾一下本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当会产生一种学术上的迫切感,那就是这种研究不能总是局限在传统的文献范围内做文章,新一代学人应当把视野扩展到全世界,应当从历史角度回溯中国古典文学由近而远地走向世界的轨迹,而且应当站在当代学术的高度,来审视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触及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特异的文化现象.”

就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演出及研究而言,中国本土之外的海外华人无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在文化传承上,他们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但同时他们又生活在异域,受到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特殊的意义和感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的传播和影响并不只是本土之外一种简单的延伸和补充,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意义,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文化类型或文化现象.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学术课题,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历史学家们可以找到材料,并以此为根据进行分析,一个远离本国的少数民族是怎样重新创造自己的文化的,他们是怎样跟自己的祖国保持联系的,是怎样把握它的历史又是怎样看待它的现状的”,这是一位外国汉学家对该相关研究范围与思路的认识和把握,它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下面以最具群众基础、传播较广、影响较大的中国传统小说、戏曲为个案,较为全面地探讨它与现代海外华人社会之间特殊而又错综的复杂关系.

一、现代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与中国小说、戏曲的传播

中国传统小说、戏曲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传播和接受是伴随着华人移民海外的步履展开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要谈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对华人移民海外的历史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华人移民海外的情况,可以将华人海外移民的历程分成如下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1840年之前为第一阶段.尽管华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十分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但由于历代王朝特别是明清两代的严厉禁止及乡土观念、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影响,华人的海外移民一直受到很大的限制,数量较少,呈零星分布的状态.据有的研究者估算,“1840年以前,移居海外的华人累计不会超过50万”.这些移民大多迫于生活压力而到海外谋生,主要来自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因地缘的关系,大多集中在东南亚各国.

从1840年到20世纪上半期,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为华人海外移民的期,移民的具体数量目前尚无精确的统计,有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人等不同的说法.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出现移民潮,一方面与清代中后期时局动荡,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广大基层民众生活困顿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列强特别是美国等国家征招海外劳工有关.在西方列强的胁迫下,清政府于咸丰十年(1860)开禁,准许劳工出国,移民正式合法化.华人移民的地点除了东南亚各国外,地域很广,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早期移民海外的华人主要从事修铁路、开矿、农业种植等繁重劳动.

到晚清时期,受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海外华人移民的人员成分结构发生变化,开始出现知识移民.1871年,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其后留学生数量逐年增加.据统计,从1854年到1953年的100年间,仅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就达到22000多人,其中有不少人在美国定居等.这些知识移民并不限于福建、广东两省,而是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有不少人在移居国定居后,从事文教科研等与学术文化相关的职业.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不断,时局动荡,除外出务工、留学外,还有不少人为逃避政治、战乱移民海外,其中有不少具有深厚学养的知识分子.

从1949年至今,为第三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内地的海外移民受到很大限制,较之20世纪上半期,数量锐减.进入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治氛围的宽松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对海外移民的限制大为减少,华人移民海外的数量也因之急剧增加,出现了一个新的出国潮,这些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就人员组成而言,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劳工,一类是留学生.其中尤以后一类为多,知识移民占有较大的比重.据统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约有二十五万中国大陆学生和学者来美留学,其中超过半数的人最终定居美国”.台湾的情况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期,约有十五万中国台湾学子来美留学或培训,其中大部分人毕业后定居美国”.

这些海外华人移民大部分来自福建、广东两省,从地理分布上来看,还是十分广泛的,几乎世界各国皆有,不过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欧美地区,其中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移民最多,约2500万人,占全世界华人移民的近90%;欧美地区则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其中美国的华人数量约有300万.这是由地缘、历史等原因形成的.这种较为集中的地域分布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

随着华人到海外各国的移居,中国传统文化也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传播,这些华人移民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使者.海外华人移民为所在国的繁荣作出很多贡献,自然也包括文化方面的贡献.他们注定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就文化素养而言,早期的海外华人移要为生活所迫而迁徙,他们大多文化水平较低,没有接受过系统、完整的教育,有不少人甚至是文盲.这样,包括小说、戏曲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起初主要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由于他们大多 处于社会的底层,社会地位不高,因此传播的范围主要局限在移民社会内部,这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概括的:“他们无文化,能听不能看,所以在他们当中流传的多是中国的俚俗文化,主要是民间歌谣,还有沿袭过去中国传统上的讲故事,如市场里有‘讲古’、‘劝善’等.后来,有一些前往避难的文化人、革命者,才有古典诗文和小说传人.”

对早期华人移民来说,小说、戏曲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伴随他们出国的:一是作为一种文学娱乐方式,一是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不少小说、戏曲中的人物形象在民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成为民间崇拜对象,比如关公崇拜、包公崇拜、观音崇拜、妈祖崇拜等.这些移民未必看过相关小说、戏曲作品和演出,但他们对这些由小说、戏曲而来的神灵则十分熟悉,在海外移居的过程中,将其传播到世界各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移民落地生根,这些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逐渐从移民内部传播到其他族群中,与当地文化融合,并对当地的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的推动和影响.

从清代晚期开始,不少华人以留学、工作等形式移民海外,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出于政治等原因到国外定居,他们属于知识移民,有不少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国外主要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在当地有着较大的影响.文化素养的不同往往也决定了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传播、接受方式的差异.

随着移民海外华人文化素养的提高,小说、戏曲等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也更为多元,除了上面所讲的娱乐和宗教信仰这两种方式外,一些华人或将传统小说、戏曲译介到国外,或在海外大学里开设小说、戏曲课程,或专门进行学术研究.文本的译介和研究逐渐成为主要的传播方式.这样,传统小说、戏曲不仅在华人社会,而且在其他民族中也有更为广泛的传播,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戏曲、小说与海外华人文化的重塑

对一个在陌生文化环境中生活、繁衍的华人移民来说,来自本土的传统文化有着特别的意义,特别是早期的移民,多为社会底层的劳工,由于生活贫困、国家弱势、文化水平低等原因,受到所在国政府和民众不同程度的排斥和歧视,这样,来自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和家园,使他们从中获得心灵上的安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华人移民在所在国定居下来,他们以本民族文化为根基,在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新型华人文化.这种文化具有融合、多元的特点,深深地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大体说来,以传统戏曲、小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海外华人文化的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是海外华人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自然延续.

来到异国之后,尽管在诸多方面需要适应,需要接受很多新鲜事物,但毕竟是背井离乡,对那些有着浓厚乡土情结的海外华人来说,他们仍然按照惯性,延续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其中自然也包括文化生活.这种惯性的力量是很强大的,通常可以延续几代乃至更长,世界各国的唐人街就是基于这个社会文化心理基础形成的.清代晚期有位到过美国的中国人曾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海外华人形象:“记者越太平洋而客美洲也,登岸,见所谓吾广东人,衣广东之衣,食广东之食,言广东之言,用广东之器具,举饮食玩好,服饰器用,无一不远来自广东;声音笑貌,性情行为,心肠见识,起居嗜好,无一不如在广东焉.所异者,一顶黑洋帽,服尚黑色耳.等俄而为友人引而观戏,其所演班本,又广东戏也.花旦小生白鼻哥,红须军师斑头婆,无一不如广东旧曲旧调、旧弦索、旧鼓锣.”当时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也是如此,比如一位外国人曾这样描述远在圭亚那的海外华人:“英属各地的中国人仍然在久处异乡之后保持着他们从中国带来的许多文化、语言和生活习惯上的特性.”就文化生活而言,来自故土的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文化艺术无疑会让他们感到亲切,使其减轻思念家乡、亲人的痛苦,得到心灵上的安慰.

其次,华人移民漂泊到异国,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让他们产生一种民族认同感,产生一种凝聚力.较之国内同胞,他们保存和延续传统文化的愿望更为自觉,也更为强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华人移民在异国的生存总的来说是相当艰难的,他们不仅要为谋生而努力,而且还受到所在国政府与民众的排斥和歧视.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以1882年美国推出的排华法案为标志,一些欧美国家掀起了排华浪潮,华人移民的生存状况十分艰难,他们被视为有着劣等文化传统、无法同化的民族,不仅无法获得所在国的公民身份,无法与所在国公民通婚,而且在就业、教育等方面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华人移民生活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和凌辱.这种状况直到二战之后才逐渐发生改变.

在此情况下,一些华人奋起进行抗争,其中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为其进行辩护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因为许多误解和偏见是由文化沙文主义和对其他文化传统的无知造成的.相关著作如李恩富的《我在中国的童年》、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等,都曾在美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书籍的作者“大都出身于书香世家或士绅阶层,他们对中国的阐释主要建立在传统中国社会的高雅文化之上.他们力求将中华文明,特别是其中的哲学、宗教、文学和文化传统等描写得引人入胜,希望借此引起那些喜欢‘东方情调’的美国民众善意的好奇心,进而美化中国的形象”.

这样,包括小说、戏曲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华人来说,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文化根基.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介,他们获得了文化认同感、民族自信心,也得到了所在国人民的理解和同情.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华人与其他民族沟通与理解的重要媒介和桥梁.

再次,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海外华人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和文学资源,对其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诚如有位研究者所言:“旧文学传播不仅促进了华文文坛的初步形成,还为新文学的诞生准备了厚实的基础.”

华人移居海外各国之后,其文学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进行包括戏曲、小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译介和传播,另一方面则进行文学创作.海外华人作家有的在出国前即已从事文学创作,有的则是在异国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文学创作作品或使用华语,或使用英语等所在国语言,自成一体,并非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简单延续,他们创作的作品通常被称作海外华人文学作品或华裔文学作品,其中以华语创作的作品又被称为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或跨区域华文文学作品.

海外华人文学因其作者身份、文化背景及内容、表达方式的独特性,与中国本土的文学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成为世界华人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及海外华人人员组成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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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文学也经历了―个较为复杂的演进过程.其与以小说、戏曲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比如早期的美国华人文学“大都模仿汉语经典文学作品的叙事手法,用文言文创作,言简意赅,仿佛是在刻意临摹中国古典文学”.其后的华人文 学创作则逐渐摆脱这种简单的模仿,创造性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将其作为作品的重要文化及文学元素,作品水准也在不断提高.

相对于中国本土的文学创作而言,海外华人文学一方面属于外国文学,另一方面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概括的:“虽然现在的海外华文文学已脱离了中国文学,但海外华文文学是从中国文学的母体中孕育诞生出来的,并且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绝大多数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家都直接受到过中国文学(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台湾文学)的熏陶和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海外华人文学也因此获得双重文化身份.一百多年来,涌现了不少优秀作家,如林语堂、张爱玲、陈若曦、於梨华、聂华苓、汤亭亭等,在海外华人社会和中国本土都有着较大的影响.不少海外华人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熟悉,他们有意识地从中国传统小说中汲取文学及文化营养,比如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就深受《红楼梦》的影响,对此已有不少论者撰文进行介绍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同时还要说明的是,通过海外华人的宣传和推介,中国传统小说、戏曲也逐渐为其他民族的读者所熟知和喜爱,并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海外华人对中国小说、戏曲的译介

华人到海外居住地的落脚也就意味着传统小说、戏曲译介的开始,这种译介最初是口头或表演形式的,后来则以书面形式为主.这种译介既是面向其他民族的,同时也是面向本民族的.之所以面向本民族,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华人后裔与当地民族通婚,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不懂母语,对本民族文化感到陌生.从时间上来说,面向其他民族的译介显然要早于面向本民族的译介,其过程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描述的:“在另外一些国家,特别是像柬埔寨、泰国和东南亚诸岛国,汉文不过是一种外语,只有一部分中国移民和他们的后裔才能懂得,所以阅读中国小说最初就限制在这部分人中间,到后来翻译小说才出现于不再懂得祖国语言的中国社团中.”“

华人拥有掌握母语的便利,对相关历史文化背景较为熟悉,因而他们的译介较之其他民族人士在准确和妥帖方面具有自己的优势,逐渐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主力军.

由于不同历史时期华人移民文化素养及所在地域的不同,华人对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也呈现出较为鲜明的阶段性和地域特色.以下分别进行简要介绍.

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早期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各国.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是华人早期到海外的主要移居地.自然,这一地区早期对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也主要是由华人后裔承担的.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译介的具体形式也不一样,有的国家比如泰国,对中国小说、戏曲的译介是由国王主持进行的,比如曼谷王朝一世王帕佛陀约华在其当政时期,曾让手下翻译《三国演义》和《西汉通俗演义》,两书的翻译约在1806年完成.后任的国王也相继主持翻译了《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东汉通俗演义》等中国小说作品.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对中国小说、戏曲的译介则多是由民间自发进行的.

在这些华人译介者中,侨生华人这一特殊阶层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比如印度尼西亚侨生华人林庆镛,曾先后翻译60部共2000集中国小说,如此多的数量在中外翻译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再比如马来西亚槟城的侨生华人曾锦文,他曾在中国的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并任职,先后用马来文翻译《反唐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东周列国志》等中国小说,在当地侨生华人社会中引起轰动,达到争相传阅的程度.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这样的翻译家不是一两个,而是有一批.

华人侨生又称或娘惹,是指移居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后裔,他们的父祖同当地人结婚,已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属于混血儿,大多使用当地通行语言交流、写作,而不再使用汉语,但他们仍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这也是他们译介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重要动力.

从内容上来看,中国传统小说的译介多集中在那些具有深厚群众基础、故事性较强的作品上,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薛仁贵征东》、《说唐》、《罗通扫北》、《飞龙全传》、《包公案》、《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就题材内容而言,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才子佳人、公案小说、侠义小说都有.有的小说比如《三国演义》等不仅有马来文、泰文、爪哇文、越南文、柬埔寨文等多个语种的译本,而且同一个语种也不断有新的译本出现.再比如,到1890年,《西游记》“一共出现了六种不同的马来文和印尼文的译本”.晚清至民国期间的武侠小说如《三侠五义》等在东南亚各国也很受欢迎,被大量翻译出版.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具有新文学性质的作品也被大量翻译出版,对东南亚各国文学的转型与重建起到了重要的催生和促进作用.

这些译本流传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早期主要以抄本的形式出现,有些华人甚至开办书铺,专门雇人抄写,以供其他人租借阅读.后来则较多地被刊印.进入20世纪后,随着新媒介的出现,形式更为多样,或在报刊上刊载,或在广播电台播出,比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泰国无论是华文报纸还是泰文报纸,都争相刊载中国小说,是否刊载中国小说,成为一家报纸能否生存下去乃至畅销的基本保证.有趣的是,还有一些华人使用这些译本以讲故事、说书的形式向其他人进行宣讲.

这些译介的中国传统小说、戏曲作品受到当地华人的喜爱.有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据一位研究者统计,在19世纪80年代,印度尼西亚“三年内就有四十多部作品问世”,由此可见这些小说受欢迎的程度.再比如由泰国曼谷王朝一世王帕佛陀约华主持翻译的泰文版《三国演义》1865年首次刊印,到1972年时已重版15次之多.这些中国小说也同样为其他民族的读者所欢迎.比如有位叫穆罕默德萨勒宾柏朗的学者在读过《三国演义》译本后,曾于1894年这样评价这部书:“我非常喜欢读中国故事书,尤其喜欢《三国演义》,因为它包含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包含着连为王室效忠的那些官员也应该倾听的暗示和寓言.”有位读者在读过新加坡人曾锦文的《三国演义》马来文译本后,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中国有价值的史书,无论是对侨生华人还是懂马来文的当地人,都是有用的.”

需要说明的是,早期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较为自由随意,更多的是意译而非严格忠实于原著的直译,译介者通常会考虑本地读者的接受情况和阅读需求,对一些难以翻译的作品内容比如诗词、回目等予以省略,或增加一些具有介绍、注释性质的文字,甚至补写一些具有当地色彩的人物和情节.还有一些则属具有一定创作色彩的改写,比如越南华裔作家李文馥曾将中国戏曲《西厢记》、小说《玉娇梨》改写成具有越南民族特色的六八体长诗,其中《西厢记》长达1744句,《玉娇梨》长达2926句.这种有所变通、带有地域色彩的译介更容易为本地读者理解和接受.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小说、戏曲在欧美等国的译介较之东南亚各国在时间上要晚一些.1731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在 中国广州将杂剧《赵氏孤儿》译成法文.1735年,其译文在法国神父杜赫德主编的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中华帝国全志》中全文刊载,同时刊载的还有《今古奇观》中三篇拟话本小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怀私怨狠仆告主》的法译本,这三篇小说由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殷宏绪所译.1736年,《中华帝国全志》被译成英文.随后,这部书还被译成德文、俄文等文字,这些小说、戏曲作品遂相继在欧洲各国广为传播.1755年,《赵氏孤儿》法译本又在巴黎出版单行本.《赵氏孤儿》、《今古奇观》遂成为最早被传人欧洲的中国戏曲、小说.1761年,英国人威尔金森翻译的英文版《好逑传》在英国伦敦出版,该书的翻译早在1719年就已基本完成,这是中国传统小说最早的英文译本之一.该书随后被转译成法、荷、德等国家的文字,可见这部小说在当时的欧洲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起初欧美各国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翻译主要是由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这三类人员承担的,原因也很简单,当时只有这三类人与中国有较多的接触,也只有他们掌握了汉语,对中国文学有较多的了解.他们翻译中国典籍的目的一是为了向国内各界介绍中国的社会文化,二是出于传教、经商、外交等实际需要,三是为了学习汉语.自然,也有一些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他们的翻译以《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著作为主,也有选择地翻译一些文学作品,相比之下,所翻译小说、戏曲的数量比较少,在20世纪上半期之前,仅有《赵氏孤儿》、《老生儿》、《汉宫秋》、《西游记》、《好逑传》等少数几种,且有不少是片段的节译.

后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这一情况才逐渐有所改变,出现了一些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感兴趣的汉学家,他们多为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对这类作品的译介从此前的实用提升到学术层面,通常和相关研究结合在一起.进人20世纪,欧美地区的汉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汉学研究队伍不断扩大,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出版中心,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突破和提高.

至于欧美地区华人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时间上则要晚许多,这与早期华人懂外文者较少及轻视小说、戏曲的传统观念有关.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华人移民欧美各国的数量逐渐增多,知识移民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欧美各国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出于对本民族文学的喜爱及研究的需要,这些华人逐渐加入传统小说、戏曲译介的行列,并成为一支不可替代的生力军.

海外华人具有熟练掌握母语及本民族文化的优势,他们的译介较为准确、贴切,出现了不少质量精良的佳作,比如王际真的英译《红楼梦》、李治华的法译《红楼梦》、余国藩的英译《西游记》等,都受到学界的高度肯定.

欧美地区华人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是从晚清时期开始的,因时代文化语境及读者兴趣的不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起初只是零星的个别现象,节译或翻译一些小说、戏曲作品的片段,向西方读者介绍故事梗概而已.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汉学研究的逐渐深人和发达,读者对此类作品的要求也更高,参与译介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华人人数及翻译作品的数量也明显地增加,逐渐出现了一些严格忠实于原著、质量精良的全本翻译.此后海外华人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一直保持良性发展的态势.

就译介的作品类型而言,它们多为流传较广、艺术水准较高的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相比之下,戏曲作品被翻译的数量要远远少于小说,这主要是因为戏曲主要为韵文,翻译难度较大.此外,这也与文学传统有一定关系,西方早有成熟的戏剧,对中国戏曲的接受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中国传统小说、戏曲译介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海外华人翻译家的作品,其中具有代表性、影响较大的有陈季同的法文版《中国故事集》、王际真的英文版《红楼梦》、李治华的法文版《红楼梦》、余国藩的英文版《西游记》、王良志的英文版《红楼梦》、陈宝吉的法文版《西厢记》、熊式一的英文版《西厢记》等.至于东南亚、欧美地区之外地区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情况,由于数量较少,且资料缺乏,这里不再赘述.

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不仅满足了海外华人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延续文化薪火的愿望,也使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它有助于改变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误解和偏见,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构建多元文化、繁荣世界各国的文化艺术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对那些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译介的先驱者,应该浓墨重彩地为他们写上一笔.

四、海外华人对中国小说、戏曲的研究

与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相比,海外华人对这类作品进行学术层面的研究在时间上要晚许多,这与海外华人移民人员的构成有关.早期华人移民文化水准普遍较低,多从事繁重的体力工作,少有从事文化工作者,更不用说进行学术研究了.

早期从事汉学研究的多为外国人,主要集中在欧洲各国和日本.欧洲地区最早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多为传教士和外交官.比如最早译介中国小说、戏曲到欧洲的就是法国传教士马若瑟.据统计,从16世纪到18世纪间,在中国活动过的耶稣会传教士有800人左右;从1552年到1773年,耶稣会传教士所写与汉学有关的著述多达422种.“在近两个世纪中,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便通过他们的著述、书信或报道源源不断地传到了西方,西方人由此才开始真切地认识中国,西方的汉学也由此得以奠基.”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出现了如下独特的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直至20世纪初期,汉学教授的位置由毕业于其他领域、仅有一些中国知识的人占据着的现象并非鲜见,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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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仅作为外交官、传教士在中国逗留了很长时间,或曾在中国内地供职.”㈣这些早期汉学家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研究往往和他们的译介结合在一起,他们的著述奠定了汉学的基础.

1814年,法兰西研究院决定将中文列为研究课目.这一做法不久为其他国家所效仿,俄国、美国、英国等国也相继在大学开设中文课程.这无疑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学术文化事件,它标志着汉学研究正式成为一个学科门类,被纳入西方的知识体系,学术水准得到很大提升,并由此获得较快的发展.日本则由于地缘的关系,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一直保持频繁而密切的状态,对中国小说、戏曲的译介很早就开始了,不过,具有现代学术性质的汉学研究却是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虽然时间较之欧美各国稍晚,但由于基础深厚,人数众多,很快后来居上,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重镇.

晚清以降,越来越多的华人到海外留学、工作,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移居国定居之后,多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具备研究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素养和条件.以美国为例,早期到这里留学的学生大多就读名牌大学,据统计,“1872年至1954年间,百分之八十的中国留学生就读于美国20所名牌大学,包括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和斯坦福等”.他们在20 世纪二三十年始在西方学术界崭露头角,到五六十年代逐渐形成一支独特的学术力量,在海外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学人,为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些海外华人学者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特别是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其分布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性.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描述的:“当今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地理分布和华人的聚居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就海外而言,英国的伦敦,美国的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西雅图、圣地亚哥,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澳大利亚的悉尼、堪培拉等城市和地区,既是华人海外移民的集中点,同时也是所在国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地.”.此外,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新加坡、泰国等国家也有数量不等的海外华人学者.

较之国内学人,海外华人学者有着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不仅精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对所在国的文化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眼界较为开阔,有较好的语言基础和理论素养,他们大多从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领域的研究:喜爱用西方的文艺理论诠释中国文学作品,从比较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传统小说、戏曲,主要学术著述以所在国的语言如英文、法文等表达.这些优势不仅是国外其他民族的学者所欠缺的,而且也是国内学人所缺少的,他们的研究成果颇多可借鉴之处,可以与其他类型学者的研究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


虽然欧美各国汉学研究的时间较早,但它们大多集中在哲学、历史等其他学科,即便是在文学领域,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关注并不太多,成果相当有限,停留在一般的介绍层面.在此背景下,海外华人学者的介入,对这类文学研究的深入展开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以法国为例,其20世纪中国小说、戏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当地华人,有位学者对此作过准确的描述:“首先对此作出有益尝试的是本世纪30年代我国留法学生,他们当中不少人曾以探究中国古典小说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这些论文,先后在法国公开发表,是法国最早出版的研究中国小说的专论.如1933年出版的吴益泰的《论中国小说的书目与批评》,1935年出版的贺师俊的《论儒林外史》,郭麟阁的《论红楼梦》等.这些论著从文化的视角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及其代表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专题研究,它们的问世无疑具有开拓的意义.”美国汉学起步虽然较晚,但能后来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华人学者的积极推动.有位德国汉学家在抱怨本国汉学研究状况不理想的时候曾提及这一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之所以具有优越性,一个原因是美国拥有许多华裔的学者,这一点德国学术界至今还没有明白其重要性.”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以《红楼梦》研究为例,有位学者对美国红学研究的状况是这样概括的:“在美国的红学研究队伍中,美籍华裔学者居于主位:人数多,发表和出版的论著多.”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欧美地区的汉学研究可以分成两个发展阶段,法国和美国分别是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的汉学研究中心,海外华人学者在这两个国家汉学研究中的贡献和地位具有代表性,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这些海外华人研究者就其成长经历和治学背景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国内完成本科学业,受到初步的学术专业训练,到国外继续深造,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一类则是在国外完成高等教育.自然,学术背景的不同会带来研究兴趣及研究方法的差异.在这些海外华人学者中,具有代表性、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李田意、柳存仁、夏志清、刘若愚、王靖宇、马幼垣、陈庆浩等.

近年,随着中国同海外各国学术交流的增加,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著述被越来越多地译介到国内,并引起国内学人的浓厚兴趣,人们对这一支独特学术力量的了解越来越多,相互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深入.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研究也将呈现出新的气象,这是可以期待的.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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