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宪政思想的传播与早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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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宪政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经历了早期宣传和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宣传著作、报刊、留学生、新式学校教育、西方译著和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几个媒介来实现的.整个“宪政”传播和实践过程也历经几个阶段和数次时期,最终对我国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 键 词 ：近代中国；宪政思想；传播；实践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2-0155-02

近代以来,西方的宪政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也是中国人关注、学习、不断尝试又不断失败到再尝试的实践过程.梳理西方宪政思想在旧中国的传播和实践过程,可以帮助人们掌握近代中国的宪政发展史,对于思考如何完善依法治国、深化政治改革也有帮助.

一、宪政思潮宣传的起步与传播的深入

中国人真正关注西方先进政治思想理念始于1840年的战争的失败.在士大夫阶层,少数思想先进的富有洞察力的知识分子隐约感到危机.在他们的关注和追寻下,西方宪政思想开始逐渐传播开来.

(一)宪政报道的开始与深入传播（1840年～1894年）

第一批先驱拉开的向外国学习的序幕是伴随着“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开始的.这个阶段关注并宣传宪政思想的是如林则徐这样的改良分子和激进官僚等.林则徐的最大贡献在于他警醒国人并大力宣传了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在他编译的《四洲志》中,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还上言或通报了美国的总统选举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以及西方各国的议会制度[1].他的这些介绍给晚清封建专制下死气沉沉的社会带来一丝新鲜空气.

继林则徐对西方的宪政制度做了肯定与宣传的是魏源.他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很是赞赏,“其乡绅之会,则各邑士民所推迁者.议国大小事,每年征赋若干......变置律例等等,舌辩之士尽可详悉妥议奏闻.遇国有大臣擅权,其乡绅即禁止纳饷......则众皆协力抗拒”[2].认为这样也可以制衡君权并防止失误.这时候宪政思潮的传播仅限于小范围的开明人士中.

到第二次战争惨败,地主阶级里出现了主张改良的声音.他们开始指摘君主专制的弊端,并寻求引西方政治到中国实践的路径.代表人物有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士绅以及部分清政府外交使节.冯桂芬在《校庐》中表达了对抨击专制与对政治的向往：“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由百姓各以所推姓名投柜中,视所推最多者立之,其余小统领皆然.国以富强,其势凌俄英法之上,谁谓夷狄无人哉?[3]”

王韬和郑观应是最先提出宪政实践的维新派先驱.郑观应第一次提出以“仿泰西之良法”来改良君主专制制度.王韬则是明确区分了政治制度为“君主之国”、“之国”、“军民共主之国”,且认为“唯军民共治,上下相同,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4]”这时期的一些出外考察官员或使节在传播宪政思想方面也做了不少贡献.例如,曾随美国人蒲安臣出访欧美各国的大臣志刚,在回国后写成《初使泰西记》一书,对西方的政治做了很多记述,类似的还有孙佳谷的《使西书略》.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中以明治维新为对象,考察日本的政治制度,并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做了介绍,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认为日本的成功在于积极吸取外国的优秀制度.

宪政思潮的广泛传播,除了领军人物以著作形式的介绍外外,最主要的功劳还要归功于以下几个媒介.1.报刊.因为其广泛的传播性,近代早期报纸的出版,成为宪政思潮传播的桥头堡.其中有1850年上海英租界出版的《北华捷报》、1872年英国人创办的《申报》.也有伍廷芳创于香港的《中国新闻》、王韬的《循环日报》和容闳的《汇报》等一大批中国人自己的报纸.2.派遣留学生.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主要为留美、留欧学生.清政府于1872年开始连续四年公派幼童赴美留学.这些学生在美接触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大大开阔了眼界,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最好推动者.留欧学生中,精通西洋语言文字和律法的马建忠的代表作《适可斋记言记行》等著作对西方语言文字和法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3.新式学校教育.这一时期,随着洋务的开展,新式学校教育和翻译学堂开始在各地出现.大量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翻译学堂大量翻译西方史略、万国公法等书籍,对宪政思想的传播作用巨大.而像上海的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等对中西文化的交流颇有裨益.

(二)宪政行动的开始与传播的实践性（1895年～1910年）

如果说之前的传播是初步而且仅限于传播,那么由甲午中日战争引发的戊戌变法则是由传播到实践的转换.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及严复等人.康有为借助自己改制的孔学为自己宣传变法的阵地；梁启超则是开堂讲学,办报宣传,将民权理论与变法思想写得激昂而深刻.他的《变法通议》最有代表性,在当时的思想界和政界都产生了轰动效果；严复则通过自己的著作和报纸将其“以自由为体,以为用”的观点广而告之.

甲午战败后,康有为领衔发起了震动全国的“公车上书”事件,这对于维新的推动和宪政的宣传是集中且广泛的.康有为在上清帝奏折中强调“故当今日而思图存,舍变法外更无他巧.”而“徒以根本未变,大制未新,少袭皮毛......譬犹厦屋朽坏,岌岌将倾,而粉饰补漏,糊裱丹青,思以支柱,之来,求不覆压,岂可得哉?[5]”认为只有较为彻底的变法才能“救亡自强”.还劝光绪帝“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治谱而已”[5].这个政治方案主张在君主立宪的前提下实行三权分立,建立负责立法和监督的“议院”,再颁行宪法,以保证上述各项顺利运行.“为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设立上下议院,无事讲求时务,有事集群会议,议妥由总理衙门代奏”,而“事虽议于下,而可否之权仍操之自上” [5].虽然维新派的变法因戊戌政变而失败,但它开始从媒介宣传向实践性传播的深层次转化. 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中国第二次宪政的引发因素.1905年开始,清政府先后派考察团去日美欧等国详细考察宪政.考察大臣陆续出版一些关于宪政的书籍,带动社会上一系列的政法书籍大量涌现,为宪政的促成推波助澜.

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正式颁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直到1907年才宣布筹备.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 《钦定宪法大纲》,迫于接连几次的国会运动,清政府宣布于1913年开国会,并立即组织责任内阁,但事后证明责任内阁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皇族内阁”.及至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的立宪方案宣告破产.

这一阶段,宪政思想的传播与实践明显扩大,其深度与广度远远超过前一阶段.主要得益于：1.留学生人数激增,其中留日大多学习政法,对国内的宪政运动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2.报刊宣传.有康有为的《万国公报》《强学报》等.又陆续出现了《国闻报》《新民丛报》《大公报》等几十种影响较大的报纸.还有留学生创办的《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一大批宣传革命的报纸.3.政治运动.维新运动引起了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关注宪政的第一个,清末立宪又带来了宪政思潮传播的第二个.而几次影响全国的国会运动将气氛推到了顶点.

二、宪政的论战及其初步实践

戊戌变法和“预备立宪”骗局彻底击碎了国人依靠改良来自救的梦想.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走到历史的前台来,以论战宣传和革命的方式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宪政行动战”.

(一)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阵地的宪政论战

伴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希望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以维护其利益.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他们也更希望中国能实行共和的制度.

思想观念的传播与实践总是离不开宣传推动.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关于“君主立宪”和“共和”的论战使宪政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大大促进其传播.辛亥革命前的十几年时间中,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康、梁为代表的立宪派论战持续不断.尤以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后为鼎盛.双方以《民报》与《新民丛报》为阵地,围绕“革命”与“改良”的话题展开大论战,直持续到辛亥革命爆发.对当时社会思潮的冲击和导向有非常大的影响.孙中山曾说：“自武汉发难,不数月而共和政治出见于东亚大陆,论者推原首功,咸以为数年来言论提倡之力,固矣![6]”由此可见论战之功.

(二)宪政思想的新实践――法律文本方式的传播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以《鄂州约法》为基础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规定行政权由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行使,参议院行使立法权,司法权则由法院独立行使.《临时约法》确定的国体、政体组织形式、人民权利等方面都体现了共和的宪政思想,是近代中国开始步入宪法时代的标志,也为宪政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的十余年中,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施宪标准的斗争,贯穿了民初政治.这也证明《临时约法》的公信力和影响之大.

三、小 结

从战争后的启蒙开始到辛亥革命,宪政思想的传播和实践,经历了由浅到深、由宣传到模仿实践的过程：1.在传播方式上,通过留学生和新式学校培养人才的带动,加上西学著作的大量翻译,报刊的大量宣传,宪政思想传播向更广和更深发展.接着,又通过几次政治运动、革命和《临时约法》加以实践,更进一步推动这一思潮的深入人心.2.就动力来说,历次宪政宣传和运动的出现,都伴随着外力因素的“挤压”.主观上,地主阶级欲图苟延残喘,资产阶级想要救亡图存,现实功利主义成为推动宪政的内在动力,这也是造成宪政这个“新生儿”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