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失衡与平衡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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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传播起始于国家产生,传播失衡也随之而出现,从早期的农业社会到中期的工业社会和今天的信息社会,传播失衡以新的面貌和变种形式不断演变和加剧着.由于客观存在的政治偏见、不可避免的经济控制以及自然导引的文化差异,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改变和绕过传播失衡,只能正确面对和积极克服.从哲学视角看,国际传播失衡是绝对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常态；而国际传播平衡则是相对的,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目标.国际传播只能是尽可能避免失衡、进一步接衡.

【关 键 词 】 国际传播；失衡；平衡；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赵雅文（1963―）男,汉族,辽宁省锦州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一、国际传播失衡的历史演进

(一)国际传播的发展过程

国际传播是指以国家和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的传播[1],它是阶级、国家出现之后的必然产物.国家出现之前传播活动仅限于部落、组织内部之间的小范围,只有国家的产生才使小范围的传播活动跃升为国际层次之上,因此国际传播的起始源头即为国家出现之际,可追溯到古代帝国时期.根据传播载体的差异,我们将国际传播划分为古代帝国、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为早期国际传播时期,后两个阶段为现代国际传播时期.每个阶段的特点如下：

第一个阶段古代帝国时期,以马匹、烽火、官文为传播载体,以维持统治和促进商贸为传播目的,以、旅行者、商人的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以及非和平的战争方式为传播渠道.

第二个阶段农业社会时期,以书信、史料、手抄本和印刷文字为传播载体,以传承文化和交流信息为传播目的,以商贸活动和外交为传播渠道.

第三个阶段工业社会时期,以大众报纸、通讯社-电报为传播载体,以传播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为传播目的,以扩张发展和移民流动带来的文化交流方式为传播渠道.

第四个阶段信息社会时期,以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为传播载体,以经济和文化为主的多元化功能为传播目的,以正式方式、民间自由方式以及四大媒体为传播渠道.

(二)国际传播失衡的演进

1.早期农业社会国际传播的失衡

在国际传播的历史发展中,早期属非大众传播和广义国际传播,由于传播技术相对落后,各国之间传播数量有限、传播速度较慢、传播影响力较小,因此各国之间所形成的传播差异也较小,在狭小范围内表现为低标准的平衡,然而从大范围上看“老死不相往来”的交往方式和超慢、落后的传播载体充分表明该时期是人类史上是最封闭、最失衡的传播.

2、中期工业社会传播失衡的产生1835年开始,欧洲三大通讯社―哈瓦斯通讯社、沃尔夫通讯社和路透社先后创办,于是迅速“控制欧洲信息市场,并开始跨越国界向殖民地扩张”[2],基本上主导了国际传播的信息流,这样国际传播中便开始出现了不平衡状况.应该说,这是国际传播失衡的起源,标志性事件就是1870年三大通讯社签订了旨在“瓜分世界信息市场”的“连环同盟”协议,在这个协议中,它们明确了各自的“领地”.(见表1-1).

3.现代信息社会传播失衡的加剧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影响力的扩大,国际传播的重要性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识和重视,具体表现就是加大了建立国际传播系统的投资力度和传播倾向性,如国际广播时期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和美国合作投资铺设了首条跨越大西洋的商用电报线；冷战时期美国之音对苏联与人权的大肆攻击和对我国抗美援朝以及“天件”的诋毁；多元化时期美国借911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报道打破了世界原有的政治格局和传媒格局.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传播失衡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特别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报道中,美国媒体与美国政府狼狈为奸,通过嵌入式的报道方式和失真式的虚假新闻把美国侵略者形象塑造为爱国、维持正义的化身,蒙骗了全世界的电视观众.

二、国际传播失衡的客观性

由于地球之广、国家之多、差异之大,因此国际传播失衡问题显得异常复杂.从传播动机和传播结果上看,有主观、故意造成的失衡,也有客观、无意导致的失衡,所以说传播失衡现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从主观和故意方面来看,一般是由政治称霸和文化侵略目的所引起,如美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即如此；从客观和无意方面来看,一般是由经济强势和民族立场倾向所形成,如西方六大传媒集团的国际传播即如此.（见表1-2）.

(一)政治偏见的客观存在性

在国际传播中,我们每每看到有些国家对他国的报道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如美国在报道中国事务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台湾问题和多边外交等百般指责,这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推行霸权的政治需要.实事求是地说,美国对近三十年中国的迅猛发展是相当嫉妒的,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稳定发展,不愿意看到一个主张和平与发展的中国在世界上崛起,它怕被中国超过,怕苏联解体以后一国独霸世界的格局被打破,怕中国与它比肩在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它大肆报道中国的人权、台湾和外交绝不是关心中国,而是别有用心,“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政治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国家提防中国的进步、遏制中国的发展强大,最近它所抛出的“中国威胁论”就是一个“精心策划”,其实背后隐藏的是“威胁中国论”.

从报道内容上看,美国总是选择一些国际上公认的十分敏感的话题来“说事”,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军事问题和腐败问题等恶意地、断章取义地抨击中国.从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对2000年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一项追踪研究数据中,我们清晰地看到美国媒体是如何利用它的政治霸权思想和强大的技术与市场优势在世界舆论中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妖魔化”报道的.（见表1-3）.

从表1-4中我们看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1635条报道中,正面报道仅为394条,占报道总数的26%,而负面报道高达1214条,占报道总数的74%,特别是关于台湾、人权和外交三个方面的报道达932条,占报道总数的56%.

上述表格和数据是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的单一“点”的显示,我们还可以从美国媒体对中国与日本两国报道的“横向”对比中看一下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政治偏见.笔者对美国《新闻周刊》2006年9月4日――12月4日的报纸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美国《新闻周刊》对中国的报道要多于日本,但是关于中国的报道中正面的仅有4篇,占到报道总数的23.53%,负面报道有9篇,占中国报道总量的52.94%；而对日本的报道中正面报道却有6篇,占报道总数的46.15%,负面报道只有1篇,仅占日本报道总量的7.69%.（见表1-4）.

上述所表现的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失衡报道,其实来自于他们给中国设置的政治议程,来自于他们背后不可告人的欲“破坏中国形象、达到独霸全球”的政治目的,比如他们的媒体报道把中国辽阳市当地估计2000--20000的工人人数夸张到20万,这充分说明美国的媒体及记者并不
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记者,而是为实现某种政治议程的社会活动家[3].

(二)经济控制的不可避免性

其实任何媒体背后都有一股力量,这种力量或是政治或是经济,中国媒体或者外国媒体,平面媒体或者电子媒体,概莫能外,只是有的表现明显、有的表现隐蔽罢了.而且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又是紧密相连的,有的时候媒体背后政治的因素往往表现为经济,经济的因素又表现为政治,这在美国媒体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和突出.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把世界上的媒体分成公营的、私营的和国营的三大类,美国媒体基本为大财团投资,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表现为典型的私有特征[4].由于美国媒体的这种特殊隶属关系,所以其传播的观点、视角以及倾向性往往受控于背后的财团,如在美国,NBC不可能也不应该在另一家媒体上批评它的母公司―通用电器,因为通用电器公司决定着的NBC生存及大腕主持人们的薪水,2001年美国联邦政府安全官员发现通用电器生产的飞机引擎有问题并担心这种问题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空难,这条新闻美国的几十家报纸进行了转发,但NBC的主持人晚间黄金新闻时间却拒绝播出这条肯定会影响自己和媒体效益与形象的新闻[5],这其实就是经济力量在后面所起的巨大约束作用.有时候较强的经济实力、经济动力、经济诱惑力会让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良心消失殆尽,会让一个媒体的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毫不顾及.这是无庸讳言的客观存在,这在全球市场化急剧发展、迅猛膨胀的今天表现得更为明显,今天在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激烈博弈的情况下,人们更多地表现为目光短浅和拜金主义,最终占上风的往往都是一个字“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钱”让一个富有前途的年轻干部铤而走险,丢掉了政治生命；在国际传播活动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钱”也让一个素有良好口碑的知名媒体放弃专业和原则而去播放或刊登虚假新闻和失真广告.

由于经济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性、经济在媒介传播中的支撑性作用,所以我们认为经济也是媒介传播的客观存在,因此由经济而导致的失衡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西方媒体大多为私有化体制,实行以赢利为最终目的的商业化运作,这种商业化竞争的运作给西方媒体带来了广电的频道（率）的增加、节目内容的生动活泼、经济收益的节节攀升和媒体技术的持续开发等一片繁荣景象,但同时也给西方媒体造成了较大的混乱,特别是造成了严重的传播失衡：（1）商业化运作动摇了原则、淡化了媒体的使命感；（2）商业化运作把服务对象转向了广告商,削弱了媒体的监督功能；（3）商业化运作使新闻节目走向娱乐化,将严肃新闻引入了歧途；（4）商业化运作使美国电视剧占欧洲各国70%市场份额,其它国家大量节目被拒之门外[6].

不仅如此,其实美国总统选举通常也体现的是背后几大财团之间的经济实力之争,所以有人也把美国的总统选举戏称为“钱举”.在美国,总统选举实际上就是党和共和党两党之争,而两党之争终归又体现为典型的“金钱选举”,即两党之间的财力“大比拼”.有人形象地比喻说“金钱是进入白宫的钥匙”,近几十年来美国当选总统或者是本家族为大资本家、大农场主、制造业巨头,或者是背后有几大财团的雄厚支持.所以我们说,有史以来政治与经济都是一对血肉相连的“孪兄弟”,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与此同时,针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媒体报道在美国也充分显示了它们各自鲜明的倾向性,其实这种情况下的媒体已无自己的独立可言,早已成为了某个政党、某个财团的“代言人”,它们的存在和目的就是“摇旗呐喊”,就是营造有利于该党的舆论.

关于经济对媒体的控制和影响,我们还可以从传媒业的兼并、收购和高度集中化的垄断发展过程中找到充分的证据.例如在美国,80年代有1700种日报、11000种杂志、9000个广播电台、1000个电视台、2500家图书出版公司和7家电影制片厂,其实这么庞大的媒介产业绝大多数在50家最大的媒介公司手中控制着[7].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媒体利用强大的经济基础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收购、兼并、联合和合资等集中化的“杰作”,如雷石东以收购维亚康姆、派拉蒙和CBS三步战略成功地成为全美国乃至全世界最著名的媒体巨头之一,紧接着美国在线、贝塔斯曼、新闻集团等也都以兼并和收购方式迅速壮大.

(三)文化差异的自然导引性

全世界共有200多个国家,地域之大、距离之遥、种族之异都决定并影响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人们的文化习惯与特征,也必然产生文化的巨大差异性,这种文化差异也必然反映、体现在国际传播活动中.

我们经常看到,由于文化差异导致不同国家对同一事物、同一事件不同的报道态度、视角和重点,甚至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对立性思想,如中美两国对“龙”的报道就有很大的差异,美国的态度通常是批判、贬斥的,而中国的态度通常是歌颂、称赞的,这种报道所产生的巨大差异主要是因为“龙”在中美两国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理解：“龙”在美国文化中被视为是一种可怕、避见的动物,而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尊重、神圣的图腾,这种文化差异导致了该项内容报道的严重失衡.

我们一度曾对美国的娱乐化对外传播原因迷惑不解,其实这里除商业化的经济追求之外,还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娱乐化的传播定位反映了美国民众的一向乐观、幽默的文化追求,反映了美国国家即将进入“休闲社会”的发展状态,也反映了美国文化的低俗化、商业化发展趋向.

近几年,娱乐化的文化趋势以其不可阻挡的潮流席卷着西方媒体,媒体在这种流行文化、视觉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影响下走向了宽松式、娱乐化,如美国以严肃著称的大报《洛杉矶时报》每天60―80版中的50%为纯娱乐性版面,其它通俗化小报娱乐化的比例就更大了,至于广播、电视和网络等电子媒体其娱乐频道或内容几乎都在90%以上.这就造成了一种间接性的传播失衡,即表现为有深度的、严肃性的新闻过少,而低俗的、娱乐性的东西过多.

这种文化的娱乐化在传播媒体中的失衡表现,也迅速地波及到了我们中国,如近几年我国的电视选秀节目迅猛增加导致主流报道、严肃报道和深度报道与通俗报道的严重失衡.其实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来源于美国的娱乐节目《美国偶像》,上海东方卫视的《舞林大会》来源于美国的《与明星跳舞》,这种娱乐文化的过度泛滥而导致的失衡遭到了国内众多专家、学者以及电视观众的谴责和深刻批判.其实我们也并不是绝对地反对或拒绝娱乐化电视节目,只是希望媒介要把握好娱乐的底线和娱乐化节目的比例,要使娱乐化节目与主流化（严肃性）节目比例适宜、交叉出现,这样才能对广大观众产生平衡性的、多元性的引导,使他们形成健康、向上、积极的价值观.

三、国际传播平衡的相对性

（一）真理相对性的启示哲学原理告诉我们：真理是相对的,真理永远无法达到而只能是越来越接近顶点,这对我们认识和理解传播失衡与平衡问题有很大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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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得知,传播的失衡其实也是一种常态,很多情况下也是不可避免的客观传播现象,因此我们要正确而积极面对；但同时我们又要把传播平衡作为媒介一种永恒的追求目标,通过我们的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技术和传播艺术等尽可能地减少传播的失衡产生,逐渐地将传播引向平衡或更进一步地接衡状态.

国际传播同上述道理相同,由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制度、媒介体制、经济状况以及文化背景差异很大,因此传播失衡在所难免.其实传播失衡是绝对的,而传播平衡是相对的,我们所说的平衡只是从纵向上相对于以前、或者从横向上相对其它国家、再或者是相对于某个时期与某项内容是平衡的,超此范围或者再往大背景里一放肯定又不平衡了.

(二)对立统一规律的体现

从哲学视角来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是在对立的矛盾冲突中逐步走向统一的,逐步达到平静与和谐的.国际传播也一样,从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传播视角和传播受众来看,这些要素之间处处充满矛盾、到处遭遇冲突,因此传播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由对立不断走向统一的过程.

首先从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来看,两者本身就是一对无法化解的矛盾,第一是两者的信息不对称,第二是两者的出发点不相同,第三是两者的追求目标不一致.比如,美国媒体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采取了大量的嵌入式、片面性、颂扬式的报道,从而导致了媒体与专业理想和受众期待的分离与矛盾,并引起了美国绝大多数受众和世界上众多国家受众的谴责和批评,这就是战争报道中对立与矛盾的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必然表现为传播的失衡.

其次从传播内容的供求来看,传播者所报道的与接受者所期待的一般来说很难完全吻合.在传播技术高度发达、传播渠道多元化时代,信息接受者对传播质量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他们已不仅仅满足于表面化的知晓信息,而是需要多视角、全方位、深度化的平衡性报道,因此他们往往对信息的真实度、深入度、表现度要进行比较,如2002和2003年的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报道,人们不仅希望从美国媒体上看到两国士兵的牺牲状况,还希望看到两国平民的伤亡报道,但由于这个议题不利于美国利益因此被了,于是便造成了受众的不满,其实这种传播内容的供求矛盾本身就是一种失衡.

最后从传播法规和约束上来看,媒体多数情况下是处于一种两难境地的矛盾之中.任何一个媒体其实都有自己的追求和定位,也都渴望着做得更专业、更富有社会责任感,但任何一个媒体无论是处在那个国度都没有绝对的自由,都是在“戴着镣铐跳舞”,都是在“刀尖上舞蹈”,这个“镣铐”或“刀尖”或者是政治、或者是经济,所有媒体都脱不开这两种东西的缠绕,美国媒体也不例外.我们平时常说美国媒体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是假象,美国媒体是最不自由的,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报道完全失去了自己,沦为美国政府的宣传工具.所以任何媒体都是处于受众与政府或财团的夹击之中,都是处于左右为难的痛苦矛盾之中,这种痛苦与矛盾是永恒存在的,只要阶级、国家和政党存在就永远不会消灭.

(三)审美距离说的感悟

接受美学和格式塔心理学原理告诉我们,美的产生是有前提的,即欣赏者和接受对象必须处于一定的距离范围之内,有距离才能产生美,有距离才能发现美.这一原理对传播失播与平衡现象的理解与认识颇有指导意义.笔者认为,欣赏者和接受对象的关系恰恰可以借鉴到媒体（传播者）与新闻事件之间的关系中.展开地说,就是在传播中媒体（传播者）与新闻事实既不能“超然”地离得太远又不能“功利”地离得太近,因为太远看不清事实,太近又看不到全貌,媒体必须要与新闻事实保持不远不近的恰当距离,这样才能使受众面前呈现出的新闻事件是真实的、本色的.

媒体传播的最高境界也是美,但美的前提必须是“真”,只有真的东西才是美的.媒体（传播者）与新闻事件的距离一旦失当必然导致事实的失真,而新闻事实的失真也必然造成传播的失衡.

在传播环境日益复杂、媒体越来越失去独立性的今天,我们很少能看到媒体与事件之间的适当距离,大多时候表现为距离过大或距离过小,距离过大的表现形式通常是媒体的“失语”,如在国际传播中最受媒体关注的往往是有关美国的、恐怖主义的、核实验的、伊拉克的新闻事件,而对那些诸如卢旺达百万百姓被杀、非洲艾滋病、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等方面的报道极少；距离过小的表现形式通常是媒体的“倾向”,如美国媒体对海湾战争的庆祝与陶醉、对苏联解体的嘲弄与暗喜、对中国进步的恐惧与仇恨.这种“失语”和“倾向”或是有意为之,或是无意造成,但总的来说还是有意的居多.

在媒体与新闻事件的距离把握上,做得最好的就是半鸟电视台,它的经验就是既不谄媚美国也不奉承卡塔尔,既“不是西方化的,也不是阿拉伯化,而是媒体的”[8],是绝对的中立立场,与双方保持相等的距离,既“敢惹”又“维护”,这种“不即不离”的境界带来比较公正、客观、平衡的报道,因此受到了全球6000万忠实观众的拥护和爱戴,其实这也正是它的成功诀窍.

注释：

[1]程曼丽. 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J],国际新闻界,2002(4)

[2]郭可. 国际传播学导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6),P14

[3][5][8]李希光. 畸变的媒体[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9),P143、144、305

[4][6]李良荣等. 当代西方新闻媒体[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2),P148-152、9-12

[7]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P132