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手机传播的多重二元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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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手机所表达的永恒联系包括了自主联系的辩证法,永恒联系和控制并存着,环境回应与反实践和反技术关联.无论是从传播技术发展史还是其所发挥的人际传播效能来说,手机都可以被称为是一种完美的技术,但任何完美的一面的背面都是一个罪行,革命性意义与摧毁性力量的张力同步增长.本文对完美及其完美的罪行作了辩证思考.

关 键 词 :手机传播;传播技术史;人际传播效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5-0057-08

在亲切的外表之下,总是潜伏着鸿沟引起的寂寞,总是有远方离奇的呼唤,总是有幽灵和

奇怪肉体触摸你的感觉. ――彼得斯

人类的传播实践被编织人手机传播的无处不在的网络中,人们的日常互动被置于手机传播的法眼中.居住在这种机器(手机)上就是与整个世界的“节点”联结,在“节点”就如在家,他人神秘地存在又缺席,在这里也在那里,在咫尺也在天涯,在家也离家,接近也有距离.

手机所表达的永恒联系包括了自主联系的辩证法,包括看来可以传播深度但又允许在物质世界里的实际回应时充满“狡黠”的辩证法,永恒联系和控制并存着,环境回应与反实践和反技术关联.从来没有一种传播技术让人这么着魔,这么矛盾.手机传播几乎总和了一切对立的观念――当我们说手机刺激了社会资本时,它又削弱了社会资本;当说手机导致社会互动的割据,它又实现了新形式的联合;当我们说手机对公共领域实施殖民,它又似乎在重建公共领域;当我们说它促进了人类交流,它还又使交流更无奈;当我们说它破坏了社会秩序,它还在重新安排社会秩序;当我们说它可以化解冲突,它又可能激发冲突;当我们说它强化了社会等级,它还在颠覆社会等级.

这种二元论的分裂似乎有些命定――矛盾早就内含于手机(cellphone)的词源含义.cell:①细胞:具有细胞般的生殖能力――无论走到哪里,能生成新的社会、可能性、新关系.除了移动性,具有创造生成的功能;②蜂窝:壅塞在密密麻麻的蜂房里,忙忙碌碌,喧嚷,丧失一切独立生存空间;③牢房:联络功能超过了人类一切其他技术手段,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呼叫,获取便利,但也随时随地被呼叫.也因此,人类被牢牢地锁在无处藏身随时待命的牢笼里.所有的悖论都统一在手机上:隐私、没有隐私,社会联合、社会孤立,社区消逝、社区重塑,努力获得接近和阻碍接近某人自我看来激活了社会和技术革新.无论是从传播技术发展史还是其所发挥的人际传播效能来说,手机都可以被称为是一种完美的技术,它让人们在“虚拟围墙社区”中安享“移动的家园”;另一方面,手机传播实践导致的对公共秩序、公共安全、个人隐私、个人生活的破坏弊端也受到人们的诟病.完美的技术真的导致完美的罪行因为完美,对他人就是最不完美;因为完美,人们寄予厚望.这几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任何完美的一面的背面都是一个罪行,革命性意义与摧毁性力量的张力同步增长.

我们如何理解手机传播――看来必须在人性中理解,在社会结构中理解,在传播观念中理解.手机不仅是传播技术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手机是对技术缺陷的补偿,对生活缺陷的补偿,对无奈交流的补偿;麦克鲁汉的“截除”概念表明,被截除的那部分的极致交给了技术就是技术复仇.只有善用这个“小玩意儿”,善待他人才能抵消复仇.完美及其“罪行”之一:从传播技术发展史和技术特点来看

保罗莱文森提出“补偿性媒体”理论,认为任何一种后续媒体,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某种媒体或某种先天不足功能的补偿.换句话也可以说,是试图克服过往媒体的不足并综合所有过往媒体的优势.手机的发明就是基于“短缺原则”,也就是对移动理想的追求的实现,手机“作为因特网某个无意识结果,是我们固定性的补救性媒介”..

人类一直在追求实时、远程传播,从烽火狼烟、文字、书信、、电报、传真、电子邮件无不是这种尝试.但是,实时就无法远程,远程就无法实时.尽管媒介发展的序列形态越来越接近实时传播,信息在空间和时间中翻飞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是,人的固定性一直得不到解除,真正的实时传播难以实现.电报、、传真、电子邮件这些最接近实时传播特点的媒介允许个人和朋友也可以和陌生人进行人际互动,但将人限制在固定时间和地点或者特定社会机构.只有手机解除了对时间、地点、社会机构的依赖,实现了实时一远程,移动一传播的整合,实现了多媒体的功能整合.“有因特网联接的手机将使世界更巧妙”,“这种巧妙根本不同于巧妙的汽车和建筑,就像我们带了一根魔术棒,使世界的任何地方立即变得聪明巧妙,就在任何一个我们正好挥舞手机的地方.旧这满足了人们在有限时间里对信息、关系、支持、娱乐的同时获得(在指间即刻得到).因此,“冰川时代”(ICE age,信息、传播和娱乐三个单词的首字母组合)来临.

但是,手机的华丽转身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背影,短信功能同时允许迟延的传播.手机的成功就在于它的可携带性和灵活的选择性.可携带意味着其作为个人装置,使人们不必使用公共传播,避免无益的公共展示和个人隐私泄漏;选择的灵活性意味着可以在实时和延时、声音和文本、单一媒体还是多媒体之间根据情景和个人需要进行灵活运用.属于空间的意义转变为属于某人的传播网络的意义后,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传播网络的可及性安排互动,空间的确仍然存在――家和工作场所,但是它们是作为由人们目的所创造和再创造的传播网络的融合点而存在的.这种意义上,手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符合人的本性.

手机技术提供的灵活选择性给了自治、自制的人们更多的生活和传播自由,但是如果把可补偿性的媒介当作替代性媒介,把选择的可能性当作强制性,就会引起手机上瘾和强迫症状.于是,手机的完美变为罪行.但是,因为技术本身完美就要求它自动实现完美是对技术的苛刻,实现技术的完美或者罪行的是人自己!几千年前文字问世之初,我们可能说文字使那些掌握者上瘾,但不正是那些上瘾者创造了伟大的文学和艺术吗另一面的真实是社会还存在更多的人没有文字能力或者上瘾.手机传播状况也是如此,有人上瘾着迷,有人灵活地发挥手机给予的福利(自治的个人的主动的选择),还有人因为社会隔绝免受其害.所有的媒介都会出现这三种不一样的使用人群结构,为何独独手机备受责备――历史上没有任何媒介拥有手机如此之多的使用者,于是,人们指责它上瘾的那一面;历史上没有任何媒介可以使最少的人被排除在外,可是,人们仍然指责手机加重了社会隔绝――手机既然是永恒联系,那么缺乏使用能力的人就成为社会残缺,就会导致其他资源的分配的不平等.可见,手机之错乃在于太完美,人们虚幻地把它当作人自身和社会结构问题的救赎之途.因此,这种完美,既是手机技术本身,也是人类关于它的完美观念.


说到社会隔绝和移动鸿沟,我们也可能说那些不拥有文字能力的人被社会排除和隔绝.可社会隔绝问题更多是来自社会结构而不是传播技术本身,人们至今在对某些资源的接近方面不是仍然在包含一些人,也在排除另外一些人吗人们曾经出现过何种完美之物把所有人都包含在内(分配制度、社 会等第、政治权力、传播制度和政策无一不是在制造社会鸿沟).因此,用历史的眼光看,手机引起的社会鸿沟显然小于任何一种媒介.这种意义上,手机是完美的.

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鲁汉认为,一切媒介都是人体的某种功能的延伸,但他无法预见哪种媒介可以延伸如手机般多的人体功能.手机几乎延伸了人类所有的感官,它直接充分发挥了人的耳朵、嘴巴、视觉、指尖等感觉的天然的、原始的灵活性,人们不需要网络高层次的技术和语言能力就可以最大限度最快地共享信息.手机之完美,就在于整合地延伸了人体的功能.这种完美正是试图克服人类在满足移动性以及实时远程传播后对面对面互动的好处的缺乏.但因为无法延伸我们的触觉,无法延伸我们的心灵,在最完美之际,手机受到诟病――无法拥抱的遥远,无法心心相印,人类迷失于技术,等等.拉卡索斯为何对自己水中的倒影入迷乃是“适应了自己延伸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注意!是“适应”,关键是适应,也就是迷恋,“人对自己的在任何材料中的延伸会立即产生迷恋”.“电力技术到来之后,人延伸出(或者在体外建立)一个活生生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模式.到了这一步,这一发展意味着一种拼死的、性的自我截除”.可见,机器的电子化与越来越具有人的特征的同时,就是人的机械化.麦克卢汉觉得任何延伸都同时又是截除,这意味着开放一种功能,就会关闭另一种;延伸一种,截除一种;强化一个,弱化一个;延伸全部,截除全部.所以,麦克鲁汉能够把电子时代称为拼死的、的自我截除,手机更是处于这个拼死和的颠峰――一个允许在人体之外建立中枢神经系统的时刻到来之后,人自身的中枢神经系统必然枯萎.这一点更是表明,完美意味着死亡与.可是,这又说明人类到了思考技术和人类自身的关系的关键时刻,人类真正的传播问题还是在于传播者本身,而不是技术本身.手机只是人的本质力量投射而创造出来的媒介,是一个现实关系的搬迁.技术客体可以节省时间、金钱和努力,这是可贵的资源.然而,象征力量不能完全补偿和谐的缺乏,人类对人造物的迷恋最可能将它社会性地表征为救赎的迷思.

完美及其“罪行”之二:手机传播的人际互动效能

手机在促进人们进行工具性和表达性互动方面具有重大积极效能.手机问世之前的几千年,人类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求都需要进行日常事务和紧急事件的协调,获得实际的物质帮助和情感支持,表达喜爱和实施控制,调情和闲聊.我们今天仍然做着过去同样的事情,只是由于手机我们做得更有效、更快速,并进一步释放出原来不曾有过的精神和情感的联结方式.

手机的移动性保障了其随身携带性,而便携性使人们之间的永恒联系成为可能和现实(传统是传输信息给机器,而手机通话是给随身携带手机的人),这创造了“联系的到场”.这种新的到场方式增加了人们到场的有效性,使人们日常互动的交互性增强,人们在虚拟互动和现实互动中进进出出,在适时互动和延迟互动中灵活转换.这种弥漫于所有空间、时间和情景中的持续互动流创造了移动逻辑――我们的计划不同了,旅游不同了,团聚不同了,隐私不同了,关系不同了,伦理不同了,生活方式不同了,痛苦和欢乐不同了.联结人与人的媒介的革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人际互动.

个人可到达性以及互动的交错性改变了协调的方式,新的协调方式使生产、互动、服务、商品流动更有效率.手机协调的最大好处是时刻表软化,容许人们进行中途协调和行进式协调,这种协调可以颠倒任务的先后顺序,促进适时乃至同步决策,增加决策的灵活性.因此,手机成为处理或避免紧急事务和危机情势的无可代替的好手段,为互动的人们提供安全保障与安全感.因此,手机是完美的协调工具.但协调的有效性、灵活性和实时性会导致“在个人关系领域使‘控制溢出’(“control spillover”),因为产生于工业革命的控制过程被化并被运用于人际互动.手机,作为个人网络装置是这个控制系统的显然特征.有效性、灵活性和实时性对于协调主动方是极为有益的,但却让被协调方处于被控制之中.

个人可到达性和互动交错性比任何时候更能提高人们人际传播和人际互动的选择面和机遇,通过与PC机联合以及现实相遇的发动,人们形成若干个弱纽带人际网络,并根据个人需要重新编织和交织这些网络,在对弱纽带的建立和维护中,人们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资本.作为社会资本在中国的特殊表达――“关系”资本是需要通过“处”、“拉”、“攀”等方式获得的,手机为人们灵活安排业余生活的“拉关系”活动以及克服等级文化带来的传播渠道阻滞方面提供了独特的价值.因此,手机在扩大和强化人们的社会资本、关系资本方面独具个性,也就是说,移动资本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当代的社会资本的获得能力.手机由此被诟病为功利性过强.可是,功利性是来自社会结构转型还是手机技术本身呢

手机也创造了人们在一起的新形式,即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处境都“共在”――共在于手机上,分享人生的喜怒哀乐,展示自我和表达自我,共享情感和精神互助,给人们提供一个可携带的、“安稳如家”的、即时多元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一方面,手机使人们的友谊、爱情、家庭等强纽带和亲密关系变得更强、更近、更深;另一方面,网络化的个人允许个人从属于多元社会网络,人们可以方便地超越个人界限把自我高度融合进多样的情感归属面,使关系具有可替代性,人际需求的紧迫感消逝.作为当代平等化和移动化社会生活以及技术肉身化的必然结果,“普遍的友谊”和“个人社区”成为人们社会支持系统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在这种弱纽带的社会网络中,比起“强纽带”的人际社会网络,使人际传播诸如“污名管理”(“stigma management”)因子的厉害关系最小化.

但是,导致这种福利的“缺席存在”、“联系的到场”(“connected presence”)以及“永恒的联系”又可能成为人们诟病的方面:

一是“普遍的友谊”混同了强关系的弱化和弱关系的“亲密化”这两个反向运动,这种亲密关系的显著变革引起了人们关于交往伦理的焦虑.友谊、亲密家庭和邻居不再是意义的主要来源,而变成现实的另一个领域的深思熟虑的客体,首属纽带被置于潜在的威胁中.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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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拥有许多朋友、同事,这也要求时间,他们忙于回复大量电子信息,个人表达可能成为“利他主义”或者“义务”行为,从而降低了表达性.而且,由于“普遍的友谊”是水平关系,它无法产生传统社会的垂直关系所需要的专注、注意、努力、责任和牺牲.再有,人们又担心如果个人社会活动不积极,如果不愿意遵循移动信息时代的传播方式,个人就外化于社区,人们感到被迫服从没有意义和情感承载的关系的互动.于是,从持续移动聊天的本质到人际满足关系可能是困难的.

二是手机共在使人们形成自足、慵懒、封闭的“电子茧”,除了影响身体健康,熬夜影响第二天的学习、工作外,可能弱化或者减少人们的社会互动.

这种担忧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不是“电子茧”,在移动传播之前,我们也有毒品上瘾者,也有自闭症患者,还有网络上瘾者;垂直关系所带来的责任和牺牲往往是更加难以承受的;传播的责任 和首属群体的衰落本身也是社会结构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手机可以承担的.

关于社会互动的事实是,虽然大量新媒介可以获得,但人们的商务旅游与会面并没有因此减少.一些必要到场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人类在这些情景下共在的比例很高――圣诞节(83%),参加婚礼葬礼(80%),访问朋友或家庭(84%),尤其是那些在医院的人(92%).社会共在既是个人生活和精神需要,也是关系需要.会面是对家庭、朋友、同事的社会责任,“虚拟和想象的旅程不仅简单地是肉体旅程的代替,因为时不时的共在是保持较多社会生活的义不容辞的”,是保持信任和责任必不可少的,是度过高质量爱的时光之必然,是礼物交换等物资运动之必要,等等.一是“世上所有技术至少说目前或者永远不能代替面对面联系,当头脑风暴时,当激发时”,我们离不开会面;二是人们不仅因为隐秘的原因彼此吸引,而且为了与互动内容无关的社会互动形式的愉悦,大量社会生活以及可观察的旅游需要或义务都是源于面对面有时是身体对身体谈话的吸引力和愉悦;三是“每个人都是世界的历险者”,在身体的运动中恢复活力;四是一些信息交换和决定只能在面对面中决定.人们有三种需要旅行会面的动机:一是面对人(朋友、家人、亲属、同事),二是面对地点(沙滩、城市、河流、山川湖泊),三是面对时刻(或事件、会议、奥运会、节日、展览等).这些接近看来是义不容辞的、恰当的或是被要求的,而且在该种情形中不是可以选择的.这些动机最深的根源在于人类多对张力的需要――亲近/隐私、运动/处所、好奇/淡漠、漂泊/依恋是人本质的需要.在对人、对环境、对地点的会面亲近中我们获得对户外环境好奇的满足,对探索奥秘的人的天性的供应,体会生活在别处的飘荡感、经历感和参与感,获得对地方的依恋,对人的依恋.我们的故地重游的冲动,我们家国故园的情怀,我们的老友情结,我们对文化的依恋等等,都是此种种表现.与此相对,人类对亲近的基本需要被人类对隐私、庇护、淡漠的需要所平衡.隐私通过两种方式获得:一是在相当固定的地方,通过“围墙式的”场所――办公室房间、家等;二是在变化的和相当灵活的社会场景以及和他人在空间中会面获得,通过看不见的个人空间的保留达到.同时,旅游、好奇让人们投入,投入让人疲乏,于是需要避风港和休息.

手机是青少年乃至年轻人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作为青春期显著特点和社会化极端重要要素的同伴传播被物理的、在线的以及无线的传播紧密粘合.他们需要首属群体,但移动频仍的社会(邻居更换频仍),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的社会再也无法提供给他们一个稳定的首属群体,而且,青春期对陌生世界和关系的强烈渴望也让他们迫切渴望扩大交往面.由于青春期的特点和无线传播的特性吻合,年轻人作为知识和技能快速积累期的特征,手机成为青少年亲密共在,表达自我、身份和时尚,寻找青春期压力释放的无与伦比的手段,也是青春期反叛的有力武器.因此,手机对于年轻人来说是解放的完美工具.但是,解放的另一个面是准非法使用――用手机,扰乱课堂秩序,传播和分享信息.手机因此几乎是邪恶的代名词.中国最近几个月持续开展的打击和手机黄祸的行动表明在青春期运用方面,手机已经成为社会焦虑的场所.但是,这不正好又表明,技术还是技术,是谋求利益的人把它用来作为邪恶的渊薮.没有手机之前,青春期一直都是叛逆的;没有手机之前,对财富的贪婪从来都是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另外,手机为父母监护青少年安全提供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带来“数字皮绳”的控制而引起人们的批评.不过,没有“数字皮绳”,历史上类似的监管还有更多,比如,不让出门等等.

作为“社会化的个人网络”之一部分的手机具有多元的传播潜力,为提高或补充面对面互动以及推动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显著的灵活性.一是这种传播装置推动虚拟关系向现实关系发展,“手机在从虚拟到面对面关系的转变中扮演关键角色”;二是通过频繁、规律的共在――与朋友、相爱的人联系,年轻人通过手机分享,巩固现有人际关系.但在推动建立新的关系或者虚拟关系发展方面,手机作为甚少,即便建立也要和其他手段配合.

但是,手机互动的时间、地点和情景的灵活性潜在地也就是侵入的方便性.一是干扰、强制介入了正在进行的面对面互动或者阻碍自然的公共互动,因为它允许个人从他人亲身出场的参与中抽身而集中于虚拟互动.这种特征使手机既委身于社会亲密也委身于社会距离;二是满足家庭和朋友温暖的圈子需要的同时,又被工作、陌生人和推销人员这些外在世界无穷尽地需要着.在以上两种状况紧密交织的状况下,永恒接触的允诺和分享就是带来面对面互动的祝福和诅咒;三是手机使公私界限溶蚀加速,工作和权力侵入个人生活,使休闲消逝;四是手机是让生活失去控制的原因和催化剂,是剥夺人性,牺牲人的手段,因为人们可以管理他人接近他们,这使责任感降低,带来更多的谎言和欺骗;同时,人们侵入他人生活也十分方便.由于移动礼仪还处于缓慢协商的过程,隐私侵入、围捕、监管等关系暴力在不断强化.

此外,在人际互动中还有很多矛盾的对子在诉说着手机的完美与罪行――随时随地交流,任何时候被监控;淡化权力等级和强化复制权力等级;没有距离但很难亲近;表面联系多了,但内心疏离;交流的喧嚣与缺乏个性的表达;与体制联结而不是人际联结;排解空虚带来更多空虚等等.可是,这种对于个人和人际互动的弊病难道不是因为对手机非正确的使用的后果吗谁能够保证没有手机人们就更自由更有快乐、安慰和联合手机传播可能强化人们社会孤立状态,但也没有证据证明媒介的使用是造成社会接触普遍衰弱的直接原因.许多人在社会都是处于孤立的状态,而且同时具有非常投入性的媒介使用行为,这种情况可能又强化了他们的社会孤立状态,“但也没有证据证明媒介的使用是造成社会接触普遍衰弱的直接原因.等媒介使用本身是一项无所不在的普通社会行为模式,也是人们所接受的社会互动替代品.等也没有证据表明传统人际交往形式,如谈话、串门已经消失.等媒介提供了对真实生活进行社会接触的替代品,可能仅仅是因为社会接触尤其是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不容易进行.通过这种方式,媒介有助于缓解由孤立所引发的孤寂和压抑”.

在手机的社会使用方面,人们把技术病态性恐惧、焦虑和恐怖因素结合,认为手机是危险的有着魔力般兽性的,是可以作为恐怖袭击装置的并对公共安全存在巨大威胁的――传播谣言和虚假信息,有利于在“运动中”对群体成员聚会做出安排,这些“聚会”包括地下社会聚会或者“聪明暴徒”,是对健康有害的(随时使用导致交通事故、辐射等健康问题).还有人抨击手机技术翻新、刺激了消费,政治和经济利益都将利用它得到更多权力.但我们在同样意义上,可以认为人们也会有更多方式结盟、联合以抵制权力体制.

作为整合了各种媒体优势和弥补了各种媒体的不足的传播技术,作为整合延伸了人体最多感官的传播技术,最完美莫过于手机.我们很难想象,传播技术还会有未来,多媒体、多感官融合的手机的未来补偿性媒介是什么只能是至今还没有延伸的触觉和心灵!可是,有这种未来吗没有未来就意味 着完美,但完美的另一面就是完美罪行.完美不是说一切皆好、皆善,而是能被发展的都被发展了,一切可能性都被穷尽了;完美也表明时间和历史的终结――人们只需要生活在现在、生活在这里,不再有未来,即便有也不是现在的持续.不再有别处,即便有也不过是这里的扩大、复制;完美也是思维给予的,完美的思维逻辑凌驾于一切能力之上.于是作为完美的代价,思维、符号掌权,真实消失.鲍德里亚在《完美的罪行》中认为后现代状况是处处打着解放的旗号,而控制却无所不在、无处不知到无所不能.完美控制的结果就是:同一性,现在和这里被不断复制到未来和别处.

然而,罪行之完美却又可能导致完美的崩溃,它恰好为有意义的生活提供了可能――反抗虚假的完美并非要在他的领地外重新开辟一个所谓的真实领地,而必须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真实不是现成在手的某样东西,而是一种可能性的活动抗争.然而,在抗争之时,我们要如何来理解手机的传播意义却是一个元问题.

永恒联系是技术提供的可能性,而不是绝对性,需要人的主体选择.手机和其他新媒介提供了更多选择,对这些新选择与使用者追求满足的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才刚开始研究;还有,正当社区和地方感刚被打破,市民的手机使用变得放荡无羁,心理上无防备,对情感的、标准化的来自远方的讯息进行疯狂地虐食.正如彼得斯(2003)~指出的,永恒接触的引人注目的形象是纯粹传播,是传播的理想化,这种理想追求彼此分享思想,就像天使的会话没有肉身的局限.纯粹的传播形象深深根植于永恒接触的逻辑中,永恒接触保证了我们如何评判、发明和使用技术.个人传播技术发展预设了永恒接触,一种持久的、例行公事式的仪式互动是个人联系的一种理想.但事实上,由许多矛盾的对子决定了手机传播带来的永恒联系并非如此.但由于知识领域的学科化特征,要对手机传播问题有深入理解似乎比较困难,因此还需要在哲学、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的广阔视野中来理解手机传播问题.而且,也许传播技术不再有未来,一切都在“掌”控中.没有穷尽的领域将是人们还可以使用这个工具做什么手机人际互动在3G时代的传播模式和特征需要继续关注;如果的理想还需要维护的话,就需要重新考虑手机在社会动员方面的破坏性和建构性的力量及其运行方式,总是在线以及移动不仅定义将来的技术图景也同样定义社会政治图景;手机传播的社会文化规范如何协商建构也是要考虑的问题.这些未来研究的方向最根本还要依赖更为科学的更大范围的人口统计抽样的研究.

而,米涅瓦的猫头鹰黄昏时才起飞.

因为手机显著的好处,人们对它寄予了本该由人和社会自己完成的变革.而这个重任手机是担当不起的.也许是过于完美,就可能求全责备.事实上,每种传播渠道或者手段都有利有弊,每种技术的运用后果更是五花八门.我们纵情享受手机传播带来的好处时却不愿意接受其社会使用的负面后果.问题来自手机技术本身还是与其他社会因素相关而与新技术无关目前,人们理解信息时代的框架是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这两个极端框架,实际上,它们都无法完全解释这种传播新阶段.技术的固有属性塑造了技术的用处,文化的预设也塑造了技术的用处.手机的显著特征是移动性,其成功不能仅仅解释为技术本身,因为个人、劳动、家庭结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都市生活经历了无目标的变化,这种变化和手机的引入是一致的.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与技术方式彼此紧密相联,除了从技术上来理解手机传播,还要更多地从社会结构、传播观念以及传播能力本身去理解.因为传播技术的发展不是一个内在过程,其过程要在社会互动中得到说明;对手机的赞扬表明一个好人或者传播能力强的人正在把手机拿来作为满足联系和实用目的的手段,而对手机的责备和非诚实使用表明一个人伦理的瑕疵或者传播技能的贫乏,传播需要很多技能,比如,倾听,以他人为导向,支持性氛围,人际感知,冲突管理,关系管理等技能,这些技能同样适用于手机传播,而且,手机成为传播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研究和学习的.

因此,手机本身不会引起新的社会动力,但可以强化、巩固现有的社会动力.

(责任编辑:陈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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